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稱帝與地名變更，一次抹除漢朝印跡的嘗試！

把“悲劇”寫作“杯具”，將“滿江紅”戲稱爲“半池綠”，像這樣在互聯網上使用同義詞、反義詞、同音字來替換原有名稱的更名方式，兩千多年前的王莽就已經開始使用了。

公元9年，王莽篡權稱帝之後，對全國各地的地名進行了大規模更改，使用了大量同義詞、反義詞，以及同音字。

反義詞改寫有東昏改爲東明，曲周改爲直周，剛縣改爲柔縣，圓陰改爲方陰等。同音字改寫有九門改爲久門，靈州改爲令周。同義詞改寫則有安平改爲安寧，增地改爲增土等。

還有一些不知所謂的變更，譬如，因位於黃河以北而得名的“河內郡”被改爲“後隊郡”；因潁水得名的“潁川郡”被改爲“左隊郡”。還將“南陽郡”改爲“前隊郡”，“弘農郡”改爲“右隊郡”，爲了湊齊“前後左右”，完全無視地名背後的文化內涵。

（一）“去漢換新”的地名更易

王莽建立新朝之後，全國共有125個郡和2230個縣。在這2355個郡縣中，當前有據可考的只有1701個，其中有821個地名被改，佔比將近一半。因有許多更改記錄已經遺失，實際的修改數量要遠大於此。

“離譜”程度恐怕只有後來將江西改爲姜西，黑龍江改爲烏隆江的太平天國能與之一較高下了。好在王莽改名並非毫無章法，其中還是有些規律可循的。

最主要的一個原則就是“去漢換新”。將地名中的“漢”改爲新朝的“新”。譬如，改安漢被爲安新；漢中爲新成，漢陽爲新通等。

西漢時期，厚葬風氣盛行，每位皇帝都會提前選好長眠之地修建陵墓。高祖劉邦稱帝第二年就開始修建自己的陵寢——長陵。公元前198年,漢高祖將關東地區的富豪貴族遷徙至長陵附近爲其守護陵園，以此形成了一個以皇陵爲中心的城鎮——長陵縣，這種“築陵置縣”的方式被稱爲“陵邑制”。高祖之後的皇帝們競相效仿，帝陵不再只是一座墳墓，而是一座城。

這些帝陵縣主要分佈在渭河兩岸，北岸有漢高祖劉邦的長陵、漢惠帝劉盈的安陵、漢景帝劉啓的陽陵、漢武帝劉徹的茂陵、漢昭帝劉弗陵的平陵等；南岸有漢文帝劉恆的霸陵和宣帝劉詢的杜陵。

王莽對這些帝陵縣的名稱都進行了修改，如長陵改長平，安陵改嘉平，陽陵改渭陽，茂陵改宣城，平陵改廣利；霸陵改水章，杜陵改饒安。

與漢高祖劉邦以及西漢開國重臣們相關的地名也被一併修改。譬如，劉邦龍興之地沛郡被改爲吾符，韓信的封國淮陰被改爲嘉信，蕭何的封國如酇被改稱讚治，陳平的封國曲逆被改爲順平等等，不放過任何一處能引人感懷漢朝的地區。

與此同時，還在諸多地名中加入“新”字。如西河改爲歸新，蒼梧改爲新廣，陽城改爲新安，新郪改爲新延，信都改爲新博。也許是想要表達天下歸新，希望新朝“廣、安、延、博”吧。

如果說“去漢換新”還算可以理解，那麼將潭中改爲中潭，把臨潁改爲監潁，離狐改爲瑞狐，以及鬆茲改爲誦善，東牟改爲弘德，剡縣改爲盡忠，歷陽改爲明義等，就有些牽強刻意、華而不實了。地名不只是一個稱呼，更承載了一個地區的前塵過往。看得出來王莽迫切地希望通過更名，來抹除漢朝的痕跡，重塑歷史。

（二）只爲攫取名譽的形象包裝

王莽更易地名的隨意性，在稱帝之前就已經表現出來了。公元4年，青海湖地區的羌人首領良願把青海湖、茶卡鹽池等地獻給了漢朝以示友好。王莽向太皇太后進言說：“現在天下有東海郡、南海郡、北海郡卻沒有西海郡，就把羌人那塊土地改叫西海郡吧”，西海郡便由此而來。

這一更名事件的背後，其實是王莽對自身形象的一次包裝。羌人獻地是因爲王莽使用金錢收買了羌人首領。除了羌人，王莽還軟硬兼施地遊說了東邊的東夷王（朝鮮半島地區），南邊的越裳氏（今越南老撾一帶）、黃支國（今印度地區），以及北邊的匈奴，使東南西北各族都對漢朝進行了進獻示好，製造了“四夷賓服”的假象。

包裝個人形象，提高名譽和聲望也是王莽自步入仕途開始就一直在做的事情。

白居易有句詩，“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也就是說，如果王莽在篡位之前就去世了，那麼他一定會名垂青史，受萬人敬仰，可見王莽對其名譽塑造的成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逼子自殺”。建平二年，王莽之子王獲處死了家中的一個奴婢，王莽得知後，將其兒子逼迫自殺，此事震驚朝野內外。因爲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官家貴族私自處死奴婢的事情並不少見，雖然是違法的，但並不會被判處死刑。

況且當時“親親相隱”是合乎道德禮法的正常行爲，漢宣帝也曾下詔保護“父子之情、夫婦之道”，明確指出即便父子、夫妻幫對方隱瞞了罪行也不會被追究責任。

王莽“滅親”是超脫時代的驚人之舉，這使他在百姓心中成了一個愛惜奴婢的“聖人”。然而，這樣一個爲奴婢逼死兒子，並且在稱帝后譴責奴婢制的人，卻自己買了個女奴送給大將軍朱子元。還因此而贏得了同僚們的讚許，可謂是百姓和權貴兩個階層都不得罪。

