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盡的詩史與未來的詩:如何煉成一部《臺灣新詩史 》
(聯經出版提供)
這部由孟樊與楊宗翰合著的《臺灣新詩史》,以前後八章、九十二節、四十多萬字來探討一○五位詩人的創作及其定位。其中所錄,從詩史冒現期開篇的追風、施文杞、張我軍,到跨越期最末一位的洛夫,他們或各具慣用創作語言及影響來源,或懷抱迥異之國族認同和階級身分,最終都是《臺灣新詩史》必須討論的對象。而且這部詩史的兩位執筆者,選擇直接面對由詩作及詩集所呈現的新詩文本,而非由詩社與詩刊所建構的詩人秩序。因爲執筆者認爲:由作者創造、經發表出版、供讀者閱覽的新詩文本,理應是一部新詩史最重要的關注目標。而新詩文本在詩史書寫中,既應被視爲一種審美構造,亦該被當作一種歷史產物。《臺灣新詩史》主張由新詩文本出發,對詩人的創作成就及所居地位,必須做出判斷與妥善呈現。至於詩人的輩分、獎項、事功、組織、友朋……這些環繞文本外緣的因素,不該是這部「新詩史」的討論焦點。
那「臺灣」呢?這部詩史的執筆者認爲,「臺灣」不應被反帝-反封建或殖民-後殖民等類似史觀所拘限,如此只會使文學創造淪爲政治解釋與權力遞嬗的附屬品,在概念先行下往往犧牲了文學的自主性(autonomy)。與其空泛標舉「以臺灣爲主體」的史觀,不如將「臺灣」定位爲一塊提供新詩展演的舞臺,無論詩人生於何地,寫於何處,認同何方,其文學成就都既可以、也應被《臺灣新詩史》納入與評價。「臺灣」在這部詩史中就是文學場域,不是地理位置,亦非國族標籤。
望之儼然、積久成習的整體觀或源流說,終究掩蓋不了當代文學史畢竟是由無數的偶然(contingency)及碎片(fragment)所構成。《臺灣新詩史》因此揚棄了連貫性的大歷史寫法,從框定編寫體例開始,便不求連貫、不避片段、不畏重疊,亦毫不掩飾對探尋歷史縫隙及發揚幽微秘境之興趣。作爲這部詩史的書寫者,我們樂於邀請所有讀者,一同參與「詩」與「史」的碰撞對話,嘗試重建「新」或「現代」的辯證認知。書寫者希望能讓讀者真切體會到:詩史敘述的流暢可讀,析論文本的有效解釋,知識生產的魅力誘惑。況且時至今日,中文出版品裡早已不缺詩史著作,而是差在還少一部好看的詩史。一部好看的詩史應該在形式上不全盤走教科書路線,態度上不採取溫良恭儉讓,寫作時不要求面面俱到。其存在並非爲了提供標準解答,反倒希望能夠引發討論,激盪思考──此指讀者既可對新詩思考,也可對新詩史思考。因爲這部詩史的研究對象是文本,而詩史寫就後的成品自身也是文本,同樣需要解讀與等待評判。新詩史書寫的過程固然在追求意義,新詩史書寫的成品更應該歡迎異議。
坊間各家當代文學史著作,率皆好於全書結束處,留下一個光明的尾巴跟希望的未來。敘述策略上習慣「按資排輩」的新詩史著作,尤其是如此。說到底,恐怕都是中了文學史進化論思維的遺毒。試問哪一位文學史家可以保證,當下可見的最新世代詩人,假以時日將卓然成家?還看不到的未來,必定繽紛多元?這類文學史書寫是虛妄跟僞善下的產物,並有策略性討好最新世代作者及讀者之嫌。文學史的結尾也不該肆意羅列希望名單,把尚不足以成家的詩人聚在一起、提個姓名,並不會讓他們真正「進入文學史」。