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擬靠自有資金建高鐵？專家認爲“不現實”

參考消息網10月5日報道 據路透社河內10月3日報道，越南計劃完全依靠自身力量爲一條造價670億美元的高速鐵路提供資金，這表明該國不願接受外國貸款。不過一些專家認爲，這個目標可能不現實。

越南交通運輸部說，從首都河內通往南部商業中心胡志明市的鐵路將是該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基礎設施項目，據估計國家預算將爲此年均投入約56億美元，爲期12年。

圖爲網傳的高鐵項目路線示意圖

據官方媒體報道，交通運輸部副部長阮名輝表示，“本着獨立自主的精神，政治局決定不依賴外國”爲這條計劃修建的1541公里長的鐵路提供資金。

這條列車時速350公里的鐵路預計將於2035年完工。資金將來自國家財政收入，如有必要，還將來自國債發行。報道援引這位副部長的話說，只有在證明資金不足的情況下，纔會考慮外國優惠貸款。

越南交通運輸部和財政部3日沒有立即回覆記者的置評請求。

據報道，越南的國債水平相對較低，去年僅相當於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7%。根據財政部的數據，該國的投資往往低於計劃，從2021年到2023年，它的投資短缺190億美元，佔到預測公共投資支出的四分之一。

近年來，由於行政拖延、廣泛的反腐行動以及對陷入債務陷阱的擔憂，該國一直不願使用外國援助，放棄了數十億美元的發展援助資金。

阮名輝說，對鐵路項目的投資是以旨在避免債務陷阱的形式設計的。

然而，基礎設施融資專家表示，越南可能很難依靠自身力量建設如此龐大的項目。

這一鐵路項目每年56億美元的公共支出將相當於該國2023年GDP的1.3%，約相當於今年預計總預算支出的五分之一。

一位駐越南的外國基礎設施專家表示：“理論上是可行的，但不太現實。”他指的是計劃只使用公共資金一事。

另一位基礎設施專家表示，成本將是“巨大的”，這讓人對沒有外資支持的可行性產生了懷疑。（編譯/馮雪）

延伸閱讀

柬埔寨“退羣”，想要擺脫越南的控制？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少卿】

越南將老撾和柬埔寨視爲其“勢力範圍”，這一點並非秘密。在複雜的歷史背景、民族情感以及區域內外環境的影響下，河內在地緣政治上的雄心，近日再次在中南半島上掀起了波瀾。

9月20日，柬埔寨首相洪瑪奈宣佈了柬埔寨將退出“柬埔寨-老撾-越南發展三角區”（CLV-DTA，以下簡稱三角區）合作框架的決定，並已正式通知了越南與老撾方面。

在稱讚該協議“取得諸多成就”的同時，洪瑪奈指出，“極端分子”正利用該協議作爲“政治武器”，針對執政的柬埔寨人民黨，認爲這可能導致柬埔寨的土地和主權受損。“鑑於民衆對於領土問題的擔憂……我們決定，自2024年9月20日起，柬埔寨將終止參與三角區的合作。”他進一步強調了解除這些“極端分子”武裝的政治重要性，以避免他們利用三角區繼續誤導柬埔寨人民。

在此之前，柬埔寨反對派曾批評這項合作可能不對等地有利於老撾和越南，擔心協議會導致柬埔寨的領土完整受到威脅。近一個月來，一些居住在國外的柬埔寨人多次組織抗議活動，反對這一合作協議，甚至有反對派支持者在國內鼓動示威，意圖模仿孟加拉國近期發生的政變，以推翻現政府。

那麼，柬老越發展三角區究竟是什麼？它是否真的涉及“領土割讓”？如果不是，又爲何能引發如此大的爭議？對於越南、老撾和柬埔寨而言，三角區，乃至三國之間更廣泛層面的經濟合作，究竟承載着怎樣的意義？

柬埔寨-老撾-越南發展三角區協定（CLV-DTA） 圖/高棉時報

“通越”指控險些引發顏色革命

柬老越發展三角區的概念，源自1999年10月20日在萬象舉行的一次非正式會議，參會者爲當時柬埔寨、老撾和越南三國的總理洪森、西沙瓦·喬本潘及潘文凱。同年，三國簽署了三角區協議，並於2004年正式生效。該協議旨在促進三國間10個邊境省份（越南4個省、柬埔寨和老撾各3個省）的經濟合作與貿易往來，允許這些省份的居民自由前往其他兩國從事貿易和投資活動，可被視爲一種特殊的自由貿易安排。