“逼子自殺”發生在漢哀帝即位，王莽被迫謫居在家之時，這一事件令王莽再次聲名遠播，他的黨徒們以此上書請求讓王莽重回朝堂。

輿論重壓之下，漢哀帝令王莽重新返京秉政。不久之後哀帝去世，太后將軍國大事全權委託給王莽，賜號“安漢公”，意爲“定國安漢家之大功”，距離成爲皇帝只差了一個名分而已。

在“人君受命於天”這一主流思想的影響下，已位居“萬人之上”的王莽爲了證明自己“德位合一被上天所認可”。派遣王惲、陳崇等八人去全國各地“採風”，收集祥瑞。

公元5年，陳崇不負衆望地擡回來“兩千多片、近百捆的簡牘”，收集了全國各地的“麟、鳳、龜、龍之瑞”七百餘起，以及傳頌王莽美名的歌謠詩詞達三萬多字。

而後依靠武功縣內挖出的一塊寫有“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的白石製造輿論風波，於公元6年成爲“攝行皇帝之事”的“攝皇帝”，本應即位的劉嬰卻被立爲皇太子。

走上仕途的王莽極端愛惜自己的羽毛，一言一行都是在爲自己積攢名譽和聲望。看看如今當上總統的演員澤連斯基，瞧瞧互聯網上爲偶像互撕的粉絲，就能看出“人設包裝”煽動民意的力量有多強大。王莽正是以此裹挾民意，步步高昇，成功地摘取皇權，甚至連劉姓宗室都對他當上“攝皇帝”這件事保持沉默。

（三）平復叛亂坐實天命所歸

王莽最初的封地爲新都侯國，離這裡最近的是劉崇的安衆侯國。對王莽成爲“攝皇帝”最爲不滿的正是這位劉崇。

公元6年，劉崇與國相張紹經過一番商議之後，決定起兵反莽。對於當時劉姓宗室全員沉默無人反對的情況，劉崇認爲，是因爲大家都在暗中攥勁，只要有人站出來帶頭，一定可以一呼百應。

自信滿滿的劉崇決定成爲那個帶頭人，起兵之後只帶了一百多名士兵就去攻打南陽郡首府宛城，因爲他相信在路上一定會得到其他劉姓宗室的響應，匯聚一支龐大的軍隊。

然而，事與願違，沒有人響應劉崇的號召。一百多人攻打守衛森嚴的宛城結果可想而知，包括劉崇在內的所有人員都被殲滅。王莽成爲“攝皇帝”後的第一場叛亂就這樣結束了。

劉崇反莽的確是帶動了一個人，不過他並不是劉姓宗室的人，而是東郡太守翟義，他認爲自己世受漢恩，有義務守衛漢室。

公元7年，翟義聯合旁邊的東平國，聚集十萬大軍，自立嚴鄉侯劉信爲天子，在關東起兵。王莽得知後兵分兩路，一路由七位將軍直接統領負責進攻。另一路負責防守，分別駐紮在，函谷關、武關，以及長安附近的霸上等地。

與此同時，王莽發動輿論戰，寫了一篇《大誥》，昭示天下，承諾自己不會取代劉氏，將來一定會還政給劉嬰，這一舉動非常有效地安撫了處在觀望中的諸多劉姓宗室。七位將軍所率大軍很快在陳留郡的菑縣擊敗了翟義和劉信的軍隊。

翟義、劉信等人逃至淮陽國的圉縣，12月圉城被攻破。翟義被捕，劉信則自此消失在歷史中，不知去向。

王莽稱帝雖被視爲和平過渡，但還是經歷了兩場不大不小的軍事衝突，對戰的勝利也更坐實了“天命歸莽”的祥瑞預言，公元9年，王莽以“皇天上帝受命，不敢違抗爲由”，正式稱帝，建立新朝。

孔子曾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因此，王莽將“正名”視爲“事成”的第一步，而“正名”的過程其實就是一個打輿論戰。

於人而言，就是通過形象包裝，積攢名望聲譽，以達到操縱民意的目的；於物而言就是體現在命名權之上，因爲只有天子纔有權更易地名。

王莽更名就是在昭示天下，如今已江山易主，天下歸新。在抹除漢朝印跡的同時，也帶着一絲儒家神學的思想，期望通過爲天下“正名”，實現政令通達諸事順遂的目的。

在王莽大刀闊斧地改制中，地名更改是最具代表性的了，且能非常直觀地展現改制的效果，即“規模宏大，收效甚微”。非但沒有改善百姓生活，反而帶來更多麻煩。

譬如，在地理命名中，自古以來就有“山南水北爲陽”的傳統，所以有了遼水之北的“遼陽”，可是王莽卻將“遼陽”改爲“遼陰”，在沒有爲衛星地圖的年代，徒增了尋山問路的難度。

其他的多項改制同樣看起來十分美好，但終究不符合社會現實，改制越成功百姓生活越苦。譬如，對於各類商販賈人，不論行商還是坐商都從利潤中加收“個人所得稅”，以限制富商大賈的投機活動。但實際上富商大賈根本不在乎，坑害的多是那些捕獵打魚、採賣山珍以維持生計的底層百姓。改名與改制終究都因華而不實，無法改善百姓生活，而導致民怨沸騰。

作者：白菜炒大蔥

部分圖片源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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