與之相反者,則是對年輕世代詩人徹底的蔑視,1972年臺北印行的巨人版《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卷序文可爲代表:「領中國未來詩壇『風騷』的自然有待另一批新的詩人,他們將以全新的美學觀點和形式來取代我們今天流行的詩。他們是誰?我們不得而知,他們決不是今天詩壇上年輕的一代」、「除非社會性質與型態起了遽變(譬如由今天的半農業社會進入全面的工業社會),我想即使再過二三十年,我們詩壇恐怕仍難有『新的一代』出現」。儘管如此,這種對年輕一代詩人的全盤否定,最終也未能壓制「新的一代」在臺灣出現,續領風騷。要知道文學史家畢竟不是占卜師或預言者,自該跟研究對象拉出相當距離並作出有根據的評判。
這部《臺灣新詩史》不願重蹈前行者之覆轍,故所收錄之「新的一代」設定爲臺灣六年級詩人。「六年級」乃民國紀年下的年齡界定(恰好民國紀年至今也成爲臺灣獨有),意指民國六十到六十九年間出生者。這部詩史討論到的每一位六年級詩人,論著作多不僅一冊,論個人已詩藝有成,論世代早形成隊伍。他們絕非只停留在光芒乍現或值得期待之階段,自然也不需刻意拿「年輕」作爲解釋或藉口。至於更晚一代的七年級詩人,執筆者願把他們留給下一部臺灣新詩史去詳加定位,而非如點名簿般空留一堆姓名。
文學史寫作,究竟該如何收尾?晚近由王德威主編之《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以「科幻中國」此篇當作結尾,並以韓松科幻小說《火星照耀美國》虛構場景裡的年分2066年,定爲整部文學史的歷史下限。如此設計,確爲創舉,當對文學史的書寫與閱讀深具啓發。《臺灣新詩史》中雖然也略爲論及科幻詩,但一來所涉篇幅有限,二來臺灣科幻詩創作後繼乏人,三來全書並非採用主題式寫法,故於歷史下限的設定上,不擬參照辦理。這部詩史選擇結束於洛夫(1928-2018)與其嘗試古詩新鑄的《唐詩解構》(後者乃一部以現代語言表達,喚醒傳統文化積累的新詩集),並非偶然或無因。第一,洛夫是整部《臺灣新詩史》裡,唯一一位在四個不同階段皆設專節討論的詩人,重要性不難想見。第二,拳怕少壯,詩未必然,詩史書寫者斷無理由一定得以少爲尊。這部詩史既在敘述策略上拒絕「按資排輩」或「依序列隊」,那收束於已高齡仙逝的重要詩人,有何不可?第三,最末章名爲「跨越期」臺灣新詩史,而洛夫跟《唐詩解構》的存在,本身便是極佳的「跨越」代表。
洛夫從湖南老家隨軍隊遷移至臺灣,1996年「二度流放」移居加拿大後,終又返臺,直至病逝。詩人肉體上的移動,連繫着創作的跨越,其中影響遍及風格、主題、詩思、境界。而《唐詩解構》採古詩與今詮、書法和印刷並列呈現,讓它成爲不同藝術形式間,跨越彼此藩籬的重要記錄。
其實將最後一章稱爲「跨越期」臺灣新詩史,本來就不僅指涉「跨越了世紀」(從廿世紀跨入廿一世紀),還有經常被遺忘、卻可能更重要的「跨越了形式」。當新詩不
再非得以平面印刷形式呈現,詩人便可選擇要將文字作數位化發佈(如張貼於網站或自媒體),抑或處理爲超文本(如加入影音、互動、超連結等設計)。若加上可回溯到一九七○、八○年代起,新詩向其他藝術類型的跨越(如視覺詩、物件詩、裝置詩、行動詩、詩劇場和詩的聲光),當可發現《臺灣新詩史》雖然即將終卷,它仍是一部未盡的詩史,因爲它還在尋找「未來的詩」之可能形態與樣貌。
(本文摘自《臺灣新詩史》一書,聯經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