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傳統道德的六大弊病

一百多年來，面對西方的衝擊，中國經歷了舊世界的坍塌。但在廢墟之上，我們的新文化卻遲遲沒有建立。

文化的坍塌，始於道德的坍塌；文化的重生，也必然始於道德的重建。所以，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把道德的重建，作爲賦予中國文化新生命的頭等大事。

不過，道德重建，首先需要釐清的是傳統道德有哪些弊病。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一書中，至少提煉出了中國傳統道德的六大弊病。

▌弊病一：約束君子，放縱“小人”

殷海光認爲，中國傳統道德具有很強的階層性，對君子，也就是貴族做出各種各樣的道德規範，而對“小人”，也就是普通人，則完全不做要求。

翻遍儒家經典，我們會看到各種各樣的道德規範，但無一例外，都是對君子的要求：“君子遠庖廚”、“君子坦蕩蕩”、“君子固窮”、“君子成人之美”……那小人呢？不好意思，經典沒說。

這種差異，與其說是寬容，不如說是傲慢。孔孟過於看重社會精英的引領作用，卻沒有看到，“小人”纔是社會道德的基本盤。而且，只對君子的要求，很容易讓人陷入道德上的虛無主義——我沒有道德，你就別想道德綁架我；我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最後誰也不遵守道德，造成全社會的道德淪喪。

▌弊病二：不能平等對待女性

殷海光認爲，中國傳統道德規範，不能平等對待女性。

在思想層面，無論是儒家、道家還是法家，要麼對女性不做道德要求，要麼就是基於一套不同的道德標準。如果說君子與小人，被視爲兩個不同的階層，那麼男人和女人，則被他們看成兩個完全不同的“物種”。有句抱怨女性的話說“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但事實上，能把女子與小人並列，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在輿論層面，對女性的污名化無處不在。“妒”、“姦”、“妄”、“婪”這些負面詞彙，都是在給女性貼標籤。

在制度層面，1949年以前，中國一直實行一夫多偶制，在部分朝代，女性甚至是一種可以隨意買賣的商品。

這種道德本身就是最大的不道德。

▌弊病三：不把愚民當罪惡

殷海光認爲，中國的傳統道德，一直在爲愚民政策背書。

這一點在儒家、道家思想中體現得還沒那麼明顯。在法家思想中，則是毫不掩飾其意圖。《商君書》中曾明確提出，治國應該“愚民、貧民、弱民、辱民”，讓人民愚昧、貧窮、疲弱、沒有羞恥心。這比伏爾泰所說的“愚昧是產生專制的唯一土壤”早了兩千年，讓人不禁感嘆中國傳統文化在這個方面的“先知先覺”。

誠然，儒家思想對這樣的政策也曾提出過異議，但最終妥協的結果不過是“事兒能這麼做，話不能這麼說”。

▌弊病四：不能容忍不同聲音

殷海光認爲，中國傳統道德一直是強調獨斷的，不能容忍不同的聲音。

百家爭鳴結束後，中國文化就患上了“統一思想病”。秦朝獨尊法家，就來個焚書坑儒；漢武帝獨尊儒術，道家思想就無從置喙；梁武帝迷戀佛教，就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後來，爲加強統治又來了多場滅佛運動；明代開始，科舉考試的內容就一律只能從官方指定的書裡面出……總之就是絕對不允許不同聲音存在。

儘管沒有任何組織能真正做到思想的統一，但這種獨斷，對異端的不寬容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蔓延。

▌弊病五：不能脫離孝道談道德

殷海光認爲，因爲獨有的社會結構，中國傳統道德把“孝”當作頭等大事，不願、也不敢質疑孝道的意義。

中國長期是個農耕社會。基層以土地爲原點，以血緣爲紐帶進行聚居，年齡和輩分就成爲社會階層劃分的最重要依據，“孝”自然就成爲了社會道德最重要的準則，甚至在漢代被當作選拔官員的依據。

這樣的價值觀，讓古人對孝道的踐行充滿了表演性，通過極端的“孝”行，實現身份、聲望的躍遷。《二十四孝》中，那些荒唐變態的案例就是典型。

以孝爲核心，建立起的社會道德規範，造成的惡果就是家國不分，公私不分。君主成了“君父”，老師成了“師父”，學校成了“母校”，社會不同成員之間的關係，往往以比喻、象徵、模擬的形式出現，而很難還原到其應有的樣子，這就很難產生真正的契約，更遑論契約精神了。

▌弊病六：不屑於務實

殷海光認爲，中國文化輕視實務的傳統由來已久，結果導致自己的“奇技淫巧”遠遠不如西方。

秦漢期間，雖說也有讖緯之類無聊的行爲，但總體來講，還算務實。但到了魏晉，由於九品中正制度的實行，貴族子弟不需要做實事就能位居高官，整個社會以務實爲恥，將務實稱之爲“濁務”，貴族們則每天飲酒、吸食五石散、讀《離騷》、清談，並引以爲榮。唐宋，因爲科舉，官員多少迴歸了務實。而到了明朝，由於科舉不考策論，改考八股，官員就又開始把上面考覈的和自己擅長的道德文章當成最重要的東西，所有實務一律被斥之爲奇技淫巧，一直延續到清朝滅亡。

殷海光認爲，這種泛道德化的“務虛”，必然讓中國在經濟、科技、國防、教育、公共衛生、數目字管理等領域全面落後於西方。

面對中國傳統道德的諸多弊病，殷海光在《中國文化的展望》中提出，中國文化的革新，最重要的就是實現道德的重建。而實現道德的重建，首先就要打破舊的道德規範。但他同時指出，“道德實踐有古今之分，道德理想沒有古今之分”。因而，他肯定了中國古典道德中“孔仁孟義”的道德理想，並希望在此基礎上融合“基督博愛”、“佛家慈悲”，重建中國的道德理念，建立適應時代的道德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