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網》朱志羣從草根視角看中美（餘東暉）
2022年朱志羣（右一）在布里斯班訪問時拜訪澳洲草根和平組織負責人討論中美澳關係。（圖／朱志羣提供）
朱志羣研究國際關係起步較晚，屬於半路出家。1984年，朱志羣考入上海外國語學院英語系，1988年作爲上海市高校優秀畢業生留校任教，同時兼任接待外教和外籍專家的外事秘書。當時唸的是莎士比亞、狄更斯、馬克吐溫等，到美國讀研時纔開始念柏拉圖、蘇格拉底、霍布斯等。1991年，朱志羣應聘到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擔任新聞文化事務高級助理，做了整整三年。他說，對中美關係或者國際關係的興趣是從那個時候才真正開始。
1994年，朱志羣赴美留學，第一站就落腳於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附近小鎮的滑石大學，進修英語研究生課程。從此，朱志羣在美國求學、工作和生活都在「小地方」。1995年開始在印第安那州立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1997年開始在南卡羅來納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2003年到紐約上州漢密爾頓學院工作；2008年到賓夕法尼亞州中部小鎮路易士堡的巴克內爾大學任教，這一干就將滿16年。
從中國的大都市來到美國小城鎮和鄉村，朱志羣覺得這些地方環境優美，民風淳樸，讓人感到親切。他直言，喜歡這些小城鎮遠勝於大都會。漸漸地，他也習慣於更多地從小地方、從草根基層、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觀察美國外交和中美關係，雖然也沒有放棄宏觀視角。
朱志羣發現，其實國家利益這些國際關係的概念，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似乎比較遙遠。但中美之間老百姓的相似點很多，尤其是小地方的老百姓，都很重視家庭，重視孩子教育。業餘時間，父母大都陪小孩子去打球踢球，鄰里關係密切，互相彬彬有禮，社區也很安全。
「1994年到了美國以後，我開始跟這些小地方的人交流，哪裡有那麼多矛盾？普通老百姓根本沒空關心別國的什麼人權問題，他們關心自己的生活，關心小孩教育、醫療保健、通貨膨脹等具體問題，與政客們誇張講述的那些東西完全不一樣。」朱志羣說道。
由此，朱志羣樂於與美國普通人交朋友，與一些美國草根組織建立聯繫。包括一些民間和平組織，從下而上地發出理性處理美中關係，維護世界和平的聲音。他說：「雖然草根很難影響美國的決策，現在美中關係總體氣氛也不好，促進美中關係的工作更難做，但是我們在小地方還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目前他還擔任由美國知名和平活動人士成立的「理性美中政策委員會的指導小組」成員。
與新一代旅美華人國際關係和政治學者開始更多地從統計學量化角度、以模型推導來研究國際關係，或更多地開始研究中國內政和美國公共政策等議題不同，作爲90年代早期來美留學的中生代華人政治學者，朱志羣稱自己比較「老派」，還是喜歡從歷史和文化的角度研究中美關係，做田野調查，更多地關注普通人、草根階層。
三十年對比 感受中美變化
從上海到美國，30年今昔比較，讓朱志羣明顯感到美中關係變化的有三件事：1990年代初，朱志羣在美國駐上海領事館服務時，其工作之一是接待來訪的美國國會代表團。那時中美關係雖然從1989年的低谷中有所回升，但矛盾很多，美國國會每年就中國人權與貿易最惠國待遇問題爭吵不休。即便如此，基本上每個月都有美國國會議員或者助理代表團去中國訪問。反觀現在，除了2023年10月有個參議員代表團訪華，美國議員四五年都不去中國。很多對華強硬的美國議員不願意去實地瞭解中國，不願意去面對中國崛起的現實，這是很大的問題。
1993年4月，打開美中關係堅冰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最後一次訪華。在21年前發表《上海公報》的錦江飯店，朱志羣現場近距離聆聽了尼克森的感言。尼克森表示，他很高興當年做了正確的決定，做了正確的事情；美中關係儘管有矛盾，但希望這個關係能繼續深化。朱志羣感覺，當時的美國很自信、很開放，包括美國國務院每年都邀請中國各界精英訪美。而現在美國變得不那麼自信、不那麼開放了，包括被川普政府關停的對雙方學者交流有益的富布賴特專案至今尚未恢復。
