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鄒驥：實現1.5℃溫控目標仍有希望，技術與融資模式創新和國際合作是關鍵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繳翼飛 巴庫報道11月24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九次締約方大會（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閉幕，最終設立了到2035年發達國家每年至少籌集3000億美元的資金目標。然而，如何在未來十年內實現1.5℃溫控目標，如何解決氣候融資和技術創新瓶頸，仍然是全球各國面臨的巨大挑戰。
在這一背景下，如何推動氣候融資的有效流動？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成功經驗能爲全球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哪些借鑑？未來十年，又該如何應對氣候危機，實現全球1.5℃溫控目標？對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會上專訪了能源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兼中國區總裁鄒驥。
鄒驥強調，全球氣候行動的實現依賴於政治共識、資金流動與技術創新的深度融合。儘管目前面臨挑戰，技術進步和市場力量依然是推動綠色轉型的希望所在。COP29作爲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一步，爲各國提供了聚合力量的機會。1.5℃溫控目標在未來依然是有希望實現的，全球合作、技術與融資模式創新將是走出這條充滿挑戰的低碳發展之路的關鍵。
《21世紀》：今年COP大會最終通過了氣候融資新集體量化目標（NCQG）。您認爲後續如何在現實中實現充分的融資？
鄒驥：聯合國爲各方提供了一個暢所欲言的平臺，各方需要認真傾聽發展中國家對資金援助的呼聲，並以實際行動迴應。同時，討論資金問題不能只侷限於聯合國框架下的承諾金額，還要着眼於現實中真正需要的數萬億美元資金流動。
現實中的資金問題，我認爲可以分爲三個路徑：
第一個路徑是公共資金。公共資金是《巴黎協定》談判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各國承諾的氣候資金。在此之外，還有一些常被忽視的資金來源，例如發達國家的海外開發機構，以及中國的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此外，各國政府也通過多邊開發銀行，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提供大量公共資金。公共資金在氣候融資中不可或缺，具有引導作用，可以撬動更多的私人資本。
第二個要特別強調的渠道是多邊開發機構。多邊開發銀行（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氣候資金流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它們依賴現有國際金融體系，與主權資金密切相關，並通過金融安排推動氣候融資。
第三個渠道是資本市場，其中涉及綠色低碳技術（如太陽能和電動車電池）的貿易與投資。這一領域的資金流動既包括私人資本，也涵蓋國企等大型商業資金，關鍵作用在於撬動和引導私人或商業資金流，推動向低碳經濟的轉型，併爲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適應和減緩的支持。
總體來看，解決氣候融資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通過公共資金撬動引導私人或商業資金流進入能源轉型領域，從而形成一個既滿足發展中國家需求，又可持續的融資體系。
《21世紀》：中國在可再生能源利用上實現了成本的大幅降低，請問中國的成功實踐對廣大發展中國家有哪些可借鑑之處？
鄒驥：中國的成功實踐具有獨特性，其中最顯著的特點是超大規模市場的效應。目前，全球只有中國、美國和歐盟能夠有效構建統一市場，而未來一些新興經濟體或區域聯盟也可能跟上步伐。
中國取得成本優勢的原因可以歸納爲四點：一是規模經濟。通過大規模生產，可以將最初的單位成本平攤到較低的範圍，爲可再生能源技術的低價化奠定了基礎。二是中國完備的製造業和相對完善的供應鏈。任何關鍵部件的短缺都能在短時間內解決，這種高效的產業協同極大地降低了生產成本。三是完善的基礎設施。由於基礎設施優越，綠色技術相關的企業在國內可以享受良好的環境，比如穩定的電力、便利的交通和優秀的通訊網絡基礎設施，都進一步降低了技術開發和生產的成本。四是豐富的工程人才。中國2022年以來有超過1000萬高校畢業生，其中包含大量的工程類人才，爲綠色技術產業提供了持續的支持，是許多國家無法比擬的優勢。
在推動全球範圍內綠色技術低價化的過程中，完全複製中國模式可能不現實，但還是可以通過以下方式共享中國的成功經驗和優勢：
首先是要開放市場，降低貿易壁壘。當前很多國家面臨着技術昂貴、施工能力有限或產品有限的困難，中國可以在這些方面爲全球低碳轉型作出貢獻。中國企業以合理價格將風光等產品賣出，交給市場，市場會尋找到均衡的定價解決辦法。具體的市場均衡問題不需要政府親自解決，只要有便利、自由的投資貿易技術政策就可以解決，加關稅只會阻礙氣候目標的實現。
其次是加強國際合作，促進產業鏈本地化。中國可以與目標市場合作，通過技術轉讓、合資企業或直接投資的方式，在當地建立生產設施。這種模式不僅能夠降低物流和服務成本，還能創造就業機會，增加當地財政收入，實現利益共享。通過這樣的合作，利益就會發生重新分配。
歷史證明，這種商業模式行之有效，具有多贏特徵。中國加入WTO以來，與全球相關企業合作的經驗表明，開放的市場和共贏的合作模式能夠促進多方收益。如今，中國的電動車及電池產業也正在歐洲部分國家展開類似的合作模式。這種基於市場規律和實際需求的合作，可以有效推動全球綠色低碳轉型。
《21世紀》：未來十年是應對氣候危機、實現1.5℃溫控目標的關鍵窗口。據測算，全球實現1.5°C目標的碳預算已經消耗了80%。國際能源署（IEA）近日發佈報告稱，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雖然持續增長，但以目前的進度仍不足以實現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設定的目標。您認爲這一目標還是切實可行的嗎？全球能源結構是否能適應這一轉型速度？
鄒驥：關於實現1.5度目標的實現難度的爭論由來已久，目前我們只能做到最好，然後寄希望於後續的技術迭代、新科技和產業革命。未來幾十年會發生什麼？我們看到的Better Available Technology，在過去的十年裡面，光伏成本減少了大約百分之八九十，電動車異軍突起。並且當前風光產業革命尚未完成，還有非常多提升的空間。
需要注意的是，電解槽、熱泵，以及綠氫制綠醇、綠氨等技術正進入規模化階段。航運和航空用綠色燃料，以及工業領域的清潔燃料，也逐步顯現出產業化的前景。在這些趨勢的推動下，無法輕易斷定“可再生能源三倍增長”或“實現1.5℃目標”是不可企及的任務。
歷史經驗表明，人類的想象力常常落後於現實發展的進程。儘管困難重重，但技術進步的潛力和產業革命的速度仍然讓我們充滿希望。
《21世紀》：作爲更新各國2025年國家自主貢獻（NDC）之前的最後一屆大會，您認爲COP29扮演何種角色？COP29會給中國的NDC更新帶來怎樣的影響？
鄒驥：COP29是COP30的必經之路，也是全球氣候治理的重要積累階段。雖然被稱爲“小年”，但這一屆會議至關重要。任何一屆氣候大會的缺席都可能影響未來的“大年”成果。
COP29的首要任務是形成政治聚合力。無論目前地緣政治局勢如何，各國都需要攜手維護《巴黎協定》這一多邊平臺，同時確認如期實現NDC目標的政治意願。這種政治方向和共識的確認，是COP29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對於中國而言，NDC的意義不僅在於對國際社會的承諾，更在於發出強烈的市場信號，爲綠色低碳轉型創造需求。這種信號將能夠增強研發者、投資者和企業的市場信心，推動綠色低碳產業的發展，爲低碳技術、產品和服務創造了廣闊的市場空間，推動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就業增長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