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裔傳統月／嚴歌苓：我作品探索的就是自由

嚴歌苓希望透過她的小說和電影，讓全世界人都能聽到中國故事。（記者劉先進／攝影）

今年年初，記者從微博看到有位在美國的創作者寫：刷到朋友的照片，才發現「女作家」在2023年就發了新書，是自己在德國成立的出版機構所出，據說是這麼多年來「最自由的創作」。

而後又有一位追隨者衆的讀書博主轉發：看了這條才得知「喜歡的作家」的近況。她的百科詞條已無，然而作品的詞條仍在，她編劇的電影「金陵十三釵」只剩下劉恆一位編劇，「芳華」乾脆就沒編劇。作品尚在，但作者佚名。

若不是看到她作品的名字，可能記者還要花一些時間去想他們指的「女作家」、「喜歡的作家」究竟是誰？在4月紐約的一場公開活動中，嚴歌苓用「在他們給我『拉黑』以後」，來指她兩年多前爲鐵鏈女與新冠疫情等中國時政問題發聲之後的境遇，而「拉黑」這一生動和口語化的詞，博得了現場一陣大笑。

「想要自由 甘蔗就不能兩頭甜」

整整一個4月，定居德國柏林的嚴歌苓攜新作《米拉蒂》，開啓了在美國各地的宣傳之旅，每一場活動都座無虛席，甚至因爲人數過多，部分觀衆被安排到其他的房間，透過大屏幕看直播。

嚴歌苓在紐約舉行最新作品「米拉蒂」簽書會。（記者魏碧洲／攝影）

她的美國外交官丈夫王樂仁(Lawrence A. Walker)，也在每一場活動陪伴左右。他被她稱爲「如今所有部門的老總」，身兼出版人、財務總監、公關、音樂劇製作人等數職，她在臺前、他在臺下，一摞子有待籤售的新書之後，活動間，兩人不時有眼神或言語的交會。

和以往出版社至少有十幾人來安排，而她只需亮相、說相對短促的場面話相比；嚴歌苓說，如今放棄每年幾千萬人民幣的中國國內版稅，而得「自己搖着貨郎鼓走街串巷，擺攤賣自己的書」，這對於清高的知識分子來說，確是有些難爲情的。

「哎唷，我就覺得好苦，圖什麼呢？」她說：「就圖了自由了，我這是自作自受、求仁得仁。就是這麼一回事。你想要自由，甘蔗就不能有兩頭甜」。

《第九個寡婦》寫土改 下筆沒有顧慮

除了新書發表會外，4月上旬，在曼哈頓中城一家表演藝術劇場，由嚴歌苓小說《扶桑》改編的同名音樂劇進行了兩場結合音樂的業內劇本圍讀，這是她的作品、也是華語小說首次被改編成音樂劇。

由嚴歌苓(右)的小說改編、Christine Toy Johnson(左)創作歌詞的全新音樂劇「扶桑」(Fusong)，日前在曼哈頓百老匯舉辦劇本圍讀活動。(記者鄭怡嫣 / 攝影)

在中國大陸反響最大的那幾年，嚴歌苓的小說可以賣上幾百萬冊，作品和劇作頻繁被改編成名導們的電影，張藝謀還與她簽署了作品優先權，只有他決定不拍時，纔將改編權再予他人。這讓人誤以爲她已經習慣也可能享受聚光燈下的聲名，以至也會讓人有些難以追溯：在探索自由邊界的過程之中，她是如何在兩年前決定按下發送鍵，然後不可逆又更極致地走向另一種生活。

「我覺得我的作品一直以來所探索的東西實際上非常連貫，那就是『自由』，」嚴歌苓這樣回答：「就是你想失去多少表達、思考、言說、討論的自由，作爲一個有豐富思想與感情的人，自由在一點點失去的話，對我來說很不舒服。」

嚴歌苓憶述，2005年，她隨丈夫外派到了非洲，那片土地的飢餓、苦難、腐敗與政府的不作爲，使她開始寫以中國土地改革爲主題與背景的《第九個寡婦》」。

「土改在紅色中國的歷史上非常重大，是顛覆性的巨大運動，我那時候也知道，這本小說不被出版的可能性很大，」嚴歌苓說，但她下筆時並未留情，也沒有顧慮。

「《芳華》是我最誠實的一本書」

2011年，對她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她公認的代表作《陸犯焉識》出版，她以自己的家族歷史爲摹本，以「我祖父」爲主人公，講述了他作爲政治犯在文革時期的勞改生涯，也反映一代知識分子在紅色風暴中被摧殘的命運。她清楚這一本書「他們不喜歡」。

到2017年，她在數次採訪中都提及，《芳華》是她「最誠實的一本書」，她深挖，也寫了許許多多內心的東西。她寫主人公劉峰，看見一羣着軍裝的越戰後的殘疾老兵在街上乞討，當她得知被改成「一羣殘廢兒童」時，「我就鬧了，我說(書)不出了，但我想到我的編輯也很辛苦，這也不是他的錯」。

當然這些反應和追求，並非首先是爲了政治訴求。數年前，她曾在紐約時報的訪談中說，她是爲藝術而非政治訴求來書寫歷史。此次她也在訪談中重申，藝術和審美要當先，「我沒有把政治和說清歷史真相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把藝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這是小說特色的第一位」。

2007年，嚴歌苓(右)與曾任職美國在臺協會的外交官先生王樂仁，以及領養的中國女兒合影。（資料照片，記者何定照／攝影）

「哪天我也自我審查就壞了」

在新作《米拉蒂》中，她寫主人公米拉的父親米瀟，在接受多年的紅色洗腦後，進入80年代那麼一瞬創作的自由，卻反而覺得自己已經無法創作，這和她的作家父親蕭馬有某種相通，他曾痛苦地向嚴歌苓提及，自己在政治指導的氛圍中已經被掰扯成某種形狀，很難再跳脫出來。

「哪天我的腦子裡或是下意識裡也出現了自我審查，那就壞了，悲哀都來不及，創作出來的東西一定一塌糊塗，那趁這個沒有出現與滋長，我就趕緊寫了《米拉蒂》，」嚴歌苓說，「沒有什麼比自由創作更重要」。

而此次她攜《米拉蒂》，似乎又到了一種全新的自由天地，這是她第一本沒有審查的書，寫起來自由灑脫。

而另一方面，用「不說」來保全，似乎也愈來愈難過她自己的關隘，「我要完成自己的人生完整度。不說的話，我就不喜歡自己了。我的選擇是每年上千萬收入不要了，財比我痛痛快快做人，次要很多。」

而結果正如她所言，是「求仁得仁」，上了黑名單的同時，也是自己爲自己買下了更多的「自由」。

（專訪全文請見5月19日「世界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