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馬寇爾 以尊重爲根本 讓自己成爲橋樑
德、日混血，出身音樂家庭的準．馬寇爾，曾師事指揮傳奇傑利畢達克與邁爾，也曾受教於伯恩斯坦與小澤征爾，擔任過多個知名樂團的音樂總監，從基層做起的他，歷任多職、甚至歌劇院營運管理都有經驗。對指揮的工作，馬寇爾強調「團隊」的概念，他說：「交響樂是複雜的，當然好的樂團有首席可以帶領，但如果沒有，我就必須在短時間內有效地給予建議。放大到整個樂團，絃樂如何跟管樂、打擊樂連接？同樣的旋律要如何在各個聲部轉換，這就是團隊工作。」多花一點時間，依據每個樂團、每個場地，彈性形塑當下的美，到最後，「當他們盡情發揮時，就是他們自己的演出，而不是我了！」
帶着一抹微笑，準．馬寇爾（Jun Märkl）禮貌地點頭。在這被疫情迫使人們保持社交距離的現下，連握手寒暄都顯得奢侈。但訪談之前，他纔剛結束一個會晤，風塵僕僕地趕來。像是要彌補隔離十四天的時光似的，樂團替他排了滿滿的行程，那時，他新任國家交響樂團（NSO）藝術顧問的頭銜都尚未對外宣告。
學生時代，他就曾經遠從德國，經過幾個國家旅行到臺灣。這次，他去過了陽明山、大稻埕，看過了重要的劇院，欣賞了傳統戲曲、也拜訪重要舞團。對於建築物、大自然印象深刻，當然，體會最深的就是這片土地的人。從遇見的人們收集資訊，嘗試找到概念與策略，分析潛在觀衆所需，尋找概念與策略。他有感而發：「對很多歐美人士來說，東方都是一樣的！別說理解臺灣，要區分日本、中國、韓國、菲律賓等國家都不容易，甚至不可能。臺灣有自己的歷史、困難且複雜，但挑戰可能性，卻也是有趣的地方。」
我屬於某部分的中間
有這樣的深入的觀察，或許是來自於他東西方融合的背景。準．馬寇爾生於慕尼黑，父親是德國樂團首席，母親則是日裔鋼琴家。自小師從父母學習音樂，就讀德國漢諾威音樂院與美國密西根大學，曾師事指揮傳奇傑利畢達克（Sergiu Celibidache）與邁爾（Gustav Meier），也曾受教於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與小澤征爾（Seiji Ozawa）。近年來擔任過里昂國家管弦樂團（Orchestre National de Lyon）、萊比錫中德廣播交響樂團（MDR Leipzig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2007-2012）和巴斯克國家交響樂團（Basque National Orchestra，2014-2017）的音樂總監。對德奧系統經典曲目的詮釋備受肯定，在法國時期以精湛曲目及系列錄音，獲頒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目前累積錄音專輯超過五十張，最知名的作品包含與NHK交響樂團的全套舒曼交響曲實況錄音、與里昂國家管弦樂團的九張德布西專輯、及一系列聖桑斯和細川俊夫的作品。
「對於困難與複雜，我很習慣了！」馬寇爾笑着表示。的確，自小生活的環境在冷戰時期的邊界，經歷共產與資本主義的衝擊，加上德國與日本的混血，他不斷感受到衝突。「我屬於哪裡？這是我反覆詢問的問題。」曾經覺得困擾，但隨着年紀增長，他逐漸理解，自己根本無法完全歸於哪裡，而應該是「某部分的中間」。既然如此，他將自己當作橋樑，協助一方瞭解另一方。以「相互尊重」爲基礎，讓陌生的兩端有了連結。
