100年前，魯迅把今年的9道高考作文題全寫了
1921年12月4日，魯迅開始在《晨報》副刊上連載《阿Q正傳》。那年1月他就寫過《故鄉》。
《故鄉》太含蓄優雅了，從1840年算起，中國已經持續焦慮了80年，那條希望之路好像並不是走得人多了，就自然能走出來的——總得有人站出來去指那個方向。
當然也是多年之後回頭看，我們才意識到1921年的中國（天津卷：紀念日；上海卷：時間的沉澱）在指路的問題上完成“正反合”：7月的建黨是“正題”，12月的《阿Q正傳》是“反題”，而“合題”的關鍵詞，是站起來。
一部《阿Q正傳》，是一部關於“侮辱”的小說，更本質的，是一部關於“御辱”的小說，而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毋寧說是討論“御辱方法論”的歷史。
在魯迅看來，“家奴”和“洋奴”是沒有分別的，所以師夷、體用或者洋務都沒有切中要害，魯迅要讓中國人先站起來說話。
這個問題之前不是沒有人想過，比如在康有爲和梁啓超看來，解放中國女性的“三寸金蓮”，也就解放了整個中國的生產力。
然後魯迅就默默的寫了祥林嫂：祥林嫂“手腳都壯大”，可是大腳的祥林嫂還是凍死了。
同樣是爲了實現理想，魯迅與康梁倒未必有什麼本質的不同，但顯然魯迅把這個問題又往前推了一步。（全國乙卷：追求理想的路徑）
後人都知道魯迅是棄醫從文的，所以你難說魯迅是生不逢時還是生逢其時。（北京卷1：論生逢其時）甚至即便是“從文”，“從”到要寫小說的程度，魯迅幾乎是冒了顏面掃地的風險。
那是一個小說和小說家都完全不入流的年代。讓魯迅這樣的大先生放下身段寫小說，理由只有一個：他真的要啓蒙，而白話小說只不過是一個在當時最合適的手段。
如果說“啓蒙”在那個年代是“可爲”，那麼“白話小說”就是魯迅的“有爲”。（全國甲卷：可爲與有爲）
魯迅開始創作《阿Q正傳》那年正好40歲，再往前推20年，也就是魯迅離家前往南京礦路學堂那年，他留了一首詩。據說這是魯迅現存最早的詩：
從來一別又經年，萬里長風送客船。我有一言應記取，文章得失不由天。（浙江卷：得與失）
魯迅在20歲的年紀，面對飄搖不可知的未來，在“立言”這件事上卻異常篤定，這種篤定，是他20年後創作《阿Q正傳》的根底，這種篤定，貫穿了他的一生。
因爲不計得失，魯迅的仗義執言才成了手術刀。比如他在《阿Q正傳》裡毫不客氣指出：“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這乍看起來與毛澤東1917年在《體育之研究》上的論述方向稍有出入，但事實上，這又是兩則足以作爲互文的材料：有了“站起來”這個前提，纔有“生而弱者不必自悲”、“吾生而弱乎”的發問。（新高考全國卷Ⅰ：體育之效用）
然而在魯迅的筆下，阿Q到最後也沒能站起來。“阿Ｑ要畫圓圈了，那手捏着筆卻只是抖。”阿Q是用了平生的力氣畫圓圈，他爲了怕人笑話，一定要畫得足夠圓。
魯迅終其一生也不肯在民族命運的訴狀上畫圓圈，即便他知道自己等不到民族復興的那天。而這，甚至再一次爲魯迅的“不計得失”做了註腳。
100年前的魯迅，在中國這個大描紅本上，用力的勾勒出了“人”字的模樣。那是一個大寫的“人”字。（新高考全國卷Ⅱ：描紅的寓意）
100年後，“人”字的鏤空已經被填滿，不偏不倚，不疾不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