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變前奏（下）：暴走艦隊派，步入末日的日本帝國

《詩經》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日本帝國海軍從建立到輝煌，總共花了半個多世紀，但是倫敦海軍會議之後只過了15年就完全毀滅。圖爲知覽特攻平和會館(Peace Museum for Kamikaze Pilot）。 圖／美聯社

（前情提要：珍珠港事變前奏（上）：日本海軍，從裁軍到開戰）

1923年8月，力挺裁軍、一路帶領日本簽下《華盛頓海軍條約》的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過世。反對《華盛頓海軍條約》的日本海軍軍官，之後逐漸發展成所謂的「艦隊派」，以加藤寬治中將爲中心人物，集結在海軍的軍令部，迅速將「對美七成」的比率視爲日本海軍的「面子」問題，並將「七成論」僵化爲教條。

在1930年第一次倫敦海軍會議，討論主力艦以外的其他補助軍艦（重巡洋艦、輕巡洋艦、驅逐艦、潛艦）的比例問題時，軍令部堅持重巡洋艦必須對美國保有七成的比率。而當時擔任全權代表之一的「條約派」海軍大臣財部彪大將，卻因缺乏當初加藤友三郎對海軍的強勢統制力，導致加藤寬治由於不滿條約成立而刻意挑起「干犯統帥權」問題。

▌艦隊派 vs.條約派：干犯統帥權事件

「干犯統帥權」是軍令部認爲文人政府在倫敦海軍會議時，對代表團的「回訓」違反明治憲法對統帥權的規定，而發起的指控。日本帝國的明治憲法爲了避免軍隊遭天皇以外的勢力掌握，規定軍隊的統帥（第十一條）、編制（第十二條）等權力均歸天皇所有，並獨立於議會的監督範圍之外。

統帥權泛指陸海軍的用兵相關事項，包括擬定作戰計劃等；編制權則與陸海軍需要多少兵力、如何劃分管區、平時之維持等相關。日本政府依據明治憲法之規定設立了陸軍省及海軍省兩個軍政機關，以陸海軍大臣作爲軍政層面的國務輔弼大臣。

在力挺裁軍、簽下《華盛頓海軍條約》的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於1923年過世。 圖／維基共享

軍令方面也有類似的機關：天皇透過憲法沒有規定、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參謀本部（陸軍）及軍令部（海軍）等兩個軍令機關實施統帥權。這兩個「統帥部」的首腦（參謀總長及軍令部長）皆由天皇親自任命，在地位上與軍部大臣平行，不是大臣的屬下，遇有與統帥相關的重要事務時與首相、陸海軍大臣一樣擁有單獨直接「帷幄上奏」面秉天皇的權力。

相較之下，由於陸海軍省是內閣的組織，在做出決策時會比單純負責軍事層面的統帥部有更多政治考量，這也是爲何海軍省成員較多條約派，而軍令部成員多支持艦隊派的緣故。

然而，軍政及軍令本來就不容易完全涇渭分明劃分，日本帝國海軍在成立之初又以英國的軍政、軍令一元化爲模仿學習對象，本身也曾經歷過一元化階段，日後雖然將軍令機關獨立爲海軍省的平行單位，但海軍省對軍令部仍佔優勢地位：海軍大臣不僅單獨行使編制權，還與軍令部長共同分享統帥權。軍令部對此相當不滿，特別是陸軍的情況正好相反——參謀總長獨享統帥權，分享陸軍大臣的編制權——更讓軍令部覺得低人一等，想要擴張權限。

軍令部的企圖，遭到海軍省的強烈反對，特別是加藤友三郎以個人對海軍的統制力，迅速讓軍令部的擴權企圖胎死腹中。爾後他擔任首相時更公開警告軍令部不得有所行動，確保日本海軍的戰略決策必須以政治考量優先的傳統。然而，第一次倫敦海軍會議舉行時，加藤友三郎已經過世近八年，當年被他壓制的加藤寬治此時擔任軍令部長，羽翼漸豐，並不願意完全服從海軍省的裁軍指導。

對於日本內閣爲了爭取條約成立而不顧軍令部的強烈反對，以及在美國在軍令部最重視的重巡洋艦比率妥協，這些都讓加藤寬治感到極端憤怒，指控內閣沒有事先與軍令部協調並得到共識，就擅自向昭和天皇提出上奏，並對代表團發出回訓，乃是對統帥權的明顯干犯。

加藤寬治認爲，比率問題不僅涉及如何決定兵力量，也涉及如何用兵，內閣應該等到海軍大臣與軍令部長取得共識後，才能對代表團發出回訓。

大阪朝日新聞報導「五一五事件」：對倫敦海軍條約不滿的年輕海軍軍官，在1932年發動刺殺犬養毅首相。 圖／維基共享

但其實加藤寬治是在借題發揮，因爲統帥權的背後是天皇，而內閣是得到天皇的裁可才發出回訓，也就是天皇直接行使了統帥權，統帥部豈有反對的道理。因此，加藤寬治此舉立刻引發海軍省的強烈反彈，認爲倫敦海軍會議的回訓都是依照過去的傳統做出，何來干犯統帥權之理。忿忿不平的加藤寬治在1930年6月日本批准倫敦海軍條約後，自行上奏昭和天皇，並提出辭去軍令部長職位的辭表。

