歎爲觀止：古代外國曆史上的海禁政策

曾幾何時，海禁政策被認爲是中國歷史進程的專屬。除最爲嚴重的明清兩朝外，更早之前的隋朝與元朝同樣奉行過類似措施。不僅限制住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還對造船、外貿等領域有過深刻錘擊。

然而，海禁政策絕非只屬於東亞，在世界其他地都偶有發生。這裡就挑出最具代表性的三個案例，有助於我們更好的理解此類管制措施。

事實上，即便非常依賴航運貿易的地中海水域，一樣出現過類似海禁的嚴厲政策。只不過多爲敵國強加，屬於勝利者故意削弱失敗方的懲罰手段之一。例如公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遭至慘敗，不得不向宿敵斯巴達認慫。隨後爲滿足對方要求，不僅拆除了城牆等防禦設施，還只被允許保留12艘戰艦。公元前201年，類似的命運落到迦太基頭上。他們因輸掉第二次布匿戰爭，不得不被羅馬解除武裝，且只能象徵性的保留10艘戰艦。

不過，上述案例的持續時間並不算長。斯巴達在贏得伯羅奔尼撒戰爭後，又陷入波斯帝國與其他希臘城邦的聯手絞殺。本應低調的雅典重獲新生，再度發展爲地區內的重要海上力量。羅馬則在第二次布匿戰爭後，出於對迦太基商業復興的恐懼而主動發起第三次進攻。最後將北非沿岸據爲己有，自然不再需要關注對方是否乖乖履約。更爲重要的是，雅典與迦太基雖裁撤艦隊，卻沒有被限制住民間貿易，所以很難被歸入海禁範疇。

相比之下，羅馬人對東方大國塞琉古的限制，應該更符合狹義海禁概念。公元前188年，由於馬格尼西亞戰役的慘敗，國王安條克三世同意簽署《阿帕米亞條約》。根據其規定，這個以敘利亞爲核心的希臘化王朝，不得不放小亞細亞半島的多數領地。雙方還以托羅斯山脈爲隔絕線，甚至不能越界招募僱傭兵或安置流亡者。此外，具有很強威懾力的戰象要全部退役，而海軍規模不能超過12艘。另有非常細緻且苛刻的人質條款，以及高達15000塔蘭特的白銀賠款（相當於21世紀初的97500000美元）。

此後，塞琉古依然存在有較長一段時間。但因爲被強制套上的海禁政策，再無可能重整旗鼓。首先是每年都要分期支付的鉅額賠款，讓帝國不得不對包括外貿在內的生產活動課以重稅。只能不斷降低銀幣成色，希望靠這種溫和通脹來稀釋債務，但也使自身的信用體系大打折扣。接着，聯通東西方貿易的商團開始調整路線，儘可能避免少從其境內通過。衆多敵對勢力亦蠢蠢欲動，使用海盜劫掠、減稅攬客等方式爭奪商業份額。若安條克的統治者想扭轉頹勢，就必須冒風險增加海軍軍備，進而引來羅馬人的威脅和干涉。

公元前162年，由於安條克五世的朝臣計劃悄悄擴軍，羅馬當局派督察組前往敘利亞各地展開巡迴檢查。年輕的國王不敢反抗，許多新造好的戰艦被鑿沉在港灣內，剛完成訓練的大象則被直接挑斷腳筋。結果，敘利亞地區的商業持續疲軟，而包括黎巴嫩、猶太和乞裡西亞在內的外省都開始出現分離主義傾向。直至帝國滅亡前夕，各路不滿外交軟弱的地方派還在相互攻伐。

當然，塞琉古的統治者們也曾想過補救措施。譬如能力較強的安條克四世，曾有機會征服埃及，用自己扶持的傀儡充當代理人。不料遭羅馬人勒令收手，被迫在走出地上畫的一個圈後宣佈撤軍。接着，他有條不紊的將艦隊基地搬遷至東部，藉機迴避羅馬人的可怕海禁。奈何基於前面講到的客觀因素，這些分佈於波斯灣水域的基地也很難發揮決定性作用。甚至爲滿足地方利益，更傾向於投靠帕提亞帝國，進一步加速敘利亞當局的徹底垮臺。

