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爲什麼離開美國？"90後中國留學生髮長文吐露心聲
（原標題：“我爲什麼離開美國？”90後中國留學生髮長文流露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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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北京姑娘欒奕從紐約回到她從小生活的城市，這也意味着她6年美國生活的結束。
名校碩士畢業、成爲抽籤拿到H1B工作簽證的幸運兒、公關做得風生水起。欒奕原本計劃明年完成綠卡申請。她坦言，離開美國，是一個“幾乎要前功盡棄、成本極高的決定”。她爲此思考了幾個月的時間。
回國後，她將自己的思考記錄下來，意外地在社交賬號上引起很多共鳴。
結合她的自述，我們一起來看她的思考（注：本文僅爲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我爲什麼離開美國？
我在紐約一共生活了6年，在紐約大學讀研2年，工作4年。2017年拿到美國工作簽證，原計劃在明後年完成綠卡申請。
欒奕從紐約大學畢業
讀書時做過很多兼職，工作後做過公立學校教師、自媒體博主、紐約知名餐飲品牌PR經理。就職期間幫公司三登《紐約時報》並獲得過近百家主流媒體報道，個人也上過一些華人報紙。
欒奕在美國做美食博主探店
對我來說，離開美國是一個幾乎要前功盡棄、成本極高的決定。
但我還是回來了。原因概括來說有四個：
➤ 美國疫情以來的行爲，完全站在了它所宣揚的那些價值觀的反面。
➤ 美國綜合得分日益走低，中美差距顯著縮小，中國在我有生之年甚至有可能實現反超。
➤ 同等條件和同等努力下，我在中國獲得快樂和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欒奕這一代人看美國電影、動畫和出版物長大。在這些作品中，美國宣揚着它的民主、自由和多元。
而在經歷了美國疫情暴發、“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政府打壓中企的一系列事件後，欒奕看到的，是“美式價值觀的崩盤”。
被打碎的“美國濾鏡”
2012年我開始準備出國的時候，美國宣傳的主流價值觀大概是這樣的：崇尚科學、人人平等、民主法治、自由多元。
對於一個有點人文情懷的文科生來說，這簡直就是“理想世界”的定義。
而在紐約這個“最不像美國”、最激進多元的地方，我曾經一度覺得世界真的還挺美好。
直到疫情、特朗普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這記組合拳，徹底打碎了所有的美國濾鏡。
而見識到美國最真實的面目之後，我無法說服自己繼續假裝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像原來那樣與之共處。
接下來，她從三個角度寫了自己對美國社會的觀察。
民主與法治：“看不見的手”突然看見了
好多人特別欣賞美國的政治制度。說實話，初高中的時候我也特別喜歡。但政府對華爲、Tiktok、微信明目張膽的制裁，“看不見的手”突然能看見了，還扇了我們三個嘴巴。
這讓我對美國的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屬性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政治體制沒有優劣之分，哪個體制能讓自家國民踏實發展、國家穩步向前就是好的。國民幸福感和社會生產力的提升纔是王道。任何拋開歷史階段和國情空談體制都是耍無賴。
非要借題發揮顯示出自己的優越性來，以干涉和貶低中國爲樂，有大國的瞎操心沒大國的責任心。
作爲一個少數族裔的外國人，即使是和平年代，這種“隨時都會被第一個放棄”的感覺太令人不安了。我選擇回到讓我更有安全感的土地上去。
反智與傲慢：“反疫苗”的美國人
疫情帶給我的一個巨大沖擊是，它讓我十分具象化地意識到，美國社會的反智現象已經嚴重到了什麼地步。
眼看着2020年都快過去了，美國社交媒體上至今還有人在爭論要不要戴口罩。我盲猜，如果沒有這些反口罩的遊行，美國感染人數大概能少個10%。
有人說，那是因爲民衆在等疫苗。但問題是疫苗一般要達到60%以上的接種率才能實現美國的全民免疫。那麼，有多少美國人願意接種疫苗呢？
