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認爲五四是近代中國歷史的轉折

殷海光在溫州街的宿舍，如今成爲紀念館。（本報資料照片）

如何啓蒙 怎樣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出生於1919年的殷海光，正是生於「五四運動」發生的那一年。按照周策縱在《五四運動史：近代中國的思想革命》一書中的廣義界定，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的遊行示威抗議事件，引發出一連串的罷課、罷工和其他事件，最終演變成整個社會的變動和思想界的革命，這起事件在當時被命名爲「五四運動」。

原本被定名爲「五四運動」的事件，是僅止於五月四日當天的學生抗議運動。周策縱（1916-2007）在此提出廣義的「五四運動」，時間斷限則是從1917年以迄1921年，1917年作爲起點標誌的是環繞《新青年》和北京大學而生的新思想和新文學改革，以1921年作爲終點則是由於運動的層面轉向政治行動，思想和社會改革或多或少受到忽視。周策縱筆下的「五四運動」是青年運動、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集合體，是一個「複雜的現象」，包括新思潮、文學革命、學生運動、商人和工人的抗議運動、抵制日貨運動，以及新型知識人所倡言的各種社會和政治活動。因此，學界若是以「五四運動」作爲提筆爲文的指稱，通常是指狹義的「五四事件」，特指1919年那場學生運動；若是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一詞進行敘述，則是所謂的廣義的五四，是以1915年《新青年》（《青年雜誌》）創刊爲嚆矢，以「民主」和「科學」爲旗幟，廣狹兩義並用的五四運動已經成爲約定俗成的概念。

殷海光對於「五四」的闡釋，大抵是廣狹兩義並用的「五四運動」，將「五四」視爲是傳統中國「一連串的極端反變」之高峰，是一個有新問題而且反權威的燦爛時代。在一篇自我回顧的文章中，殷海光認爲「五四運動」可謂是近代中國「歷史的轉折」，五四時期的思潮觀念，猶如大江大海般涌進：

又往往在一個時代，寂然無聞的大思想和大觀念，忽然像火山似的爆發出來，震撼着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國的文化傳統被連根的搖撼着；外來的觀念與思想又像狂風暴雨一般似地衝擊而來。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感受到種種思想學術的挑戰：有社會主義、有自由主義、有民主政治，也有傳統思想背逆的反應。每一種大的思想氣流都形成各個不同的漩渦，使得置身其中的知識人目眩神搖，無所適從。

誠如林毓生（1934-2022）所言，殷海光服膺五四初期鼓吹的自由主義，認爲從英美文明發展出來的自由價值、人權觀念、民主制度與建基於經驗的理性，纔是中國應該走的方向。重振五四精神，徹底實現五四早期所揭櫫的自由、理性、法治與民主的目標，纔是救國的唯一道路。然而，自言深受「五四」影響的殷海光，對於「五四」的精神與理念，也非全盤接受。在一篇紀念傅斯年（1896-1950）的文章中，殷海光就直指「五四」所造成的弊病：

許多人詬病五四運動。我並不以爲五四運動是毫無毛病的。至少五四運動所產生的副作用與布爾希維克洪流會合起來，形成中國空前未有的暴亂集團及其騷動。五四運動底許多作用，亦若許多帶有羣衆性和變革性的初期運動一樣，不易避免地有着衝動、幼稚、浪漫和狂妄的要素。然而，無論如何，五四運動所代表的時代是一個富於感興的時代……這個時代爲中國之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對於殷海光來說，自五四以來，中國的學術文化思想，總是在復古、反古、西化、反西化，或拼盤式的折衷之泥沼中打滾，無法開展新的視野。殷海光在〈自由人底反省與再建〉一文中，就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業績。殷海光認爲新文化運動時期鋪天蓋地引介西方的學術思想，是未經自覺的選擇，尚未體察西方文化的全貌與脈絡。因此，新文化運動雖有啓蒙作用，這股啓蒙運動看似「其勢甚銳」，卻沒有堅實的基礎，以致無以爲繼。

即便如此，「五四」作爲殷海光畢生思想工程中重要的一項元素，殷海光對「五四」的評價仍屬正面。「五四」所承載的是西方自由主義的底蘊，殷海光認爲自由主義的歐風美雨，敲醒了中國知識人的自由靈魂。表現在政治上的是清末的維新變法與辛亥革命，呈現在文化上的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自由主義底蘊，造就了北伐和中日戰爭的勝利。針對五四「運動」的性質，殷海光有所定義。殷海光將五四運動定義爲「同化式的本土運動」（assimilative nativistic movement），所謂的「同化式的本土運動」是主張吸收外來文化，並把主位文化的價值要素和外來的新要素整並，創建新的文化統合，這樣的運動在最初階段，皆有反偶像的趨向，五四運動及其餘波便是這一種本土運動的典型。（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