加藤寬治挑起的干犯統帥權爭議，引發他無法想像的效應例如，曾經阻撓加藤寬治的侍衛長鈴木貫太郎，在「二二六事件」中被叛軍殺成重傷。圖爲叛軍。 圖／維基共享

然而他所挑起的干犯統帥權爭議及去職，已經引發他無法想像的效應——濱口雄幸首相在同年11月間因爲此事而遇刺身亡；對倫敦海軍條約不滿的年輕海軍軍官，也在1932年發動「五一五事件」刺殺犬養毅首相；而海軍出身、曾經阻撓加藤寬治向昭和天皇上奏，要求拒絕接受倫敦會議比率的侍衛長鈴木貫太郎，也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中被叛軍殺成重傷。

日本的「協調外交」與「大正民主」就在這三起血腥刺殺事件，以及爾後陸軍軍人利用統帥權的名義獨斷專行、擅自在東亞展開軍事行動遂行本身野心的情勢下，一步步走向末路。

日本海軍雖然還沒有像陸軍那樣以統帥權的名義對外「暴走」，但隨着艦隊派的不滿持續累積，軍令部開始通過比以往更加激烈的態度與力道，向缺乏強勢人物坐鎮的海軍省爭取更大的權力，整個日本海軍陷入嚴重的分裂與傾軋。

最終，皇族出身的海軍將領，同時也是艦隊派核心人物的強硬派軍人伏見宮博恭王，在1932年2月出任軍令部長，宣告日本海軍此後將逐漸與過去的政治優先傳統告別。

早在1936年退出第二次倫敦海軍會議前，日本帝國軍令部已暗地裡違反倫敦海軍條約，開始建造「軍艦大和」。 圖／維基共享

突襲珍珠港一隅，從希凱姆空軍基地（Hickam AFB）俯瞰。 圖／美國海軍

▌摒棄華盛頓海軍條約， 步步墜入末路

伏見宮利用其皇族身份，向大角岑生海軍大臣施加強大壓力，迫使其同意軍令部要求提高權力等各項要求，造成軍令部的地位大幅提高，對往後海軍政策的發言權增強。影響更爲重大的，是伏見宮要求大角利用海軍大臣的人事權，清洗主要的條約派將領，在1934年下半年將數位條約派的大將及中將編入預備役，清除他們的影響力——即所謂的「大角人事」。

大角人事中被清洗的，包括被山本五十六稱爲足以抵得上一個巡洋艦戰隊的堀悌吉中將，堀在倫敦條約簽訂當時擔任海軍省軍務局長，後來一直以無法維持國家安全、企圖違反條的等擴軍行動爲名義，壓制軍令部，堅持日本必須徹底遵守條約的限制。

然而，「大角人事」不單針對海軍省內支持倫敦海軍條約的條約派將領，也包括軍令部內的溫和派。例如九一八事變期間的軍令部長谷口尚真大將，就是因爲堅守日本政府的不擴大方針，警告進一步的行動很可能發生日本無法應付的對美戰爭，而遭到艦隊派記恨，在大角人事中被編入預備役。

清洗行動直接導致條約派喪失一大批經驗豐富且具有影響力的將領，而且因爲此後海軍大臣的任命基本上都要過問伏見宮的意見，更強化強硬派的影響力。

雖然米內光政、及川古志郎、山本五十六、百武源吾、長谷川清等「避戰派」將領，在1936年以後逐漸成爲新領導人物，但「避戰派」面對艦隊派推動德義日三國軸心、對美開戰等重大政策，只能扮演較爲消極的阻止角色，與過去條約派將領以海軍省爲中心，主動領導日本海軍參加國際海軍體系的情況截然不同。

1934年在「艦隊派」的施壓下，日本內閣片面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爾後日本爲了找尋「朋友圈」，逐步轉向德義兩國，在短短五年內，一步步走向德義日三國同盟與對美開戰的道路。 圖／美聯社

1934年在「艦隊派」的施壓下，日本內閣通告片面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爾後日本爲了找尋「朋友圈」，逐步轉向德義兩國，在短短五年內，一步步走向德義日三國同盟與對美開戰的道路。圖／美聯社

艦隊派獲勝後迅速推動退出國際海軍裁軍運動，首要目標就是1935年舉行的第二次倫敦海軍會議，這是爲了因應華盛頓與倫敦等兩個海軍條約將同時於1936年底到期，而召開的五國裁軍會議。屈服於伏見宮及艦隊派壓力的大角岑生，爲了保住海軍大臣的烏紗帽，在1934年7月向內閣強硬表示，絕不接受過去兩次裁軍會議的強迫比率限制，務必追求「均等」主義。