德國與日本向來是一絲不苟與講究完美的民族，在兩者的教養下，會是什麼樣的成長？馬寇爾笑着透露，他名字的意思，完完全全就是父母的期望。原來“Jun”翻譯的「準」並非音譯，而是日文漢字轉變而來。母親來自於日本傳統的武士家族，注重教育與紀律。因此即使兒子生在歐洲，也決定讓日文的名字與美德並存在生命中。特別的是，他的兄妹這輩名字都是日文先、德文後，到了下一代，則轉爲德文先、日文後。這是他們銘記傳承的方式，同樣屬於兩者、又連結兩方。
同樣與生俱來的，還有音樂。馬寇爾以三個階段解釋：「第一，就是在母親子宮裡就開始接觸；第二，是三歲學鋼琴、四歲學小提琴。第三階段，就是不希望我成爲音樂家！」這個發展令人驚訝，畢竟父母親自指導音樂，而他也表現優異。只不過，走過才知道路途坎坷，雙親不願馬寇爾跟他們一樣辛苦。由於母親家族有很多醫生，於是他嘗試轉換跑道。經過相當嚴苛的醫學訓練，他取得了卓越的成績。從十六歲起，就實際操作緊急救援的專業。德國救護系統要求一次三個人行動，因此他從開救護車的第三助理開始，一直到最後成爲第一主導者。
那幾年經歷過的驚心動魄永遠忘不了，馬寇爾明白緊急救護的天命就是活在這千鈞一髮中，也明白自己有能力將病人從鬼門關拉回來。但是，就像學習音樂經過枯燥的練習，有時會覺得到底爲了什麼？直到懂得有能力貢獻聽衆的那一刻。對他來說，即使音樂不像醫學那樣解決人體的病痛，卻能建立正向經驗，留存美好記憶。「醫學仍是我生命中重要的經歷。」馬寇爾繞了一圈，證明沒有一條路是輕鬆自在的，包括自己的最愛。「音樂也並非全然是快樂的，那些廣大的悲傷情緒，都是作曲家將體驗寫進來的。看過人生，讓我更瞭解音樂。」
「團隊」就是他的工作宗旨
不過，究竟在什麼關鍵上，從鋼琴家變成指揮？馬寇爾認爲，孩子小時候都會想要像父母一樣，他也不例外，一心想要跟他們一樣成爲演奏家。他曾經一天花十四個鐘頭練琴，爲了想爭取多一點時間，他還躲在鋼琴下不出聲，等着被鎖在琴房裡面，在大家都走了之後出來繼續練。「然而，一個人演奏久了，我發現自己有些東西不見了！那些喜悅、分享在哪裡？」這時才感到向來鍾情的「團隊」想法，能在「指揮」中尋獲。
要成爲一位獨當一面的指揮，並不是學校畢業後就能夠登上舞臺。在德國，常需要從歌劇院的聲樂指導（coach）做起，爲芭蕾、歌手、小型室內樂排練，之後再進階負責小編制的樂團，逐漸可以登上舞臺排練，擔任助理指揮接觸大型樂團。當樂團的主要指揮排練時，助理就必須協助、趁機學習，期待能有上臺的一天。當運氣來臨，表現得好就得到更多機會，反之，恐怕夢想就結束了。馬寇爾就是前者的例子，從最基層做起，將指揮交響樂與歌劇視爲一體兩面，同時並行，歷經音樂總監、行政總監、甚至歌劇院營運管理都有經驗。即使現在已經不需要做這麼多事情，也能夠清楚計劃的全貌。
對於指揮的工作，馬寇爾不只一次強調「團隊」的概念。舊時代的模式，就是指揮主導一切，團員僅擔任執行的工作。然而他卻認爲「指揮跟權力絕對無關」，全部聽命於一人乍看之下很有效率，但那不是他追求的目標。「身爲一位指揮，我必須啓發團員，讓他們知道樂譜的背後是什麼。」因此他總是先從樂譜外找到作曲家、風格、知識等資料，取得大方向。排練時，他喜歡從聆聽開始，從雙簧管的聲音品質、法國號的片段、絃樂的語法……將臺上音樂家迥異的傳承、國籍、年紀等材料，順勢揉合成一致的精神。
