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調查有意義嗎
特偵組濫權監聽的雪球越滾越大，新任的法務部長宣佈將組調查小組，以來追究檢察總長等人的責任。只是這樣的自律調查，無庸等待報告出爐，已可知其不了了之的結果。
關於引起監聽疑雲的案件，竟是從特偵組在2010年7月，調查法官貪瀆案爲開始，惟在偵查中，卻不斷開花，致使最後的重心完全擺在王金平的關說疑案上。如此從臺灣頭查到臺灣尾的過程，若能查出個貪瀆大案，或情有可原，但特偵組最終卻草草以簽結了事，如此的虎頭蛇尾，實讓人感覺不到任何的執法專業。
尤其是此等經由本案所衍生出的他案，再因他案衍生出的他案，基於偵查須以案件爲單元之原則，特偵組理應另爲分案聲請監聽纔是，卻基於方便性及看準法院審查的草率性，致以一個已經簽結的案件，不斷擴線監聽，致已涉及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4條，法定刑在五年以下的違法監聽罪。而檢察總長面對此等的違法濫權行徑，不僅未能爲制止，還將應爲保密的偵查資訊直接向總統報告，更嚴重觸犯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7條，法定刑在三年以下的泄密罪。
既然，檢察總長及特偵組檢察官所涉及者，已非僅是行政疏失，而是更嚴重的刑事犯罪，故即便法務部爲檢察官的上司，但在其並無刑事調查權下，也僅能爲不痛不癢的行政調查。甚且若特偵組消極以對，在法務部亦無任何強制處分權下，實也對之無可奈何。退一步言，就算檢察總長與特偵組願意配合，但因調查成員仍由法務部所決定，則如此的調查能否還原真相，實已不言可喻。
所以，檢察總長等人所涉的刑事犯罪，實應由臺北地檢署爲偵查，只是依據法院組織法第66條第8項，檢察總長乃受有四年的任期保障，若不自行下臺，下級檢察官是否敢於傳喚爲訊問，恐有相當之疑問。尤其所有涉及濫權監聽的資料全在特偵組，則在相關涉案者仍在其位下，此等卷證即隨時有遭湮滅或隱匿的風險，而急需爲證據保全。只是欲期待北檢向法院聲請搜索票爲扣押，顯又屬空中樓閣，若果如此，則唯一可以爲證據保全的方式，竟是得靠受濫權監聽之害者，向民事法院聲請對最高檢察署的假扣押或假處分，此顯非現代法治國家該有的現象。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