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領跑票房 引發觀衆深度思考
近日《我的姐姐》領跑票房排行榜，打破檔期觀影紀錄，如同《送你一朵小紅花》《你好，李煥英》一樣，再度證明了現實題材電影的重要地位。母愛與親情是人類永久的需要，也是藝術創作永恆的主題，這樣緊貼日常生活與人生選擇的現實題材，在引發觀衆強烈的情感共鳴的同時，也攪動着我們在理智與情感之間的糾結與爭議。
父母意外車禍雙亡，給姐姐留下了一個年齡相差近20歲的弟弟。要不要承擔起撫養這個弟弟的責任？《我的姐姐》將如此沉痛的問題猝不及防地拋給了姐姐，也犀利地拋給了觀衆。
電影作爲一種大衆藝術，會被許多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加以審視和檢閱。電影爲我們講述的人生故事，情感經歷，並不是爲了提供標準答案，而是讓我們開始對人生選擇、內心渴望、人性明暗的思索。
電影《我的姐姐》開篇就爲觀影討論開闢了話題的分類，失魂落魄的女主人公安然在接受警察的盤問，警察說，車禍去世的那對夫婦手機裡只有和兒子在一起的照片，沒有和女兒在一起的照片，但是事發前卻打過十幾個電話給安然，她沒有接，這直接造成了安然心中的愧疚。其實用這兩件矛盾的事件放在故事開頭作爲鋪墊，創作者似乎要先發制人地告訴我們父母的偏心，一直到死都要讓女兒揹着不孝的包袱，而不是誠心誠意地問，父母這樣做或那樣做算不算偏心。
總的看來這是一部抒情電影，並沒有認真討論倫理話題的雄心。它的抒情方式也很懷舊，非常像上世紀的熱門電視劇如《星星知我心》《媽媽，再愛我一次》等等。《星星知我心》的故事結構與《我的姐姐》也是很類似的，父親車禍喪生，母親又得了癌症，幾個孩子何去何從，實在牽動觀衆的同情心。而《媽媽，再愛我一次》，同樣是母子連心，作爲“香火”的幼童不願接受和母親分離，屢次從富貴的家庭中逃出，試圖回到母親身邊。更有著名滬劇演員陳瑜主演的滬劇電視連續劇《明月照母心》，講一個老師怎麼被一次又一次託孤，最後要送走這些她本來不負有撫養義務的孩子們，又是何等的錐心。《我的姐姐》裡，弟弟安子恆也總是在姐姐最想丟掉他的時候一遍又一遍地呼喚着“姐姐”，好像一種通關咒語。
我們若用現代心理學來看待這些故事，這些孩子都有嚴重的“依戀焦慮”。我們誕生於世的過程，本就是要學習“分離”，先與母親的子宮分離，再學與母親的乳房分離，最後，終要與母親分離。每一次分離，既是危機，也是成長的契機。這就類似於，古代西方男孩的成人儀式，須要獨自參與一場戰爭，其本質，也是要訓練他們離開母親，變得強大。女孩子的成長則要模糊得多，好像是討論到“結婚”爲止，結婚以後的感受就不太重要了。最近又開始變得重要起來，是因爲許多女孩子在婚姻裡不快樂。
以前我們不太深究這些問題。但快不快樂並不是人生的主旨，追求生命的意義纔是。“姐姐”安然的生命意義是什麼呢？一開始是逃離這個對她不公的家庭，後來是逃離那個對她有結婚生子要求的家庭，她拿來與生活抗爭的工具是“考研”，是去“北京”，但是考研以後呢？去北京以後呢？這只是一個選擇，並沒有任何承諾或者假定考上了研究生，生活就能步入理想的軌道。即使沒有弟弟的問題，她的人生方案，依然是禁不起考驗的。
不過，這也是我認同《我的姐姐》的部分。至少電影很正面地給安然出了考卷，她好像只是終於爭取到了一次充分表達自己感受的機會，卻沒有徹底完成“艱難的抉擇”，作爲女孩成人的儀式。她的自我覺醒來自於“一胎”的終結，父母爲了生一個弟弟造假她殘疾，還因爲她暴露了健康的特徵而揍她。這當然是不對的，而且從影像的表現來看，母親是護着她的，這一切都是父親的意志。父親打她卻不打弟弟，弟弟卻只找媽媽不找爸爸，可見弟弟的依戀還是傾向於母親的。他們姐弟只在父母墓前有過一次有趣的對話，弟弟說，“我們好像有的不是同一個爸爸”。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戲劇話題。
