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人物所不瞭解的科學與民主真諦

殷海光（右）與遺孀夏君璐（左）於民國38年在臺灣重逢後第一次正式合照。（本報資料照片）

如何啓蒙 怎樣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殷海光若有所思地道出五四運動就如同他的同輩一樣已是中年之軀，能否作爲年青人的表率，仍猶待努力。作爲社會中堅分子的中年一輩，需要承接上一代人未完成的志業，與年輕有爲之士共同推動「文化建國」的工作。三年後，殷海光再度爲文紀念五四，這篇文章可謂是殷海光對於五四運動論述的集大成者。殷海光先就懷持傳統主義和激進主義者對於「五四運動」的認識進行介紹，繼而說明五四運動所承載的反偶像主義（iconoclasm）特徵。抑有進者，殷海光針對五四時期人物的思想進行品評，認爲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人只知一端而不知其他，經常將思想偏執於光譜一端，以致提倡科學的結果是將「科學看作唯物論或科學主義（scientism）。推行西式民主的結果更是悲慘得很。」殷海光於此展現出與五四知識人的疏離：

許多人說五四運動人物的思想淺薄。我認爲這是幾乎不用提的。如果將近五十年後今日的中國知識分子還覺得五四人物的思想深厚，那麼真是太可悲了。

殷海光進一步說五四時代是一個很值得「回憶」的開端，科學與民主的確是中國不可或缺的價值標尺，但五四人物顯然並不瞭解科學和民主的真諦。再過一年，殷海光寫下人生最後一篇關於五四的文字，在〈五四的隱沒和再現—爲五四運動五十週年而作〉這篇文章中，殷海光全然從學理的層面分析五四，討論參與歷史事件的有無，如何影響對歷史事件進行科學的認知。殷海光的這篇文字彷彿爲自己一生尊奉的「科學方法」進行回顧，先是以羅素思想的偉大開筆，最後則以波普爾（Karl Popper,1902-1994）引用柏拉圖（Plato,ca.427-347B.C.）的論旨告終。「五四運動」成爲殷海光論證「科學方法」的實例，於是陳獨秀的科學觀是「科學主義」，科學成爲宗教；胡適的科學觀受歷史主義的支配，「科學方法」缺乏嚴謹性，只悟得「歸納法」一端，終生侷限於考證之上。對此時的殷海光來說，「五四運動已成陳跡了」。

研究殷海光和近代中國自由主義自成一家言的何卓恩，認爲殷海光對於「五四」的詮釋以1957年作爲分界點。在1957年以前，殷海光談論「五四」是用於「反共救國」的論述；在1957年之後，殷海光成爲一名完全的自由主義者，開始明確以啓蒙標誌五四，以五四爲啓蒙旗幟，進入激烈論政主導啓蒙的時期。本書部份同意何卓恩的論斷，然而，若是細繹殷海光的文字，至少到1959年爲止，殷海光對於「五四運動」及其遺產的論述，仍是在「反共救國」的範圍內打轉，比如在〈展開啓蒙運動〉（1959）一文中，殷海光仍說「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團結反共」。殷海光縱使有對臺灣當局的批判，仍是點到爲止，以呼籲的文字居多。至若殷海光是「五四的兒子」或「五四後期人物」的指稱，本書認爲殷海光應是一位「後五四時期人物」（post May-fourth figure）。後五四時期的這個“post”的意思是說，殷海光所身處的時代，由於世界局勢和政治情勢的變化，已經遠離了五四時代訴求的基本命題，甚至可以說五四已經過時了，一個新時代已經降臨。殷海光其生也晚，無緣親歷「五四運動」這出歷史事件及其餘波，年紀稍長，當年參與「五四運動」的弄潮兒因各自心有所屬的「主義」，也早已悖離「五四運動」的舞臺。誠如論者所言，殷海光之於五四，一直是其所言的「離隔」（detachment）歷史事件的形式，是在書齋之中心領神會、同躍共動的「運動」。到了殷海光晚年，《自由中國》集團早已不復原初的模樣、幾近解散，胡適也安眠於中央研究院。殷海光在〈五四的再認識〉和〈五四的隱沒和再現〉諸文中，便明確地表現了其與五四之間的距離，對於五四時期人物的批評和針對五四的反思，在在顯示了殷海光與五四的斷裂。我們不能因爲殷海光攻擊中國的傳統、提倡民主與科學，便順藤摸瓜地說殷海光與五四的思想有密切關係。以五四爲中心的觀點來看，後之來者自然會覺得殷海光的所思所爲與五四時期的諸般論述有些關連，但這些關連其實是零星且片斷的類似概念。（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