自成立之日起，柬老越三國每年都會舉辦一次部長級會議，每兩年則舉行一次總理級別的峰會，旨在通過改善交通網絡、促進貿易增長、打擊非法自然資源開採和跨境犯罪，加強三國間的協作，增進地區穩定與安全，減輕貧困，促進邊境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

2009年，三國一致同意各自增加一個省份加入三角區，使得該協議的涵蓋範圍擴展至13個省份。2018年3月，柬老越三國總理在河內舉行的會議上，共同批准了一項直至2030年的經濟互聯互通行動計劃，計劃逐步擴大三角區的範圍，最終實現三國全境的經濟一體化。此次會議也是第十屆柬老越發展三角區峰會的一個重要環節。2023年9月，三國領導人在會面時重申，經濟一體化將繼續作爲優先議題，同時強調國防安全和社會聯繫的重要性。

直到此時，柬老越發展三角區還被視爲全球化背景下區域經濟合作的成功案例。但今年7月，也就是三角區合作協議簽署25週年之際，它突然被貼上了“賣國協議”的標籤。

7月初，關於三角區的討論在柬埔寨的社交媒體上迅速升溫，有人宣稱該項目“最初是由越南提議”，並表達了對其可能導致“領土流失”的擔憂，甚至有聲音暗示，目前屬於三角區的柬埔寨東部四省可能會被“割讓給越南”。儘管政府發言人迅速駁斥了這些說法，但仍未能阻止輿論的持續發酵。

7月23日，洪森親自在臉書上發佈聲明，宣佈因散播有關三角區協議的虛假信息，已有三人遭到逮捕，此舉反而引發了線上線下大規模的抗議浪潮。8月11日，數千名柬埔寨人在包括韓國、日本、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美國在內的多個國家，發起了反對三角區協議的集會。在柬埔寨國內，反對派也通過Telegram等社交平臺組織起來，計劃於8月18日在王宮前舉行一場“大型抗議”活動。

當地時間7月23日，柬埔寨執政黨主席兼參議院主席洪森通過視頻說明解釋CLV-DTA 圖/金邊郵報

他們的口號，也是柬埔寨反對派多年來屢試不爽的策略——“通越”。總部位於美國的“高棉民主運動”在8月13日發佈的一份聲明中宣稱，三角區協議可能會“掩蓋進一步非法砍伐森林、驅逐當地居民和爲外國利益開發資源的行爲”。該組織還表達了對“越南非法移民進入柬埔寨四個省份”的擔憂，認爲這可能導致這些地區淪爲“受越南控制的附庸”。長期以來，反對派一直指責洪森政府“出賣國家利益”，如今同樣的指責也開始指向洪瑪奈。

面對這種典型的“顏色革命”劇本，柬埔寨政府採取了強硬措施，逮捕了近百人，其中包括反對黨燭光黨的官員、社會組織“高棉學生智能聯盟協會”的成員、數名未成年人，甚至還有一名公務員。9月初，洪瑪奈指出，這些人通過傳播“無休止的謊言”來誤導部分公民。內政部長更是直接表明立場：“有一小撮人試圖通過假新聞破壞國家穩定，推翻合法政府。”

然而，這些人確實觸及了柬埔寨民衆最爲敏感和情感化的神經。對越南的擔憂——特別是對越南可能蠶食柬埔寨領土完整，和越南人無限制移民至邊境地區所帶來的影響的恐懼——自20世紀上半葉柬埔寨民族主義興起以來便根植於國民心中。

1979年，越南軍事幹預並支持柬埔寨人民黨上臺，雖然促進了兩國之間的緊密聯繫，但也加劇了這種深層次的不安。任何暗示“柬埔寨正在失去領土或主權”的言論，都可能迅速引發大規模的政治反應。德崇扶南運河項目所激發的民族自豪感，可能也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這種焦慮情緒的復甦。

“如果任何團體企圖利用當前局勢，藉助柬埔寨人深厚的民族主義情感，圍繞三角區問題發起任何形式的抗議或示威，從而在柬埔寨社會內部製造混亂，這將對柬埔寨構成極大的威脅。”柬埔寨民主研究所主席帕燦倫（Pa Chanroeun）警告道。

