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中央提出“兩個循環” 真的不是這個意思
“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隨着中央政治局會議將此定調爲中國經濟打“持久戰”的應對之策，各方對“兩個循環”的討論不斷升溫，但同時也出現一些理解上的誤區。如“國內大循環爲主，意味着對外開放轉向“房地產刺激經濟或再現”等。
中央提出“兩個循環”，是這個意思嗎？
內循環絕非停止開放
面對複雜外部環境，國內大循環被置於“兩個循環”的主體地位。有聲音認爲這標誌着中國經濟將閉門造車，“停止開放向內轉”。
“這並非閉關鎖國、主動脫鉤，而是要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中銀國際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對此並不認同。相反，他指出此舉正是着眼於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走向制度型開放，打開國門搞建設。
管濤分析，2013至2019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美國零售和食品服務銷售總額之比上升了18個百分點，升至80.6%，國內市場具有較大增長潛力。爲此，要繼續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在“引進來”的同時“走出去”，在“穩出口”的同時“擴進口”，打造中國“世界工廠+世界市場”的國際分工合作新定位，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提高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性和競爭力。
“內外循環不是兩個閉環，它們是相互聯通的。”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執行副院長董煜也向中新社國是直通車表示，擴大開放正是聯通“雙循環”，甚至破解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難題的主要抓手。儘管當前環境下經濟外循環面臨一定挑戰，但中國仍將努力促其暢通，一方面繼續擴大出口，另一方面通過擴大進口來帶活國際上一些市場主體的信心，爲世界經濟作出貢獻。
事實上，中國已多次強調，並用行動展現國內國際雙循環在邏輯上的不可割裂。近期，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穩外貿穩外資工作的意見》，就釋放出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明確信號。
京東數字科技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稱，“兩個循環”事實上對中國對外開放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將充分利用國內市場巨大潛力，進一步對外開放，吸引跨國企業投資、保持產業鏈完整性，推動全球化進程。
內需支撐經濟有底氣
在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全球市場萎縮的外部環境下，國內大循環指向擴大內需。但也有質疑稱，疫情衝擊下內循環爲主無法對中國經濟形成有效支撐。
對此，沈建光認爲，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從國際環境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持續深化，經濟全球化自2008年以來腳步就在放緩，近年來甚至停滯、倒退，貧富差距拉大導致西方政治經濟政策民粹化越發明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則加劇了上述進程，中國面對的外部形勢越發嚴峻。另一方面，儘管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但中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具有多方面的優勢和條件。
如其所言，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已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供應體系，以及形成超大規模消費市場的人口及財富基礎，總體具備了以國內經濟循環爲主體的條件。
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內需逐漸成爲中國經濟主引擎。據統計，2019年，中國外貿依存度爲31.9%，較2012年回落了13.5個百分點。去年，消費對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7.8%，成爲拉昇經濟的重要內生力量。
“擴大內需是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的核心要義”，管濤指出，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就是要發揮好中國本土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經濟率先復甦的優勢，更好發揮國內產業門類齊全、市場潛力廣闊的優勢，穩住企業和就業基本盤，降低外部衝擊帶來的挑戰。
同時，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爲主線，堅持以改革開放爲動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維護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大局，爭取對外交往的主動。
不會重回短期刺激老路
面對艱鉅的經濟復甦任務，市場出現一種聲音，認爲如今新產業新動能尚不足挑起經濟復甦大梁，房地產刺激內需的老辦法可能不得不用。
但從近期官方釋放的信號來看，未必如此。
對於下半年樓市，政治局會議已經定調，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央行發佈的《2020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亦指出，堅持不將房地產作爲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堅持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的連續性、一致性、穩定性，實施好房地產金融審慎管理制度。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注意到，近期財政、貨幣等宏觀政策呈現兩大特點：一是橫向方面注重結構影響，精準滴灌，引導社會資源支持實體經濟，關鍵是保民生、保就業；二是縱向方面強調跨週期設計和調節，避免短期需求刺激以加劇中長期失衡爲代價。
“這兩個維度都要求堅持房住不炒，擴大內需不能靠拉動房地產需求，因爲房價和信用相互促進，短期看似乎擴大了內需，但高槓杆風險不可持續。”彭文生說。
