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俊康：一個市委書記的“豪賭”

鄭俊康的職業生涯在柳州的官場中頗爲引人注目。他出生併成長在柳州，最終在本地政界攀升至市委書記的高位。從一名普通工人起步，鄭俊康的政治旅程充滿了奮鬥與成就。

2008年，鄭俊康在柳州政壇邁出重要一步，升任柳州市市長，此職務他擔任了五年。2013年，他又獲提升爲柳州市委書記，此職務一直持續到他62歲退休。鄭俊康的整個職業生涯幾乎完全在柳州進行，這在當前廣泛推行幹部跨地區輪崗的背景下顯得尤爲獨特。

鄭俊康在2021年退休後，大多時間仍選擇居住在柳州，儘管他鮮少出現在公衆場合。然而，在2023年末，一則財政部的通報使他再次成爲公衆關注的焦點。該通報提到了自2022年以來查處的8起隱性債務問責典型案例，其中包括廣西柳州的案例。在這份通報中，財政部指出，鄭俊康在擔任柳州市委書記期間的行爲導致了他接受黨內警告處分。

僅兩個月後，廣西壯族自治區紀委監委發佈消息稱，鄭俊康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這一消息表明，鄭俊康可能面臨的問題遠不止財政部先前通報的內容，而是涉及更深層次的紀律與法律問題。

鄭俊康的職業生涯，從一個基層工人到市委書記的轉變，是一個非常規的政治軌跡，特別是在他幾乎未曾離開過柳州的情況下。這種幾十年如一日在同一地區服務的情況，在當前的中國政治環境中顯得尤爲罕見。

鄭俊康的人生軌跡與柳州這座城市緊密相連。生於1959年的他，從小在柳州的工廠區長大，是典型的柳州“廠二代”。這個稱呼在柳州有着獨特的含義。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柳州便以其重工業聞名，成爲廣西的“工業心臟”。新中國成立後，衆多重工業基地的設立促使柳州迅速發展成爲一個工業重鎮，吸引了大批來自華東等地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這些遷入者及其後代，融入了柳州的生活，共同塑造了這座城市的工業化面貌。

鄭俊康的父母便是那時從浙江寧波遷來的技術人員。鄭俊康作爲家中的幼子，在柳州出生併成長，從小就沉浸在濃厚的工業氛圍中。據瞭解，鄭俊康之所以能夠在柳州連續擔任多個重要職務，與他深厚的本地背景和家族的工業傳統不無關係。

20世紀80年代，柳州政府爲響應國家關於幹部隊伍現代化的“四化”政策，從本地各大工廠中選拔了衆多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進入政府和黨的領導崗位。鄭俊康的父輩與許多後來的政治人物早年間便結識，這爲他初入政界提供了寶貴的人脈資源。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鄭俊康的兄姐響應上山下鄉的號召成爲知青，但作爲家中的幼子，他留在了柳州，以便照顧父母。18歲那年，鄭俊康進入柳州工程機械廠成爲一名修理工，隨着國家高考制度的恢復，他考入武漢測繪學院，開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生涯。

畢業後，鄭俊康回到柳州，先後在柳州勘測院和柳州工程機械廠工作。30歲時，他被提拔爲工廠團委書記，不久後擔任修配件廠的黨支部書記及副廠長。到了1993年，34歲的鄭俊康被任命爲柳南區的區委副書記和區長，正式開啓了他在政治領域的快速上升。

在鄭俊康的政治生涯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當柳州市的“一把手”來自工業系統，尤其是那些曾擔任大型企業負責人的，鄭俊康的職業發展通常會比較順利，有時甚至會得到破格提拔。相反，如果市領導背景不同，他的職業發展則會遭遇阻礙。

鄭俊康在擔任柳南區區長不久後，柳州市的領導班子發生了重要變動。一位名爲劉知炳的新市委書記上任，他因擅長營造人際關係和管理方式而被描述爲精於“厚黑學”。劉知炳上任後，他不僅被指控搞小圈子，進行權力的私人化，還因其極權手段而飽受詬病。他的治理風格包括嚴厲打壓不忠誠的幹部，並試圖培植一支所謂的“鐵桿部隊”。

與此同時，劉和平，一名從中央機關下派到柳州擔任市委副書記的幹部，其作風與劉知炳形成鮮明對比。劉和平以其強勢的管理風格著稱，在整治公車佔道問題時，他堅持不讓公車亂停亂放，甚至不惜摘掉包括市委書記座駕在內的違規車輛的車牌，要求當事人寫檢討後才能取回車牌。

劉和平的行爲雖贏得了一些讚譽，但也引發了廣泛的爭議。更爲複雜的是，在其掛職期滿準備繼續在廣西工作時，一次檔案審查揭示了驚人的事實：劉和平的所有檔案都是僞造的。調查顯示，他早在1980年代就因詐騙罪被判刑，並在刑滿釋放後僞造了整套“副局級幹部”的身份資料。這樣的背景讓他不僅成功地混入了政界，還誤導了許多人。

這段歷史對柳州的政治環境造成了嚴重的污染。在這樣一個混亂和不正當的環境中，鄭俊康在柳南區擔任區長達8年之久，卻始終未能獲得進一步的提拔。外界廣泛猜測，鄭俊康被有意壓制，而他本人也感到極度失望和沮喪。