正是因爲意識到這種潛在的危險，柬埔寨政府對批評者做出了罕見且意外的妥協。柬埔寨智庫未來論壇的研究員成普安（Chhengpoor Aun）分析稱，“在柬埔寨領導層看來，三角區協議在國內引發的政治風險，可能超過了它承諾帶來的跨國經濟和外交利益。”

越南是事實上的領導者

客觀來看，柬老越發展三角區確實在經濟和外交方面爲柬埔寨帶來了可觀的好處，這一點從柬埔寨政府，乃至洪森和洪瑪奈對該項目的堅定支持中可見一斑。畢竟，洪森本人就是該協議的發起者之一。

“三角區主要關注的是經濟聯繫和貿易活動的促進。它將那些孤立、偏遠的地區轉變爲擁有良好基礎設施、社區和諧共處的繁榮地帶。”今年8月，柬埔寨商務部長佔尼莫爾（Cham Nimol）如是說。

自三角區成立以來，柬埔寨、老撾和越南三國均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柬埔寨的年均增長率保持在7%左右，越南從全球最貧困的國家之一躍升爲該地區最富裕的經濟體之一，而老撾則被世界銀行譽爲該區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儘管增長的原因因國而異，但三角區無疑在其間發揮了作用。

通過這一框架，越南已在柬埔寨和老撾的邊境省份投資了113個項目，總價值約爲36億美元（其中老撾65個項目，柬埔寨48個項目）。越南還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給予了援助，例如，之前越南向柬埔寨提供了一筆2600萬美元的優惠貸款，用於修建連接邦隆和奧雅達（Banlung to Ou Ya Dav）的70公里公路。越南自身也從三角區中受益匪淺：2018年，越南總理阮春福宣佈，參與三角區的五個越南省份吸引了來自20個國家和地區投資者的233個項目，註冊資金總額達到23億美元。

毋庸置疑，三角區還承擔着重要的地緣政治功能——尤其對越南而言。憑藉其政治地位和相對發達的經濟，越南成爲了三角區事實上的領導者。柬埔寨抗議者所提出的觀點——“該協議不對等地利於越南”，很可能有一定的道理，因爲獨立研究者早就指出，協議帶來的多數利益流向了越南。

同時，河內正利用這一協議來增強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若按2018年的規劃，三角區最終從目前的13個省份擴展至三國全境，無疑將進一步鞏固越南在該地區的地位。這也解釋了爲什麼當柬埔寨“退羣”的消息傳來時，越南會表現出如此明顯的震驚與不安。

爲什麼柬埔寨和老撾對越南至關重要

考慮到三國的地理位置和共享的歷史，越南歷來將柬埔寨和老撾視爲其傳統勢力範圍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自21世紀初以來，隨着中國在湄公河下游地區影響力的不斷增強，這一地位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優惠貸款以及不斷加深的軍事合作，北京已經超越河內，成爲柬埔寨和老撾的主要投資者和貿易伙伴。這不僅削弱了河內在經濟上的地位及其在金邊和萬象決策圈中的影響力，還引發了越南方面的嚴重安全擔憂，並對其地區議程產生了負面影響，特別是在南海爭端方面。

越南不僅將柬埔寨和老撾視爲鄰國，更視其爲“兄弟國家”。這兩個國家在越南的外交政策中佔據着優先位置，被定義爲“特殊夥伴”。1979年，越軍在推翻紅色高棉政權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爲洪森上臺並長期執政鋪平了道路；老撾則是越南在後冷戰時期唯一的軍事同盟國，越南安全部隊曾在2000年萬象騷亂、2003年華潘省叛亂及2007年波喬省動亂等事件中，給予老撾政府支援。

然而，歷史背景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河內深刻認識到，與柬埔寨和老撾保持良好的關係，對其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兩國的任何動盪都可能對越南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反之亦然。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這一點非常直觀：由於柬老兩國佔據了越南陸地邊界的大約三分之二，越南自然希望確保鄰國政權的“友好”態度，這種需求也與越南對北方鄰國的長期焦慮相呼應。