他說：「交響樂是複雜的，如果是獨奏就不太有問題，但例如絃樂聲部，卅人可能有卅種聲音。當然好的樂團有首席可以帶領，但如果沒有，我就必須在短時間內有效地給予建議。放大到整個樂團，絃樂如何跟管樂、打擊樂連接？同樣的旋律要如何在各個聲部轉換，這就是團隊工作。」這也許會多花一點時間，但是依據每個樂團、每個場地，彈性形塑當下的美、自身的美，那才能顯現現場演出珍貴之處。在指揮的整理下，樂團聲響瞬間變化，不但音色統一、樂念也統一。當彼此之間散發出滿意的笑容時，就知道爲什麼他喜歡這麼做的原因。到最後，「當他們盡情發揮時，就是他們自己的演出，而不是我了！」
來過臺灣 又回到臺灣
在世界各地工作，馬寇爾排解壓力的方式，就是公路旅行。只要有空，他就會將他的露營車運到各地，展開一段長期的野遊。車上可以裝滿物資長達兩週到一個月不需補充。喜歡野生動物、大自然的他去過非洲、橫渡沙漠，一個人像是探險家一樣尋求刺激，又如同流浪者般地放逐自我，屬於個人的時間與空間，何其自由自在。來到臺灣，他也開始構想開車到東部海岸度假，但幾天的忙碌下來，他才意識到這裡交通太方便，開車到處遇到人。況且，在臺灣一個月的征途，恐怕要環島好幾圈。
從小在德國長大、有着多元文化的家庭，再加上旅居法國十年，以及各大城市的演出，馬寇爾能夠以六種語言與人們交談。說到這，他謙虛地表示對這些語言的掌握程度都不一樣：德文、法文、英文流利，義大利文很好，日文與西班牙文排最後。這結果啓人疑竇，難道日文不是他的母語之一？殊不知母親並未教導他。「母親很小就被送出國，爲了適應環境，她刻意只說當地的語言。後來決定留在德國並且建立家庭，擔心孩子可能無法學好兩種語言，於是更沒有機會說日文。」但語言是進入文化最好的鑰匙，爲了瞭解日本，他進了語言學校學習日文。到目前已有一定水準，也懂一點漢字的書寫。最近正在想，什麼時候可以有勇氣去學中文。
馬寇爾第一次來臺灣指揮NSO是二○一八年，事實上也只有那一次合作，但唯一一次就令人印象深刻。代理首席鄧皓敦說：「團員對指揮的排練是敏感的，我們大概半場排練就會知道好不好，三、四天加上音樂會就會更清楚。」法國號助理首席黃任賢則說：「有些指揮比較強勢，但他並不強迫我們改變什麼。他的排練很有效率，能在短時間抓到重點。對團員來說，有些困難的樂曲會讓演奏者畏懼，但他來帶會讓人感覺變得容易許多。」在衆人期盼下，馬寇爾終於接下藝術顧問重任。他點頭答應的關鍵何在？馬寇爾給了一個調皮的表情，像是想沖淡一點拘謹的氛圍，卻又不自覺將手指拖着下巴嚴肅地思索。「這題我要小心回答！」說完，又笑了。
不像一般西方人那樣熱情，馬寇爾略帶靦腆地說：「最重要的是我必須要愛這個樂團。」緩慢爬梳出來的話語，使得立場更爲堅定。「第一，樂團水準相當好、具有潛力。第二，臺灣人非常友善、易親近，有開放的思想。第三，這裡有豐富的文化可供發揮。第四，你們很幸運擁有完整並彈性的行政體系。最後，最重要的是我從大排長龍的演前導聆、演出的反應等知道觀衆水準好，求知慾也高。」短短的時間內能夠理出頭緒，可見他對這個問題有過審慎的思考。不僅如此，從言談間更驚訝地發現，他對於樂團近期的發展策略與節目製作都有所涉獵，也對未來有初步規劃。
