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武將經商的現象普遍存在，“宋代武將經商”有什麼特點？
引言：
從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開始，宋朝的武將集團就一直遭到朝廷的打壓。
他們在政治事務當中的話語權極小，又因爲站在文官的對立面，所以也被日益崛起的文官集團針對。
在北宋時期，除了抵禦少數民族入侵之外，武將幾乎沒有任何用武之地。
南宋的情況稍有好轉，但程度並不明顯。
爲了找尋更多的價值，宋朝的武將出現了一個特別的現象，那就是經商。
武將經商，這在過去的朝代中是從未發生過的事情。但是宋朝時，武將的生意，卻涵蓋了國家官營的種種商品。
他們的營業收入，也爲國家的財政支出減輕了負擔，覆蓋了軍營中的日常開銷，因此一度得到中央朝廷的支持。
宋朝的武將經商有什麼樣的特點？他們的生意情況又經歷過怎樣的變化？
備受打壓，開闢道路
宋太祖趙匡胤執政之時，曾經頒佈過這樣一條法令：“自今起勿復令部曲主掌事務，及與部內貿易，與民爭利，違者論如律。”
他要求從法令頒佈之日開始，所有參與朝廷事務主管的各位官員，都不能夠自由參與國家內部的貿易競爭，更不能夠與老百姓爭奪利潤。
如有違背，他將會不顧情面，依照法律規定嚴格懲處。
由此可見，宋朝的第一位皇帝就爲整個宋朝的統治奠定了基調，明令禁止官員參與民間貿易。
不管是文官還是武將，所有人都只能專注於手頭上的事務，不能擅自參與到貿易體系之中。
其實這樣的規定與我們今天社會的某些規定非常相似，比如公務員不能夠擅自從事第二職業。
這是爲了確保編制內的人們將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之上，也是爲了保證他們不會運用特權，擠壓民間百姓的生存空間。
因此從這一層面上來說，宋朝皇帝非常注重百姓的安居樂業，也對官員進行了有力地管束。
但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即便皇帝已經明令禁止，還是有不少官員嘗試經商，屢試不爽。
當然，他們不可能明目張膽地違反法律規定。
所以他們會選擇把生意託付給自己信任的人，比如說家中的親人，或者是從小便跟着自己的心腹，又或者是能夠爲自己分憂解難的奴僕。
這些人只要有了官員的令牌，就能直接代表官員在生意事務中作出決定，他本人不需要直接參與經營，到了利潤分紅之時就能夠分得屬於自己的一部分利益。
人的慾望總是無窮無盡，野心也總會不斷膨脹。
有人開始作出嘗試，就有無數人效仿，有了第一次做生意的經驗，就會有無數次開闢道路的經驗。
所以宋朝時期的官員普遍採用一些灰色手段，毫無收斂地參與經商這一項事務當中。
文官和武將這兩大集團相比起來，後者顯然比前者更加無所畏懼。
這樣的對比，與兩大集團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有着直接的關係。
文官集團最受皇帝的重視，北宋時期特殊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也足以證明文官集團的社會地位有多高。
社會當中的文人學子前赴後繼地參與科舉考試，目的就是跨越階層，加入朝廷官僚體系之中，實現光宗耀祖的夢想。
社會地位高，就意味着他們受到的關注更多，不管是上層的統治階級，還是底層的老百姓，大家都會下意識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文官集團的身上。
皇帝對他們的信任和看重，也意味着他們每天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忙碌。
每日的早朝，武將可以有許多理由拒絕參加，皇帝本人也並不會太過在意。
但是文官不同，每一位文官的身上都肩負着不同的使命，哪怕北宋時期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冗官現象，皇帝本人也非常看重文官對於政治事務的參與度。
那麼理所當然，他們受到的監管自然也會更多。
文官集團當然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偷偷囑咐自己的心腹替自己參與經商活動。
但是他們需要在整個過程中承擔極大的風險，一旦被人發現和舉報，他們頭頂上的烏紗帽極有可能不保。
十年寒窗苦讀，一朝出人頭地，漫長的煎熬與學習極爲不易，幾乎沒有人願意冒這麼大的風險，去做可能會失敗的嘗試。
除了在朝廷中位高權重的文官之外，其餘的普通官員要想參與經商活動，幾乎沒有門路。
但相比之下，武將集團則會更爲自由。
宋朝的皇帝接二連三地對武將集團實施打壓政策，控制武將人數，同時控制每一位武將履職的年限。在高壓政策之下，許多原本具有真才實學的武將，也沒有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與其整日虛度光陰，無所事事，不如尋找合適的機會，給自己重新找點事情來做。
經商，這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宋朝是中國古代經濟最爲繁榮的朝代，商品經濟也在此時迎來了黃金的發展時期。