賓大今年八月份的一項研究顯示，美國20%的人不相信疫苗。注意，不是說新冠疫苗，是所有疫苗，疫苗這個概念本身。
這使我對美國人“崇尚科學”的濾鏡破滅了。
這六千多萬不信疫苗的，加上幾百萬幾千萬不戴口罩的，讓我覺得美國抗疫之路實在是道阻且長。
當然，美國疫情到今天這個地步，政府要承擔最大的責任。他們手握一切信息和科技資源，甚至還有寶貴的兩個月窗口期。但他們選擇把頭埋在沙子裡，什麼都不做。
疫情剛暴發的兩個月，美國疾控中心宣傳了：多洗手、別恐慌、保持社交距離。而在我和所有中韓日留學生戴了半年的口罩之後，5月，疾控中心終於建議大家戴口罩了。
其他國家的確診病例不作數，早就發佈的科學研究也不作數。
除了傲慢，還是傲慢。
我有時候甚至覺得美國政府在賭。《紐約時報》在美國死亡人數達十萬人時，發佈了一整版的訃告。上面是1000位逝者的名字。
借用《三體》的一句話，希望美國有朝一日可以明白這個道理：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纔是。
有條件的自由和開放
繼續從口罩說起。
口罩自己可能都沒想到，薄薄三層無紡布，遮住的不是病毒，而是人權與法治和那自由的天空。
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間，加州通勤者戴着白色的防護口罩，其中一人身上還寫着“要不戴口罩，要不去坐牢”。 來源：紐約時報
有不少人，哪怕面對生死，面對求大家居家隔離的醫護，面對每天開發佈會教怎麼戴口罩的州長，都要堅守不戴口罩和朋友去海灘曬太陽開派對的自由。
這件事本質上是高度崇尚自由民主的國家和東亞文化圈“不給別人添麻煩”的社會責任感的觀念區別。
我們都沒錯，只是觀念不同，不必強融。
5月北京新發地疫情前期，姨夫去了趟新發地買菜，事發後一家人開始了強制隔離。兩個快70歲的老年人，愣是在隔離期結束後又接着自我隔離了兩週，一共在家裡窩了25、6天。北京好不容易快清零了，他們生怕給社會添麻煩。
中國老百姓這種心照不宣的社會責任感，對我來說更加熟悉，也更加有安全感。
4月份的時候，美國著名國民電臺節目連線採訪中餐企業，探討如何向中國學習，振興“後疫情時代”的餐飲經濟。
照理說是挺拉好感的方向，偏偏主持人在臨結束時問：聽說中國現在封城，出入公共場合強制掃碼、查體溫，中國羣衆就真的沒有意見？
面對主持人的笑裡藏刀，幾個連線方都坦誠地說“沒有怨言，大家都很理解”。然後就是主持人心領神會的笑容。在最後剪輯播出的版本里，主持人果然意味深長地補刀了一句。
這次訪談也讓我對美國人的自由開放精神有了更絕望的認識。這樣見多識廣的媒體人，理應保持着開放的心，不帶明顯預判和傾向地去採訪他人。
可惜沒有人能逃離美國這麼多年在輿論上妖魔化中國的洗腦，很多美國人所謂的“持開放態度”（open-minded），也不過是願意接受在自己觀念的同向延伸線上的更多觀點罷了。
普通票：$100
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學生和殘疾人：$50
促使我做出回國決定的導火索，是“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
看到那條視頻的時候，我也跟着裡面的路人從不解，到質疑，在看到弗洛伊德尿失禁的一幕時憤怒地熱淚盈眶。
接下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目之所及的所有活動爲“黑人的命也是命”讓路，所有媒體資源向這場運動傾斜，整個美國似乎都停滯了，每個人每天接受到的大部分信息都與它有關。
再後來，我熟悉的媒體圈和餐飲圈開始流行互相檢舉，誰家的編輯有過歧視行爲，誰家拍雜誌同工不同酬，誰家店員曾經驅趕過黑人顧客。
後來不知道是誰想出了“統計紐約哪些餐廳是黑人開的”這個主意。
最後發展到餐飲界各種意見領袖、主廚、食客的大聯動，大家在社交媒體上接力擴充“黑人開店”名單，號召粉絲去名單裡的這些餐廳點外賣以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
因爲主廚是黑人所以去吃這家餐廳，主廚真的會爲此開心嗎？這是不是反向歧視呢。
這場運動進行到這裡，個人觀感已經很離譜了。而讓我徹底震驚的是下面這件事。
8月底的一天我在網上閒逛，看見一個線上講座活動，票價是分級制：
普通票：$100；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學生和殘疾人：$50。