希望連結各種視野 挖掘各種可能
儘管交響樂從西方開始，馬寇爾總是希望連結各種視野進入製作當中，不論是歷史、文化、大自然、藝術形式等，都是他取材的對象。對於歌劇製作、音樂家培育有一套思維，對於跨界演出的點子也開放建議。在國外，他已有許多與影片、數位、燈光藝術等合作的成功案例，挖掘劇場可能性。在臺灣，他如同找到寶藏一樣喜悅，亟欲一顯身手。只是，最令全球措手不及、也最難以克服的疫情下，即使臺灣控制得宜，音樂會能夠正常舉行，但樂團該如何國際化？仍是一大難題。未知他已想過解決辦法——可以嘗試整合大型企畫，邀請國際樂團加入，依靠錄音與網路的無遠弗屆開啓大門，將樂團的名聲跨越邊界邊界。「藉由新媒介的靈活運用，準備多一點可行性，A計劃不行就換B計劃，B計劃失敗就換C計劃……總能夠找出一條最適當的路。」
一樣地以你的角度出發、一樣地爲你想方設法。馬寇爾試圖做的，又是一端通向另一端。以自己爲橋樑、爲溝通的管道，這不僅是他的人生，也是他的信念。
歷程宛如諜對諜 NSO尋訪藝術顧問大揭密
「能夠請得到馬寇爾，樂團簡直像中了樂透！」NSO豎琴首席暨本次團員代表之一解瑄轉述國外音樂家友人的比喻興奮地說。畢竟，馬寇爾是國際樂壇的重要人物，音樂會全滿，連邀請來臺客席都難有空檔，何況是長期的合作。巧合的是，當時臺灣周圍的幾個樂團如首爾愛樂、新加坡交響樂團、馬來西亞愛樂全都懸缺音樂總監，因此多了競爭對手，更增加了遴選的困難。幸虧疫情的影響，打亂了馬寇爾的行程，也給了NSO意外的機會。
NSO音樂總監候選名單的產生有三個方式，分別是團員推薦、董事會推薦及自行報名。樂團在獲知上任總監不續任後，即啓動遴選作業，由演奏員委員會召集聲部首席，再將討論結果於團員大會中報告，經過全體團員投票選出三至五位人選送至董事會。遴選小組成員包括董事會三位代表、外部專家兩位，而團方則由兩位樂團首席加上兩位團員代表參加，由以上人員接續隨後程序。
團員代表黃任賢說：「我們非常慎重！團員們對有些指揮很有印象，但有些人不太確定，所以我們調了表演藝術圖書館的錄影、也請樂團辦公室準備資料。」在決定初選名單之後，小組們就會開始與候選人接觸，打探可能性。爲了準確性，團員們打聽候選人所在，飛了數趟前往親自面談。回想當時前往馬來西亞找馬寇爾「喝咖啡」時，一來不能透露來意，二來也要避免觸動馬來西亞愛樂的敏感神經，過程可說是諜對諜。鄧皓敦說：「我們只能問他的未來規劃、請教他對經營樂團的理念等等，在閒聊中觀察。」黃任賢也說：「幾位候選人所在的樂團都有我的朋友，所以我也順道約他們出來吃飯，從團員角度聽聽他們的意見。」倒是馬寇爾事後得知來意笑着說：「他們問了我東亞合作的想法，我覺得很合理，也認爲有能力來協助。」在臺灣宣告他爲藝術顧問不久，馬來西亞愛樂也宣佈聘任他爲音樂總監，事實證明在他們接洽之際，馬來西亞愛樂早已捷足先登。
分別與所有候選人接洽後，遴選小組則依據回報展開投票。無庸置疑的，馬寇爾不但是最初團員的首選，也是遴選小組的第一名。訪談間，鄧皓敦與黃任賢不只一次強調董事會對團員意見的尊重與信任，促成了最後結果。再度邀約，終於以藝術顧問的模式說服了馬寇爾，讓整個過程圓滿落幕。（李秋玫）
本文作者:李秋玫
《PAR表演藝術 12月號第3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