民間幾乎人人經商，商業貿易活動覆蓋了人民生活所需物品的方方面面。
所以武將集團在不受監管和不受控制的情況下，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到貿易活動之中，成爲一名“古代實業家”。
而且他們長期鎮守邊疆，正所謂天高皇帝遠，他們的行爲也不會受到太多約束和管制。
在軍中生活，他們也擁有更多地差遣人才的便利。
遇到一些商業活動，武將不方便親自出面，便會任命行伍之中的士兵代替自己出面處理各項事務。
漸漸地，參與經商活動的武將，也會在軍中培養屬於自己的心腹。
形成了固定的體系之後，武將可以更加快捷方便地做生意，也擁有一部分固定往來的生意夥伴。
宋朝的史書，記載了宋仁宗時期的這樣一段往事：“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驢車四十輛，載茶三百餘籠出引，逐處不得收稅。”
這位將領差遣了187位士兵，又派出了40輛驢車，目的就是去裝載300多籠茶葉，而且由於特殊的身份，他們所到之處還不會被徵收稅費。
這就是武將身份帶來的便利，這一便利也導致宋朝時期武將經商的規模不斷擴大。
經濟價值，減輕負擔
武將雖然受到的監管和約束作用較小，但他們畢竟還是官僚體系當中的一員。
當他們的行爲影響逐漸擴大時，上層階級也會得知他們的所作所爲。
尤其是一部分武將膽大包天，甚至敢插手鹽鐵等官營商品。
只要打着軍中將士的旗號，他們在進貨和運輸等方面就享有極大的優勢，而且，他們的商品交易順序也遠遠超於常人之前。
普通的老百姓看到了這樣的情況，有時候甚至會假冒軍籍，只爲了給自己的商業活動帶來一點優勢。
當朝廷得知武將經商的真實情況後，也對這一行爲作出過打壓和壓制。
嘉祐三年，皇帝發佈命令，要求所有戍邊將士立即停止一切商品交易活動，如果發現陽奉陰違的情況，皇帝將會削去他們的軍籍，以軍法問罪。
在皇帝的強勢打壓之下，那一階段的邊境商品貿易處於停滯期，武將集團沒有額外的收入，軍營的日常運轉又需要軍費支撐，只能開口向財政部門要錢。
如此一來，朝廷的負擔便會不斷加重。當時又出現了冗兵的現象，所以在撥款經費之時，統治階級的心都在滴血。
但一個國家要想保證國防安全，不能沒有戍邊將士的存在，即便是心中再不捨，朝廷也沒有辦法取締軍營。
天長日久地資源消耗總歸不是辦法，朝廷決定還是恢復一部分邊境的正常貿易，以此來承擔朝廷的財政壓力，使軍人能夠實現自給自足，不再伸手向朝廷索要資源。
這是皇帝在現實的困境之下所做的妥協，這也代表了武將經商已經成爲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爲了正大光明地將生意利潤挪爲軍用，朝廷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資助武將經商。
南宋時期，武將經商的規模幾乎達到了整個宋朝的巔峰。
這是因爲，這一階段的戰鬥次數也達到了巔峰。
從靖康之變開始，統治階級就意識到了軍中將士的重要性，南宋朝廷需要應對來自北方的威脅，不管是金還是蒙古，都是他們強大的對手。
當戰爭發生時，軍費開銷必然會不斷增加，如果只依靠朝廷來撥款，國家遲早有一天會坐吃山空。
只有支持武將經商，將開源節流發揮到極致，南宋時期的軍中各項工作纔有資金支撐，戰爭才能夠順利推進下去。
從這一層面上來看，武將經商既是爲了謀求一己私利，也能夠爲國家的軍中力量儲備提供便利。
在某些邊境地區，武將與武將之間甚至會抱團合作，推動經商規模不斷擴大，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這也是財政壓力日益增大的朝廷喜聞樂見之事。
佔用特權，享受便利
雖然武將經商是非常正常的社會現象，這一現象也確實爲社會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但我們還是不得不承認，官員經商的本質就是官員利用政治特權擠佔普通商人的生存空間。
比如說在茶葉和酒類的經營模式當中，武將可以利用自己和朝廷的關係，第一時間獲得最爲物美價廉的貨源。
他們也能通過自己在戍邊地區建立的影響力，優先將手中的商品資源轉化爲經濟資源。
相比之下，普通的商家沒有這樣優越的條件，他們不能第一時間接觸更爲優質的商品，也無法將政策紅利收入自己囊中。
他們的貿易渠道常常被軍中的武將所壟斷，有時資金鍊還會面臨斷絕等相當困難的情況。
而且武將的經商方式不像文官那樣，會受到同僚以及競爭對手的監管。
有些心術不正的武將會通過抱團的方式，壟斷某種商品資源，直接切斷他人的生存之路。
這一現象也導致了惡性的市場競爭，致使南宋時期的經濟市場出現了嚴重的失衡問題。
南宋最終的滅亡，與經濟方面的危機也有很大關係。
結語：
雖然宋朝的開國之祖明確禁止官員經商，但是在現實的經濟壓力之下，朝廷不得不正視客觀環境，給武將經商打開了一條綠色通道。
他們通過請人代爲運營或者直接參與經營的方式，不斷擴大經商規模，給國家創造經濟價值的同時，也損害了部分小生產者的利益。
參考資料：
《宋史》
《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