在艦隊派的壓力下，日本內閣在1934年12月做出片面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的通告。

國內海軍當局的態度如此，極力主張「均等」的日本代表團於1936年1月退出第二次倫敦海軍會議，一點都不讓人意外，因爲其「均等」方案絕不可能爲英美兩國接受。此外，軍令部爲了避免自己暗地裡違反倫敦海軍條約建造大和級戰艦以對抗美國一事曝光，在退出第二次倫敦海軍會議的同時，也拒絕接受英國提出的各國軍艦建造通報倡議。

這些強硬行動完全加深英美法等國對日本的猜忌，直接後果就是第二次倫敦海軍條約的締約國，爲了防備日本及義大利的擴軍，沒有像之前的兩個裁軍條約那樣，設定各國的比率與總噸位上限，只針對軍艦的「質」（噸位及主砲口徑）設定限制；同樣爲了防備日本及義大利，設有「逃脫條款」，即一旦日義兩國的海軍擁有超越條約規定的軍艦，締約國可不再遵循條約限制。

而稍後發生的國際政治效應就是，日本爲了找尋「朋友圈」，必須逐步轉向德義兩國，在短短五年內，一步步走向德義日三國同盟與對美開戰的道路。

一心堅持日美必有一戰，爲此必須「鞏固國防」，不惜退出裁軍會議的艦隊派，在1936年5月得到天皇裁可的國防所需兵力中卻認爲，由於美國的國力已經大不如前，無法帶頭進行海軍競賽，因此直到1945年（昭和20年）爲止，不受條約拘束的日本海軍可以對美國維持七至八成的兵力對比，完全沒有考慮到美國的國力程度，根本不是其所想像的那般衰弱。

降伏文書：日本帝國於1945年9月2日在美國海軍戰列艦密蘇里號（USS Missouri）上籤署投降文件。前排左爲時任日本外相重光葵；右爲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 圖／美聯社

降伏文書：日本帝國陸軍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簽署者）代表帝國大本營在降書上簽字；對面麥克風站着麥克阿瑟將軍。 圖／美聯社

美國在1938年5月爲了因應中日開戰及德國兼併奧地利，通過增強海軍力量20%的〈1938年海軍法案〉（Naval Act of 1938）。其後在1940年7月，爲了因應德國在法蘭西戰役征服法國，又通過海軍軍令部長史塔克（Harold Stark）要求提高70%力量，並建立〈兩洋海軍法案〉（Two-Ocean Navy Act）。

這些擴軍舉動讓日本海軍軍令部此前的樂觀估計，看起來盲目地可笑，不僅足以粉碎艦隊派的對美七成期望，更能夠把其遠遠甩開。

事實上，美國開始擴軍後，艦隊派雖然也連續三次提出相應的擴軍計劃，但海軍省在1941年開戰前夕就已經無奈地發現，雖然當年度日本海軍作戰艦艇對美國海軍的比例確實來到了七成，但隨着美國海軍的迅速擴張，這個比例到1945年就會大跌到僅剩四成！而當時日本陸軍在亞洲大陸已經打得不可開交，大部分的物資都給了大陸戰場，海軍的擴張計劃根本不可能實現；即便實現，也不可能保持「對美七成」。日本海軍將連實施成功的戰略防禦都是問題，還奢談什麼戰勝美軍。

諷刺的是，艦隊派當年最初的領袖加藤寬治，在1934年7月卻向海軍表達說，從日俄戰爭的歷史來看，決定戰爭勝負的真正關鍵是官兵的訓練，海軍軍備只要在國家經濟許可範圍內，整備足夠自衛的能力就可以了，縱使這項能力只有假想敵國的幾成比率也沒有關係。這實在讓人啼笑皆非，但此時已經沒有什麼人關心他說什麼了。

《詩經》說：「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日本帝國海軍從建立到輝煌，總共花了半個多世紀，但是倫敦海軍會議之後只過了15年就完全毀滅。珍珠港事件前的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原是海軍大將，他跟着加藤友三郎前往華府參加華盛頓會議，親身經歷加藤爲了成立條約、保護日本的苦心孤詣。野村在會議期間也與當時的美國海軍助理部長，後來當選爲總統的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velt）發展出私交。

但是，野村最後卻必須在聯合艦隊發動攻擊前對美國國務卿賀爾（Cordell Hull）面前宣讀日本的宣戰照會。這種諷刺實在是日本海軍這段混亂的歷史的最佳註解。

戰亡的美國士兵，在珍珠港事變後一天（12月8日），依夏威夷當地傳統下葬。 圖／美國海軍

珍珠港事件中，被日軍攻擊的美軍戰艦西維吉尼亞號與田納西號。 圖／美國國會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