日本電影《幫老爸拍張照》，拍過類似的情節。一對親生姐妹在母親的要求下去探望即將去世的父親，父親早年拋棄了他們。小姐妹對父親的記憶稀薄，雖然內心勉強，但還是去了，到了父親居住的鄉下，卻發現父親已經去世，沒想到還遇到了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在與弟弟的交往中，他們發現了爸爸的另一面。這個在她們心中堪稱無情無義的人，在弟弟心裡卻是個很好的人。三個孩子有商有量，嘀嘀咕咕說，“原來爸爸是這樣的人啊”。直至參加葬禮時，女孩給爸爸撿骨，對爸爸說，“爸爸，我不恨你，也不感謝你。”因爲沒有看到爸爸本人，她們只能給爸爸的骨頭拍了張照。電影傳遞出了一種奇妙的東西，不是是非，也不是性別的問題，而是人的複雜性與生命的短暫。
《我的姐姐》在故事的流暢性上表現尚佳，在深刻性方面就弱得多了。父母過世之後，本已不存在兩個孩子爭奪父母之愛的問題，而演變爲安然軟弱的男朋友和乖巧弟弟之間的博弈。這兩個男性都沒有完成精神獨立，總想依附於強大的母性能量。他們在爭奪安然抽象的母愛，他們都在找一個新的媽。安然雖然對自己有高度理性的要求，卻沒有實踐理性的能力。這當然是很遺憾的，遺憾的是她錯過了又一次成長的機會。她沒有在危機中抓住使自己變得強大的機遇，她表現得那麼搖擺、感性，又訴求不明。其實我們放棄一個人是容易的，當一個沒有利益共同體的人顯然比較自在一點，但成長的本質就是變得複雜，是承擔複雜，不斷在複雜的生活變局中調整出新的方案，並加以執行。
姑姑的故事，是典型的女性受害故事。姑姑的出生年代沒有給她更好的選擇。她生活的樣子，像我們在生活中見過的很多女人，她們吃苦耐勞、壓抑自己的感受、放棄自己的成長性，換來的是社會的廣泛認同。她們沒有不勞而獲，十分值得尊重，社會對她們也沒有與衆不同的要求。社會對安然其實也沒有什麼與衆不同的要求，是她自己看似渴望着不同。“與衆不同”是有成本和代價的，這個代價可能就是要放棄所有人對她的喜歡，放棄感性。許多人不喜歡《我的姐姐》的結尾，是因爲他們發現安然繞了一大圈並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改變，她辜負了在影片開始對她有期待的人。她好像觸及到了現代性，又無法完全負擔現代性的代價。
對年輕女性而言，現實困頓下幻想的飛馳與逃避現實苦悶的渴望是永恆的話題，於是基於童年或原生家庭創傷背景之下的《過春天》的情慾探索，《狗十三》的咀嚼受苦，《春潮》的遁入懷疑，成爲女性電影的抒情方式。而男性不管他出身如何、受教育程度如何，創作者和觀衆的一般審美都指向兩個基本話題：“我什麼時候發達”“我什麼時候發財”。這是很有意思的映照。至少從女觀衆的角度出發，我更想看到的其實是怎麼走出困境，而不是如何情感豐富地在雨天、在墓前、在失戀時一遍又一遍地原地繞圈。自我憐憫所產生的愉悅是有毒的，儘管她能表現得很溫柔、很善良、很包容，就像“姑姑們”一樣。
正因如此，《我的姐姐》是一部溫和的言情片。它雖然觸碰到了一些社會話題，但它自己都沒有雄心，也不必太苛求它的完善。在電影院裡，有許多女觀衆都在哭。可能是有些細節，讓她們看到了自己經歷過的事，經歷過的委屈和不忍心。作家王定國寫過一篇散文《姐姐》，文中他寫道：“那時我還有一個姐姐”，可見姐姐已經不在人世。小時候，他剽竊了姐姐的一篇作文，還得到了老師的表揚，後來姐姐所有的東西都燒掉了，家也搬遷了，姐姐在作文裡把小鎮寫活了，她自己卻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媽媽“有時忘了擦掉淚水”，她在哭什麼？王定國寫道：“我本來就不想忘記，所以一直不敢悲傷”。爲什麼呢？似乎每一句都語焉不詳。
這是非常典型的審美化的“中國姐姐”形象，她是那麼模糊、美好、微小又溫暖，夾雜着說不清道不明的孤寂，是被損害的、無聲的。張楚的《姐姐》出現在電影結尾，使得抒情抵達電影高潮。“姐姐，帶我回家，牽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這裡當然也有一點“吶喊”的成分，但更多的是“母親年輕時的樣子”。和《你好，李煥英》一樣，我們的票房主力們在歷時當下的集體無意識，大概就是再看一看“母親年輕時的樣子”吧。
（作者爲青年作家、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