作爲有色人種的我感到被冒犯，給主辦方寫了一篇長郵件表達這樣定價多麼不妥。當天晚上我就收到了對方CEO，一個金髮碧眼白人美女的官方回覆，郵件字數是我的三倍。
她表示，定價分級是因爲之前與平權NGO合作過，他們也更希望藉此舉，給經濟有困難的羣體一個機會。言外表達了“其他人一片好評，你是第一個來投訴的”意思。
一位美國朋友說，這就是在實踐“機會均等”啊。給“弱勢羣體”一個機會！並向我祭出網上的神圖：
“平等 VS 公平”
沿着這個思路發展下去，看起來是少數族裔佔便宜了，但這背後的邏輯和當年的種族隔離又有什麼區別。又是誰給他們的權利，可以這樣居高臨下地評判他人呢。
經歷了這場全民運動，“平等”和“人權”兩個大詞現在看來有點變味。而直說整場運動是白人的自我感動，又實在有點太悲壯了。
美國黑人世世代代重複着“黑人鬧-白人哄-再鬧-再哄”的命運。“黑人的命也是命”期間曾有一個視頻衝上微博熱搜：
每次看都很難過。
“弗洛伊德事件”鬧的沸沸揚揚的時候，也時有亞裔同胞站出來，試圖藉着這股東風，爲新冠期間亞洲人遭受的歧視發聲。其實在特朗普一句China Virus（中國病毒）“震驚四座”之前，針對亞裔的歧視就已經開始了。
1月底國內疫情大規模暴發的時候，紐約地鐵就開始有人辱罵亞裔乘客“滾回中國”。唐人街晚餐時段整條餐館街空空蕩蕩、陸續有中餐館被打砸搶。
偶爾有幾個政客跑到當地唐人街餐廳吃飯拍宣傳照，試圖拉動經濟以及拉點選票。除此之外，亞裔基本上是孤立無援的狀態。
首先美國的亞裔人口就不多，大家還以不愛投票著稱。對主流政客來說，亞裔基本不算數。
如今亞裔精英越來越多，經濟地位高，又重視教育，已經形成正向循環。在日常生活中，亞裔是真正能夠與白人抗衡並且搶奪資源的一羣人，他們對白人的食物鏈頂端地位是一種威脅。
作爲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感情健全的人，我當然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但我做不到在支持的同時，不感到一點委屈。
除了美式價值觀的崩盤，欒奕說，她長久以來形成的認同感，讓她對美國始終是一種異鄉客的感覺，無法得到她所看重的個人社會參與感。
隔了一層紙的共情
其實黑人平權運動和中國疫情早期抗疫的討論度和全民參與度是非常類似的。但是慢慢地我意識到，無論我自己多麼努力，我始終無法對這兩件事情達到同樣程度的共情。
對於中國發生的事情，我是更加真情實感地感受着共鳴，這些是我在紐約再待10年20年都永遠無法獲得的一種精神共鳴。
我終於明白，對於美國，我可能永遠都是一個“異鄉客”。在這片土地上發生的事情，我的心態可能永遠都是“他們美國又怎樣怎樣了”。
以前總覺得，如果我再多讀點書，再苦練一下英語，再多交點美國朋友，總有一天能融入美國社會的吧？不過是個時間問題。
後來我GPA3.9從紐約大學畢業，業餘時間把《六人行》看了十遍，畢業後在美國學校教書，交了ABC男朋友，離開前兩年每天的工作都是跟美國媒體打交道……
6年了，我明白了融入美國社會並不是可以用“能聽懂深夜脫口秀95%的梗”來判定的客觀狀態，而是一個心理狀態。
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一份社會參與感。我想要時刻和自己的國家、自己的人民在一起。我知道我們離完美的社會還有很遠，但是，哪裡又有什麼完美的社會呢？我願意跟同胞們一起吃苦，一起摸索，一起通過自己的努力，親手讓這裡變得更好。
而除了這些“感性”的原因，中美力量對比的理性思考也是促使欒奕做出回國決定的原因。
分數走低的美國
如果說多年前我出國的時候，美國和中國就像是“100分”和“70分”。
留學生們爲了這30分的差距，克服語言文化身份飲食等諸多不便，背井離鄉追求“嚮往的生活”不難理解。
如今將近十年過去，以及美國在疫情期間不負責任的表現，美國的綜合國力和世界影響力的下降有目共睹。
兩者的差距確實還有，但落實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上，爲了享受這多出來的分數，付出那麼多代價實屬不值。
最後一個問題在於人心。
現在的美國不僅面臨着內部的撕裂，還因爲疫情期間的表現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極大的信用危機。它幾乎是釜底抽薪的移民政策也讓很多外國人才寒了心，無論是已經在美國的，還是曾經嚮往美國的。
失掉國際信用，失掉外來人才，美國的實力會被嚴重削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