羅馬施於塞琉古的限制政策畢竟是外來影響，這與東方世界的主動隔絕有很大區別。但到中世紀時期，更爲純粹的海禁政策竟重返敘利亞。只不過這次的頂層設計師非歐洲入侵者，而是來自埃及的馬穆魯克王朝。他們在13世紀異軍突起，成爲將基督教十字軍趕出聖地的中流砥柱，也是抵禦蒙古帝國西征的主心骨。故而推出可能是西方歷史上最爲嚴格的海禁政策。

早在王朝建立之初，大名鼎鼎的拜巴爾斯就做出決斷，要以物力手段同步解決十字軍和蒙古問題。同時，敘利亞地方派依然選擇效忠於前朝阿尤布家族，讓剛剛控制開羅和亞歷山大港的蘇丹下不來臺。因此，馬穆魯克時代的海禁具有三重必要性。其一是阻斷基督教勢力的反攻倒算，其二則要削弱本地派系的經濟實力，其三是集中力量防禦東部邊界。

正因如此，來自埃及的奴隸軍團每攻克一座城池，都會將之拆除或整體性向內陸搬遷3公里。其中就有較晚陷落的的黎波里，以及由十字軍堅守到最後的阿克。原先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敘利亞沿岸，散佈着許多大小不一的港口。結果在1260-91的短短三十年間，先後失去了阿斯卡隆、海法、凱撒利亞、提爾、西頓等古代商業重鎮。最具規模的貝魯特雖倖免於難，卻不得不到環境惡劣的黎巴嫩山上重新建造。而且和更靠內陸的聖城耶路撒冷一樣，禁止擁有拱衛自身的城牆。許多居民流離失所，正好被徵調去幼發拉底河畔，淪爲一些列駐軍要塞的生產附庸。

這並不意味着開羅當局會放棄外貿。相反，歷任馬穆魯克蘇丹都深知做生意來錢快，很早就同威尼斯、熱那亞、比薩、那不勒斯和阿拉貢西班牙籤訂通商協議。但本着“利出一孔”原則，這些買賣往往需要限制於固定場所，非常類似於後來明清兩朝的市舶司制度。譬如埃及本土的亞歷山大港，以及搬遷後仍負有盛名的貝魯特。前者背靠整個尼羅河流域與王朝京畿重地，即便遭到外海突襲也能很快恢復秩序。後者由於沒有城牆，又孤懸於內陸荒漠地帶，所以被海上入侵者奪取都難以長期據有。其次，還有尼羅河三角洲東側的埃米爾塔，以及西奈半島上的蘇伊士等附屬口岸。她們主要用於接待穆斯林的短距航行，不會對兩大商業中心構成衝擊。

作爲負面效應，馬穆魯克王朝的海軍力量相對疲軟，不利於進一步開疆拓土。當時，殘存的十字軍勢力依然盤踞塞浦路斯和羅德島，不斷對埃及至敘利亞南部水域發起進攻。他們劫掠過亞歷山大，也短暫降服過貝魯特，都給開羅方面造成嚴重困擾。稍後更是全力增援乞裡西亞的亞美尼亞人，阻斷這個穆斯林大帝國的北上通道。數位蘇丹曾多次下令組建艦隊，卻多半會由於危機解除而中道崩殂。公元1426年，由於船舵產能嚴重不足，只能用尼羅河上的駁船運送部隊出海。公元1444年，他們又爲湊出85艘戰艦而耗時過多，喪失對醫院騎士團的突襲保密性。公元1514年，馬穆魯克人計劃派戰艦去印度增援穆斯林兄弟，卻必須靠土耳其競爭者提供木材、武器和專業水手，乃至招募威尼斯和西班牙士兵助陣。結果自然是一敗塗地，徹底將海上絲綢之路的收入拱手相讓於葡萄牙。

更爲諷刺的是，原計劃用於拱衛東部邊界的要塞城市羣，從未靠犧牲沿海的轉移支付而發展起來。受限於敘利亞本地的商業凋敝和財政困境，既無法在15世紀阻擋中亞之王帖木兒，也沒能在16世紀攔住攻滅自己的奧斯曼土耳其。可見海禁策略的短視性與危害性，幾乎是爲一時的謀利斷送所有人的未來。