柳州市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曾涌現出許多領導人物，其中不乏具有獨特領導風格的個性。一個典型例子是被譽爲改革闖將的老市長，他的改革理念曾推動了柳州的發展，但最終因政治原因被免職。在他之後的十多年裡，儘管柳州市更換了多任市委書記，卻沒有一位登門拜訪過這位老市長。

在這種背景下，鄭俊康，當時的柳南區區長，表現出了與衆不同的勇氣和忠誠。他不僅去探望了這位孤獨的老市長，而且在市內以正直和堅持原則而聞名。在劉知炳擔任市委書記期間，儘管其領導風格因搞小圈子和一言堂而備受爭議，鄭俊康卻因不願同流合污，未能得到及時的提拔。

21世紀初，隨着“二劉案”的影響逐漸消退，新任市委書記上任，這位書記打破了先前的慣例，親自拜訪了這位被冷落多年的老市長，並請他爲政府工作建言獻策。這一變化爲鄭俊康的政治生涯帶來了轉機。在擔任柳南區區長8年之後，他被調任爲魚峰區委書記，實現了從一個區的領導到另一個區的“一把手”的跨越。

不久後，鄭俊康又獲進一步提拔，出任自治區僑務辦公室黨組成員兼華僑企業管理局局長。這一職務不僅使他晉升爲副廳級，還標誌着他首次離開柳州擔任重要職務。然而，他在外任職不到兩年，由於柳州市委書記的更換和新書記的強烈請求，鄭俊康選擇回到柳州，擔任市副市長。

鄭俊康回歸柳州後，事業再次獲得快速發展。2006年，他被任命爲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兩年後晉升爲市市長。2013年，他進一步提升爲柳州市委書記。

錯把豪賭當改革

鄭俊康在柳州的政治生涯留下了深刻的痕跡。作爲在柳州生長的“廠二代”，他不僅在這座城市中生活和工作了數十年，還曾擔任市長5年、市委書記8年，對柳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在柳州，許多市民都熟知“阿康”或“康哥”的故事和趣聞。

一位曾與鄭俊康有過交集的廣西媒體人分享了一篇鄭俊康在2016年爲一位故去的柳州市委書記撰寫的紀念文章。文章中，鄭俊康緬懷了這位老書記在80年代推行利稅改革時遭受的困境，以及他在面對批評時的堅持和自我犧牲精神。這位老書記曾在一篇回憶錄中寫道：“我們不需要翻案，因爲我們已把自己解放。”這反映出鄭俊康對於改革的尊重和敬仰，特別是對那些有勇氣改革的前輩。

鄭俊康被視爲具有改革者情懷的領導者。他尤其重視那些因推動變革而遭受不公待遇的前任領導。在擔任市委書記期間，他曾多次向自治區彙報，力爭爲這些前領導恢復名譽並改善其待遇。

鄭俊康在柳州的任期內提出了“一主三新”的城市規劃策略，旨在推動市中心區域及三個新區——柳東新區、柳江新區和北部生態新區的綜合發展。儘管面對諸多質疑，認爲柳州的經濟體量不足以支撐同時開發三個新區，鄭俊康堅持自己的決策，甚至對那些持保守觀點的下屬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同一年，柳州輕軌項目啓動，鄭俊康對此項目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努力，多次親臨工地進行突擊檢查，並主持了無數相關會議。他堅信輕軌項目是提升柳州城市形象和功能的關鍵。

然而，輕軌項目並未如預期般順利。儘管鄭俊康採取了“先上車再補票”的策略，即在未完全獲得官方批准前便開始施工，這一行爲最終導致了項目的失敗。鄭俊康預計的政策調整和房地產市場的復甦都未能實現，輕軌項目因此成爲了未能完成的爛尾工程，留下了無數未完成的橋墩，俗稱“幻想柱”，給市民帶來了不便和視覺上的“傷疤”。

柳州的輕軌項目不僅未能完成，還給城市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負擔。2023年末，當財政部發布隱性債務問責的通報時，柳州因此名列其中。鄭俊康的這一政策決策錯誤，給柳州市帶來了長期的經濟壓力和市民的不滿。

鄭俊康曾作爲柳州市的重要領導人，給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記。然而，他的豪賭性格和日常生活中的奢侈行爲也引起了許多爭議。

鄭俊康在衣食住行上非常講究，他的生活方式在政界中頗爲引人注目。出差時，他經常違規選擇頭等艙和超標準的豪華酒店住宿。此外，鄭俊康對網球有着濃厚的興趣，柳州的一些機關單位和國企爲了迎合他的愛好，以建設職工健身場所爲名，實際上是爲他個人修建了配備完善的網球場。

鄭俊康的家居生活同樣體現出其奢華品味。據瞭解，他家中裝飾着高價的紅木傢俱和名家繪製的山水畫，僅家中的紅木傢俱就價值數百萬元。這種生活方式在當地引起了不小的討論。

更爲複雜的是，鄭俊康的一名親人在柳州一家金融機構工作，該機構因與鄭俊康的關係而與許多企業建立了合作，這位親人因此獲得了高額的年終獎金。在一次聚會上，鄭俊康曾半開玩笑地提到，他的一生工作收入還不如這位年輕人的獎金多。這種言論雖然引起了場下的鬨笑，但也透露出柳州官場中權力與金錢的暗流。

鄭俊康的行爲不僅影響了他個人的形象，還帶壞了整個柳州政治生態。他的後繼者，吳煒，也被捲入了類似的爭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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