1994年來美國後，朱志羣有個美國朋友是退伍老兵，住在紐約上州。那時朱志羣常去參加那裡的退伍軍人俱樂部舉辦的聯誼活動。他說，這些退伍軍人根本不像人們想像中的那麼「鷹派」，看見他時，這些退伍軍人都非常客氣，沒有人喊打喊殺，都是在講兩國如何和平共處。反觀現在，居然有民調稱大多數美國人支持美國爲臺灣而與中國開戰，不知道這種民調是怎麼做出來的。他感嘆，現在整個民意被政客和媒體帶壞了，整個大氣候變了。
朱志羣表示，草根組織在促進和平、反對戰爭方面有一定的影響力，還是應當繼續跟草根組織多交流。這種交流對他個人思考和研究也有很多啓發。他希望美中雙方多關注共同點，不要在無法調和的矛盾分歧上爭得你死我活。
朱志羣指出，即使在雙方有分歧的貿易問題上，從草根的角度看，其實也有很多共同點。比如美國中西部農民，他們更關心的是大豆、豬肉、雞翅能不能賣到中國去，而不是像某些政客坐在辦公室裡，閉門造車，想像着美中要打仗了，甚至說出中國大蒜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笑話。他希望美國的議員和官員們能夠深入基層接地氣，去了解普通老百姓真正關心的是什麼。
從權力轉移 研究中美博弈
2008年，朱志羣到巴克內爾大學擔任東亞政治講座教授。一年後歐巴馬訪華，中美關係迎來相對高峰期，美國學界對中國的興趣日趨濃厚，朱志羣組織過多場中美關係論壇。記得2009年他邀請時任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助卿施大偉到校發表主旨演講，施大偉自己駕車三個多小時來到會場。美國高官的工作作風和積極態度讓朱志羣印象深刻。與此同時，朱志羣還應邀參加了耶魯大學、杜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布魯金斯學會等舉辦的中美關係和臺灣問題研討會。
2013年，在學校支援下，朱志羣和同事們創建了巴克內爾大學中國研究所，擔任首任所長。4年後，朱志羣卸任中國研究所所長職務，出任巴克內爾大學國際關係系主任。華人出任美國大學的系主任並不罕見，但這是這所傳統上培養白人精英的大學出現的第一位社會科學領域的華人系主任，朱志羣爲此引以爲豪。
最令朱志羣感到自豪的是，他是最早一批用國際關係中「權力轉移理論」來研究中美關係的學者之一。他的博士論文和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書《21世紀的美中關係：權力轉移與和平》寫的就是這個主題，比後來提出新興大國挑戰守成大國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早了至少十年。他透露，在美國有個用權力轉移理論來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圈，其中的多數人對艾利森突然以「修昔底德陷阱」而走紅感覺有些莫名其妙。其實他們早就開始關注「和平的條件」，朱志羣自己從博士論文開始，也一直在關注如何能夠在權力轉移過程中促進合作與和平。
這或許跟朱志羣來自上海，親眼見證30年來中美髮展變化的強烈對比有關。朱志羣依然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跟幾個朋友經常週末去浦東釣魚，當時魚塘邊的一個房子5萬元人民幣在賣。他自嘲那時不懂如何投資。1994年離開上海前來美國時，浦東開發剛剛起步；僅僅十年後，浦東乃至上海就完全大變樣了。他說：「只要你是一個客觀的人，對於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飛速發展，絕對是會非常感慨、非常敬佩的。
朱志羣指出，那麼問題來了：90年代時美國非常自信、非常開放，在各個方面遙遙領先於中國，中國人那時仰視美國，將美國當作追趕的標竿。僅僅二、三十年的工夫，現在雙方實力差距越來越小了，但雙方對新的權力結構還沒有完全適應。尤其是冷戰以後以爲「歷史已經終結」的美國，當慣了老大，現在越來越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前所未有的挑戰，有着很強的焦慮感和危機感。