中國與柬埔寨合作修建德崇富南運河，給越南帶來了很大壓力

越南的擔憂不僅僅侷限於安全領域：柬埔寨和老撾不僅是越南與東南亞大陸其他國家如泰國和緬甸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越南防範所謂“基礎設施槓桿陷阱”的前線。河內擔心，一旦中國支持的互聯互通項目全面實施，越南可能就會發現，自己在初級製造業供應鏈和區域貿易網絡中被邊緣化了。

對於越南共產黨的合法性而言，柬埔寨和老撾的意義尤爲重大。在這兩個國家爭取獨立的鬥爭中，越南人付出了鮮血與犧牲。2019年發佈的《越南國防白皮書》中，越南人民軍特別強調了其對柬埔寨和老撾的支持，並引用了已故領導人胡志明的話：“幫助朋友就是幫助自己”。此外，越南與老撾在堅持社會主義理念上有着共同利益。因此，任何跡象表明柬埔寨和老撾可能脫離越南的影響軌道，都會引發公衆和學術界的高度關注，損害越南共產黨的歷史合法性。

在過去十年裡，越南在柬埔寨和老撾經濟與政治事務中的角色經歷了多重考驗。一方面，中國已經取代越南成爲柬埔寨和老撾最大的經濟利益相關方。中國幾乎佔據了柬埔寨外國直接投資（FDI）的一半，老撾的情況也大致相同。這種經濟優勢自然而然地轉化爲政治影響力，促使這些越南的傳統盟友與河內保持一定距離，這在他們不願意捲入南海爭端的態度上表現得尤爲明顯。例如，2012年，柬埔寨阻止東盟發佈聯合公報，這是45年來的第一次，原因是不願意在文件中提及南海爭端。同樣地，2016年老撾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時，東盟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明顯更爲溫和。

另一方面，越南在與柬埔寨和老撾的雙邊關係中也遇到了顯著的挑戰，這些問題往往源於歷史遺留問題和相互競爭的經濟利益。

在柬埔寨，爭議焦點包括少數民族公民身份、未解決的邊界劃分問題，以及位於越南附近的雲壤海軍基地。此外，洪森個人偶爾表露的反越情緒也加劇了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

對於老撾，越南主要擔心萬象的水電開發計劃，認爲這將對湄公河流域的生態系統及越南境內的湄公河三角洲造成不利影響。值得注意的是，老撾在湄公河支流上建設的60座大型水壩和在主河道上的兩座水壩中，有一半得到了中國的直接資助。

新冠肺炎疫情後，越南經濟復甦步伐較慢，這限制了其兌現對鄰國基礎設施承諾的能力。相比之下，中國在短短三年內完成了中老鐵路項目，而越南承諾的連接萬象與越南永安港的鐵路項目至今仍未啓動。另外，2017年雙方達成的建設胡志明市至金邊高速公路的協議，至今僅在柬埔寨一側取得實質性進展，因爲越南仍在努力籌措其負責路段所需的7億美元資金。

越南希望打造“三國聯盟”

越南領導人深知經濟發展對塑造三國關係的重要性。儘管在經濟和金融資源方面遠不及中國，但河內巧妙地利用了其地理鄰近的優勢，以增強與柬埔寨和老撾的經濟聯繫。

首先，雖然中國在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如中老鐵路）方面具備更多優勢，但越南能夠在陸路和海上運輸方面，與內陸國家老撾建立更緊密的聯繫。由於萬象-永安鐵路項目被推遲多年，越南中部地區的多個主要海港，如永安、竈門、朱萊和峴港等，已成爲老撾商品出口的關鍵通道。越南還能利用其廣泛的陸路網絡，幫助柬埔寨實現貿易和投資的多元化。實際上，越南目前是柬埔寨在東盟最大的貿易伙伴，對連接柬埔寨某些產業與全球供應鏈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儘管中國在國家主導的貿易和投資中佔據上風，但越南受益於與老撾和柬埔寨之間深厚且複雜的經濟聯繫，尤其是在非國家實體之間。值得注意的是，越南與老撾有10個國際邊境口岸，與柬埔寨有11個，而與中國僅有5個，儘管中國是越南最大的貿易伙伴。這反映了湄公河下游三國之間頻繁的跨境經濟活動，以及河內進一步整合這三個經濟體的決心。