不靠短期強刺激，打通國內大循環靠什麼？專家給出的答案是：改革。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內循環”爲主體，更多是要改善供給端，這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輔相成。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地位必須提升，尤其要增強高端供給能力。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指出，疫情提供了一個倒逼中國經濟改革的機會窗口，要更加註重依靠改革來激發市場潛能。比如加快落後過剩產能和殭屍企業出清，把沉澱的生產要素配置到更有效率領域；營造依法平等保護民營經濟產權的市場環境，激發民營企業投資熱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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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黃奇帆看來，與全球化發展的大勢相比，單個國家、個人發出的“脫鉤論”註定將只是一個插曲。中國應將目光放長遠，籌劃更深層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開放，加快形成內循環爲主體、雙向循環互動的良性格局。
美國政府不顧經濟規律強行“甩鍋”
研究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首先要研究的是美國目前的社會經濟格局。目前美國社會有三個特徵，第一是滯脹，第二是民粹主義，第三就是政客“甩鍋”，將矛頭指向中國。在這種情況下，對中國的各方面脫鉤的措施也越來越具體，內容越來越豐富。
具體來看，目前，美國在貿易合作各個方面欲與中國脫鉤的跡象越來越明確。在投資方面，美國在中國的企業被要求撤資，中國企業到美國進行投資收購也受到各種阻攔。兩國之間的各種商業性談判也已擱置。資本市場方面，美國正在從200多個赴美上市的中概股中“挑刺”，而新的中國企業赴美上市也變得阻力重重。金融業務方面，美國的銀行和保險公司不能爲中國企業提供融資貸款或保險保障服務。此外，已有“切斷中國或香港進入美元結算市場渠道”的聲音從美國輿論場中傳了出來。
“美國的金融企業、工商企業，會不會遵循這些政客的指揮？可以說80%到90%是不會的。美國幾千家外資企業在20多年間一直在中國投資，去年的營業額達7000億美元，利潤達500億美元，銷售利潤率在7%左右，效益各方面都很好。”黃奇帆介紹, “能夠指揮企業家的，不是特朗普，是市場，是資源優化配置的效益導向。無論在過去還是未來，經濟規律都在長遠地起着作用。”
黃奇帆強調，對付中美貿易摩擦或者“脫鉤論”，應該始終堅持4個原則：第一，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第二，保持定力，增強信心。第三，守住底線，靈活應對。第四，抓住關鍵，補齊短板，做好自己的事。
黃奇帆認爲，人類經濟社會發展有幾個大趨勢不會改變，更不會因爲短期內的政策行爲或個人意志而出現顛覆性的變化，具體表現在下面5個方面：
第一，是全球化的趨勢。全球化是經濟規律造成的，是人類幾百年資源優化配置的產物，各國家市場之間的交換活動孕育了全球化的趨勢。在這個意義上，全球化可能在一段時間被逆轉，出現各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但總趨勢不會變。“我認爲，今後的10年至20年中，全球化的格局會出現變化。疫情也許會催生二、三十年後形成的權利切換，會出現多極化的全球化；美元可能不再獨霸全球，美元、歐元、人民幣、日元、英鎊等貨幣各佔一席之地，催生多元化的全球化，這會是一個趨勢。”黃奇帆說。
第二，世界經濟東移的趨勢不會變。過去四五十年間，世界經濟出現了東移亞洲的趨勢。1980年，亞洲各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的20%，如今已達到全球的37%左右；如果每10年增加4至5個點，再過30年就會達到50%，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其中，中國的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目前在亞洲經濟總量佔全球37%的情況下，中國經濟總量已佔了全球的17%。黃奇帆認爲，再過三十年中國經濟規模將繼續增長。
第三，新一次工業革命的發生。“工業革命不斷讓人類從困境中跳出來，走上新的平臺、新的道路。”黃奇帆稱，“現在已經到了智慧化工業革命的時代。最近幾年這個時代纔剛剛開始，今後幾十年，智慧化工業革命將真正能夠把衰退中的全球經濟從困境中帶出來。”
第四，中國更深、更高層次的改革開放趨勢不會變。今年3月份中央出臺了五大要素市場改革，這實際上是一個更深層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措施。今年5月份，中央又發佈了關於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意見，提出了新的改革目標和措施，所以這個趨勢是不會變的。
第五，中國經濟具有強大的增長潛力，但這種增長潛力必須在內循環爲主體、雙向循環互動的格局推動下，才能引領中國走向強國之路。
推動開放格局下的內循環建設
“任何一個強國一定是內循環的經濟佔GDP的80%以上，外循環的經濟佔20%以內，美國如此，德國、法國、英國、日本亦如此。”黃奇帆介紹，“上世紀80年代起，我國提出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一個外循環模式，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競爭優勢，形成了一個適合當時的發展戰略。隨後，整個國家的外向型經濟發展越來越快，到2006年一度達到65%，隨後逐漸減少至現在的32%。”
黃奇帆明確， 實際上倡導內循環不是短期針對疫情或者國際脫鉤背景而提出的。想要成爲世界經濟強國，中國今後幾十年必須奉行以內循環爲主體的發展戰略，這對中國的發展非常重要。
“現在的內循環絕不是封閉條件下的內循環，也絕不是計劃經濟的內循環，而是在開放格局下的內循環，是開放和內循環內外循環互相支持的一個概念。”黃奇帆進一步釋義。如今要做的，就是打破各級領導幹部及企業家幾十年間形成的外循環工作慣性，重新審視創新、投資、消費對國民經濟的意義。
黃奇帆認爲，首先要看創新。做技術創新、商務模式創新，這種創新帶來的生產力發展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將是生生不息的動力。所以內循環爲主體，要更加鼓勵各類企業、各類研究單位進行創新。
其次，要看企業法人的投資動能。“如果一個地方淨資產原來有1萬億元，今年的利潤有3000億元，這些利潤如果滾存到了投資當中，成爲新一年的淨資產，說明企業家對未來充滿信心；相反，如果這個企業家3000億元利潤轉移走了，沒有滾入淨資本，且1萬億元淨資本還減少1000億元，說明這個地方投資環境有問題，或者發展預期不到位，大家開始轉移支持了。”黃奇帆舉例說明。衡量內循環是否成功，一定要看一個社會總的淨資產，而不是看總資產。
最後，看老百姓的消費能力。“怎麼樣才能讓我們4億中等收入人羣增加收入，增加消費能力？怎麼讓我們農村的6億低收入羣體數量減半，從而增加內循環的需求和消費？總之，內循環的發展有方方面面不同的座標，那麼把這些工作都做好，就會逐漸變成巨大的發展動力。”黃奇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