在此背景下，朱志羣認爲，美方有點病急亂開藥了，反正能用上的都先用上，先打壓再說。從川普時代的單打獨鬥，到拜登時代的聯合盟友，到現在拜登也意識到完全將中國打倒是不可能的，開始面對現實，說「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與中國對抗衝突」，開始講「長久和平共存」。這與中方講的「地球之大容得下中美的繁榮發展」開始接近，雖然美方依然不願意接受現實，但也不得不做一些調整。
朱志羣表示，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將長期存在，關鍵在於如何在權力轉移過程中，調整好各自的心態，和平地處理好彼此的關係。對於美國而言，就像耶魯大學教授保羅•甘迺迪所說，大國興衰在歷史上是常態。美國應當意識到其霸權地位是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的，不必對中國的發展有如此強烈的恐懼感和反感。對於中國而言，也要避免盲目自信自大，要意識到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困難和挑戰還很多，應當保持務實低調，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以四維判斷 美中可以避戰
展望中美關係的前景，在2005年出版《21世紀的美中關係：權力轉移與和平》時，朱志羣從國際、雙邊關係、雙方社會、領導人等四個層面分析21世紀中美關係的前景，當時得出比較樂觀的判斷。今天仍從這四個層面判斷，他認爲依然可以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從國際層面看，沒有哪個國家真的願意跟隨美國與中國搞新冷戰，現在的國際形勢與冷戰時期兩大集團對抗根本不同；從雙邊關係層面看，這是最薄弱環節，雙方政府面臨的內部政治壓力都很大；從雙方社會層面看，疫情阻斷了兩國人文交往，但好在正在恢復之中，對兩國民間的連結應當有信心；從領導人的個人關係層面看，不要說拜登與中國領導人有長期的工作關係，都不願意兩國發生衝突，即便是川普再次當選，他終歸要跟中國搞好關係。
朱志羣表示，近20年後，這四個維度都不像當年那麼友好，都面臨新的挑戰，但綜合四個維度的正面因素，依然可以相信中美有動因、有能力把兩國關係處理好，避免歷史上的戰爭陷阱，實現和平共處。 這是他基本的判斷。
臺灣問題作爲中美關係中最敏感、最核心的問題，有人說很可能成爲中美生戰的引爆點。朱志羣的學術研究致力於如何避免中美生戰，自然也就對臺灣問題多有關注。朱志羣透露，他的學術生涯很早就跟臺灣結緣。在南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1999年他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就是關於兩岸在美國的遊說競爭。1999年朱志羣參加美國一個學術代表團，第一次去臺灣訪問。上世紀90年代的臺灣，經濟發展水準遠超大陸。在臺中和臺南，他看到農民開着寶馬車到田邊的網球場打網球，對於來自大陸的他來說，這簡直難以想像。
從此以後，朱志羣一直關注臺灣問題，畢竟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的重中之重。十幾年前，朱志羣開始協助美利堅大學教授趙全勝，組織「全球華人政治學家論壇」的相關活動，在兩岸四地和全球開展華人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三年前在此基礎上，又成立了「環球兩岸關係研究會」，由兩岸和全球華人學者參與，定期舉行關於兩岸關係和臺灣問題的在線研討會，成爲世界各地華人學者探討臺灣問題的重要論壇。朱志羣認爲，這個論壇會一直辦下去，將繼續邀請全球有志於兩岸和平發展的華人學者獻計獻策。
以客觀理性 看待中美關係
從中國大陸來美留學後旅美的華人政治學者圈近年來出現愈益明顯的分野現象，有人投入了保守派甚至反華陣營，但更多的人依然以客觀理性的態度看待祖籍國的成就，同時也正視祖籍國在發展中的不足。朱志羣就屬於後者。
朱志羣表示，作爲華人學者，與中國國內保持不間斷的聯繫很重要，與現實不能脫節，否則就無法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發生的事情。疫情三年，海外學者很難回中國交流訪問。重新開放後，尤其是中美關係出現緩和勢頭的過去半年裡，朱志羣已經三次去中國大陸，參加學術交流活動。他爲中外學術交流活動的恢復深感高興。