在幾個關鍵的邊境地區，越南已經建立或正在建設經濟特區，以加強經濟聯繫，這是前總理阮晉勇於2010年啓動的計劃的一部分。老撾和柬埔寨分別是越南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和第二大接受國。柬越和老越雙邊關係不僅有高層的推動，還有基層的積極參與，這種深厚的關係是中國難以在短時間內複製的。

在政治層面，越南通過黨際、政府間、議會間和民間四個關鍵渠道，顯著增強了與柬埔寨和老撾的雙邊及三邊互動。這些渠道雖然已存在一段時間，但從2010年代初開始，政治活動明顯復甦。三國在各個層面保持着定期和密切的交流，這種互動模式是它們與其他國家，包括中國，所不具備的。

越南官員在雙邊和三邊會談中經常強調地區一體化的重要性，其背後的隱含之意即是減少三國對中國依賴的程度。在此背景下，越南對柬老越發展三角區（CLV-DTA）寄予厚望。2018年，正是越南提出了將協議從最初的13個省擴展至三國全境的構想，並從經濟一體化逐步向安全、外交、社會和環境等多個領域拓展。

顯然，越南的戰略目標是將柬埔寨-老撾-越南發展三角區（CLV-DTA）逐步升級爲柬埔寨-老撾-越南（CLV）三邊集團，即使是以非正式的形式存在。考慮到現有的合作框架、高層峰會的頻率以及相互間的承諾，這個集團可以被視爲一種軟聯盟網絡，某種程度上類似於越南版本的“印度支那聯邦”。

然而，問題在於，對於另外兩國，尤其是柬埔寨而言，提到“印度支那聯邦”只會喚起黑暗、痛苦和屈辱的歷史記憶。戴維·錢德勒在其著作《柬埔寨史》中描述，從1833年開始，越南和暹羅爲了爭奪柬埔寨的控制權進行了長達14年的戰爭，這被視爲“紅色高棉崛起之前的柬埔寨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柬埔寨人被他們的越南征服者活埋，只露出頭部，越南人隨後在他們頭上烹茶——這一場景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柬埔寨人的集體記憶中。在法國殖民統治期間，大多數用於“文明化”的資源都被分配給了越南，而柬埔寨則被迫割讓了南高棉（Kampuchea Krom）省給東鄰。

這段歷史的傷痕依舊鮮明。“由於法國的殖民統治，我們失去了南高棉，這並不是因爲某個高棉國王將其割讓，而是因爲我們當時處於他們的控制之下。”8月12日，洪森在講話中指出。“我們不會進行聯合開發，因爲政府無權將高棉土地移交給任何其他國家。我們無意通過將柬埔寨、老撾和越南的部分地區合併成一個實體來建立一個自治區。”這番話清晰地表明瞭柬埔寨對於歷史創傷的敏感性和對未來合作的態度。

柬越關係正迴歸到歷史常態水平

柬埔寨退出柬老越發展三角區協議，不僅僅是爲緩解國內局勢的臨時措施，更是基於深厚的歷史和戰略考量。通過這一舉動，柬埔寨能夠在與越南的關係中更加堅定地追求獨立和更大的自治權，正如在建設德崇扶南運河時所展現的決心一樣。

當前，柬埔寨與越南的關係正經歷重大轉型，可能正迴歸到歷史上的常態水平，因爲中國在柬埔寨的地位已經超越了越南。實際上，柬埔寨與越南當前的友好關係，在兩國漫長的歷史中是較爲罕見的。這種關係形成於20世紀80年代，當時中國與蘇聯處於對立狀態，而蘇聯是越南及其金邊附庸國的主要支持者。

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地緣政治格局早已滄海桑田：中國現已成爲柬埔寨最主要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量，這爲金邊提供了與越南保持一定距離的條件，有助於擺脫長期以來“隨河內起舞”的負面形象。同時，隨着老一輩官員的退休，維持越南與柬埔寨關係的許多個人紐帶也在逐漸減弱。

當然，至少在短期內，越南與柬埔寨之間的關係不會急劇惡化；雙方仍然存在足夠的共同利益，足以維持兩國關係的基本穩定。然而，越來越明顯的是，河內與金邊之間的“特殊關係”已不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柬埔寨的“退羣”之舉如同一聲警鐘，預示着河內構建“三邊集團”的夢想可能終究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