有意思的是，不僅塞琉古、馬穆魯克這類陸上帝國有海禁案例，連身處南洋腹地的爪哇人都搞過封港與毀船。歷史上，爪哇向來是海盜或羣島帝國的培養皿，也是相當發達的區域造船中心。其外溢人口的活動範圍之廣，不但輻射蘇門答臘、馬來亞、婆羅洲、蘇拉威西和菲律賓，甚至會波及越南和廣東。僅在相對繁華的北部沿岸，就坐落在萬丹、德馬克等貿易城邦。

可惜，擁有如此縱深的碩大島嶼，同樣會誕生大陸性強於海洋性的內陸勢力。尤其是在16-17世紀之交，原本較爲開化、文明的沿海區域，在葡萄牙與荷蘭勢力的連番打壓下日漸式微。這讓中部山區的馬塔蘭蘇丹國獲得機會，開始對富庶的鄰居們施以逆向征服。很多時候，他們並不是靠自己獲得決定性勝利，而是借用西方人的軍事行動搭便車。故而對暫時臣服的港口羣缺乏控制，也容易因扭曲心態而表現的自慚形穢。

公元1646年，臭名昭著的阿曼庫拉特一世成爲馬塔蘭國王。由於其父親曾與荷蘭人並肩作戰，便允許東印度公司到內陸開設商站。作爲交換條件，這個內陸國家被允許同其他外島勢力進行貿易，等於是將沿海的中間商們剔除出去。正因如此，這對土洋結合的聯盟開始整頓島內秩序，不斷從兩個方向上侵吞鄰國的祖傳領地。不僅容易招致強烈不滿，還爲日後的徹底翻臉埋下嚴重隱患。

公元1661-65年間，原爲王位繼承人的阿曼庫拉特二世因身份受兄弟威脅，公開向自己的父親發起叛亂。隨即獲得沿海各港口城市支持，瞬間具備同內陸派掰手腕的實力。阿曼庫拉特一世自知很難搞定問題，將勝利希望完全寄託於荷蘭人身上。於是，藉助東印度公司的艦隊實力，重新逼迫各城邦乖乖就範。五年後，類似危機又在東爪哇爆發。老國王仍舊面臨兒子的挑釁，以及一衆沿海勢力的反攻倒算。甚至在最危機關頭，連相對安全的都城都陷於敵手。最後還是要向荷蘭人借兵，才勉爲其難的穩住陣腳。

在此期間，阿曼庫拉特一世對北部的港口城市恨之入骨，寄出毀滅性的海禁措施。其政策包括拆除定居點、早晨船隻，以及長時間封閉港口，只爲防止他們有能力參加叛亂。受此影響，爪哇本土的造船業一落千丈。曾讓西方人讚歎不已的巨型迪昂帆船幾乎銷聲匿跡，而有幸能堅守祖業的工匠紛紛轉投東印度公司麾下。至此，荷蘭人的巴達維亞成爲全島最大的商業中心，等於是借土人之手摧毀了本土競爭者。

不過，兩位國王並不會爲此有任何觸動。畢竟，只要自己的獨到地位能在內陸穩固，將港口全出賣給荷蘭人都相當划算。尤其是阿曼庫拉特二世，早先靠沿海城邦支持鬥爭，後來又與從事走私的叛亂者結盟。一旦輪到自己上位，便立刻撿起父親的老戰略，屁顛屁顛的同東印度公司結盟。所謂權力大於經濟，在其身上表現的格外明顯，餘下的什麼產業發展都不過是縹緲浮雲。

顯然，海禁政策從不是中國歷史的專屬。無論古典時代的希臘羅馬，還是中世紀的穆斯林霸主，亦或南洋的造船業中心，都可能基於特殊目的而出現趨同封禁。其中自有外來征服者的野心影響，也包括被動防禦方的主動放棄。唯有不可動搖的權力貫穿始終，幾乎凌駕於任何戰略、利益和福祉。

唯一值得關心的是，沒有任何區域的海禁策略能持之以恆，也不會有任何地方的封閉會獲得永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