朱志羣認爲，旅美華人學者能否公正持平地看待中美關係，與學者本人的「親中」或「親美」立場沒有太大關係。批評美國對華政策不當，並不代表「反美親中」； 批評中國某些政策僵化，未必就是「親美反中」。他表示，知識份子要保持社會責任感和良心，要堅持真理、實事求是。最起碼從正常的華人學者的角度，應當是希望兩個大國要和平相處，不要打仗。看兩國關係要看大局，學會換位思考，從雙方的國家利益出發做比較分析，而不是陷於意識形態迷思之中，鼓吹偏激的觀點。
話雖如此，在美國對華從上到下全面轉向強硬的大環境中，學者哪怕是本着客觀公正的態度說話，哪怕說中國幾句公道話，都有可能招來對華「鷹派」的圍攻。朱志羣本人就曾在美國主流媒體撰文，對「弒龍者大行其道，熊貓擁抱者銷聲匿跡」的現象深表擔憂。
朱志羣表示，雖然大環境惡化堪憂，但具體到他本人，至今他還沒有碰見因爲說了一些公道話而遭到騷擾和圍攻的事情。他笑稱，這可能與他身處鄉下和基層，遠離華盛頓政治漩渦有關；也許這跟他在一所小學校而不是大學校，自己是個「小人物」有關。他尤其感謝他所在的巴克內爾大學提供了非常寬鬆的學術環境，從來沒有對他在媒體上說什麼觀點施加壓力，更沒有干預他的學術自由。
他透露，在學校課堂上，的確有過個別美國學生因爲他介紹了中方的立場而挑戰他是否「親中」，但他解釋，文理學院的重要目標是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老師的職責是提供全面的訊息，將雙方的立場觀點都講清楚，並提出思考問題的多個維度。至於結論如何，則是由學生通過自己的比較和思考來做出。解釋說明之後，學生基本上能夠理解兼聽則明的道理。令他驕傲的是，有幾位學生畢業後以他的名義給母校捐款，感謝他提供了良好的學習氛圍。
藉主流媒體 呼籲和平共處
即便是身處小地方，自己是「小人物」，多年來朱志羣秉持着小地方的草根要爲事關自身利益的大問題踊躍發聲的原則，經常投書《國會山莊》、《華盛頓郵報》、《國家利益》、《外交官》、《思想中國》等英文媒體，並接受FOX、CNN、《紐約時報》、《新聞週刊》、美聯社、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等美國主流媒體的採訪，爲中美和平共處、友好合作鼓與呼。朱志羣說，只有這樣，才能在越來越差的大環境下，讓不同的聲音被主流社會聽到，讓政客們聽到來自基層的聲音，否則一邊倒的聲音只會讓政策越來越走極端。
學術觀點不同是常有的事情，朱志羣也不指望發聲了就能很快改變別人的觀點。對於那些純粹因爲觀點不同而「扣帽子」的人，他的做法是，請對方拿出事實證據來，否則就毫不客氣，堅決回擊。讓朱志羣感到欣慰的是，即便是在反華「鷹派」。「匯聚的國會山，《國會山莊》報言論版還是經常會刊登他的文章，說明美國」鷹派「並不是鐵板一塊，這也堅定了他繼續在主流媒體上發聲的信心。
兩年前，朱志羣卸任巴克內爾大學國際關係系主任，專司教授。目前他已經出版十多本英文專着和編着。1966年出生的朱志羣離退休還早，正值年富力強之時。他表示，自己在教書寫作之餘，還會多聯繫美國民間草根和平組織，多投書主流媒體發聲，多促進華人學者交流，爲中美關係的和平發展不遺餘力。
朱志羣回憶起1995年就開始參加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活動，2016年經副會長白莉娟介紹成爲正式會員。白莉娟從1971年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創建之初，就放棄美國外交官的職位，加入這個沒權沒錢的非政府組織。從一個青春韶華的小姑娘，到一位滿頭白髮的老太太，這一干就是半個多世紀。朱志羣不久前帶學生去紐約參觀聯合國時，專門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拜訪她。學生們都對白莉娟敬佩有加。他們都不知道，美國還有這樣一個促進中美友好的組織；更不知道，還有這樣一位把畢生貢獻給中美友好事業的傳奇人物。
（作者爲美國巴克內爾大學教授）
（本文來源中評網，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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