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上國的家底:甲午戰爭前的中國軍力

論及甲午戰爭前清王朝的軍力,今人往往以爲其有多達上百萬的陸軍以及大海之上亞洲排名第一的強大艦隊。這種印象自然而然會與甲午戰爭中清軍兵敗如山倒、百戰而無一勝的表現形成強烈反差。很多人都難免爲之困惑,爲什麼擁有如此強大軍力的清王朝,會輸給小小的日本?很多人會憎恨那些貪生怕死的將領,痛責簽約割地的官員,彷彿將這些“奸臣”通通更換,戰爭就會有截然不同的收局。然而細讀清代的檔案會發現,純軍事層面的失敗幾乎是無法避免的,因爲那些所謂的堂堂之師,只是紙面上的虛幻景象。

發 問

清代政府中樞設有都察院,是全國最高的行政監察機構,也是以評論時事、彈劾官員爲能事的清流言官們的重要陣地。朝鮮東學黨事發以來,對朝政決策,言官們一度處於觀望狀態;儘管私下裡議論叢生,但官面上的言論並不多見。直到1894年6月22日,以都察院江西道監察御史(監察御史是清代官職名,負責監督某一地區的吏政,糾參彈劾違紀官員)、浙江餘杭人褚成博的一份奏摺開始,正式拉開了清流言官全面監督、評論甲午戰守決策的序幕。

那一天,正是日本提出“改革朝鮮內政”無理要求的日子,負責北洋對外交涉事務的李鴻章正在積極尋求列強斡旋,想通過邀請列強介入干涉的方式,破解日本吞佔朝鮮的陰謀。褚成博奏參的矛頭直指李鴻章,認爲李鴻章不想方設法從速增兵朝鮮、威懾日本,反而尋求列強調停,“何能壯聲威而折狡謀”,要求清政府在朝鮮問題上採取強硬態度,責令李鴻章增兵和日本抗衡。

7月4日,朝鮮局勢進一步緊張,已升任吏科給事中(清代官職 名,隸屬都察院的言官,負責專門糾察吏制,有直接向皇帝建言的權力)的褚成博再度上折言戰。除繼續對李鴻章力主外交和議的態度提出嚴厲批評外,還專門就中日兩國的軍力做了一番對比。褚成博評價日本是“島夷小丑,外強中乾,久爲寰海所共知”。中國歷史上對東瀛島國日本向來小視,加上日本在壬午、甲申兩次朝鮮事變中外強中乾的表現,更使得清流、士子乃至當時中國百姓,對日本產生不足懼的根深蒂固的印象。

對於中國,褚成博的看法也代表了當時的一般輿論。“我中華講求海防已三十年,創設海軍亦七八年”,北洋的海軍和海防陸軍“技藝純熟,行陣齊整,各海口炮臺、船塢等工,亦一律堅固”“武備修舉,足以永靖海氛”。

經過這麼一番對比,褚成博表示了不解:帝國既然有如此強大的武備,面對“區區一日本”,爲什麼要如此退縮?褚成博認爲應該 “決意主戰,大加驅剿,兵威既振以後,辦理交涉事務自能就我範圍”。最後,他在奏片中做出結論,三軍勇怯全視統帥,正是因爲李鴻章的怯懦,才使得強大的中國面對日本的挑釁,竟然不做強硬回覆,“苟非李鴻章激發天良,感勵將士,恐此事終無把握”,要求光緒皇帝“嚴旨責成該大臣,妥爲籌辦,不準稍涉因循”。

海軍:逝去的亞洲第一

對這種在當時頗具代表性的敵我實力判斷,李鴻章在褚成博奏片遞上的幾天前,就正式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當褚成博6月22日第一次上奏後不久,清廷於6月25日密諭李鴻章,要求其迅速做好軍事應對的準備,“據現在情形看去,口舌爭辯,已屬無濟於事”“現倭已多兵赴漢,勢甚急迫。設脅議已成,權歸於彼,再圖挽救,更落後着。此時事機吃緊,應如何及時措置,李鴻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韓情勢,著即妥籌辦法,迅速具奏”。李鴻章接旨後,在6月30日復奏,其內容大出清廷的意料,在中樞引起了一場不小的“地震”。

停泊在旅順軍港內的北洋海軍主力艦

迥異於輿論的樂觀估計,李鴻章奏摺中稱北洋海軍可用的戰艦隻有八艘,陸軍方面堪戰的軍隊只有兩萬人,如果要預備戰爭,必須要先籌200萬至300萬兩餉銀以增募士兵,“就陸路而論,沿海各軍將領均久經戰陣,器械精利、操演純熟,合計亦僅二萬人” 。這樣的情況,顯然和陸軍將兵百萬、海軍亞洲第一的外在形象相差得太遠。

接到奏摺,清政府吃驚不已。於7月2日密諭,由驛站五百里加急送往天津,要求李鴻章對此事做出詳細的解釋:

惟該督練辦海軍有年,前據陳奏校閱操演情形,俱臻精密, 自已足備緩急。茲據奏稱,北洋鐵快各艦堪備海戰者只有八艘。究竟海軍所練之兵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軍若干?及直隸綠營兵丁可備戰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詳細覆奏。

等到7月4日,就在給事中褚成博上奏分析清軍優於日軍,表示對爲何向日本示弱不理解的這一天,李鴻章的詳細奏報也送到了京 師紫禁城內。這份奏摺是甲午戰爭爆發前,清政府主管官員對自身軍事實力所做的最明確的估計,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從中透露出 的是一幕觸目驚心的景象。

李鴻章首先報告了北洋海軍的情況,對爲什麼說只有八艘軍艦可資海戰進行了詳細說明:

伏查戰艦以鐵甲爲最,快船次之。北洋現有“定遠 ”“鎮遠”鐵甲二艘,“濟遠”“致遠”“靖遠”“輕( 經 )遠”“來遠”快船五艘,均系購自外洋,“平遠”快船一艘,造自閩廠。前奏所云戰艦,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揚威”二船,均系 舊式;四“鎮”蚊炮船,僅備守口;“威遠”“康濟”“敏捷”三船,專備教練學生;“利運”一船,專備轉運糧械……歷考西洋海軍規制,但以船之新舊、炮之大小遲速分強弱,不以人數多寡爲較量。自光緒十四年後,並未添購一船,操演雖勤,戰艦過少。臣前奏定海軍章程及兩次校閱疏內,迭經陳明在案。

清王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創辦西式海軍,追求海防自強。起初以設於福建馬尾的船政作爲海軍建設的主要着力點,1874 年日本侵略臺灣事件發生後,清政府代之以南、北洋海軍建設戰略,由北洋通商事務大臣負責北洋(盛京、直隸、山東沿海地區)的海防建設,籌建北洋海軍,由南洋通商事務大臣負責南洋(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的沿海地區)海防,籌建南洋海軍。實際操作中,因爲海防經費的總數有限——每年額定只不過400萬兩銀,且北洋海防事關京畿門戶,遂調整成爲優先建設北洋海軍。

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李鴻章從1875年起籌建北洋海軍。他從船政調集精英人才,向英、德等國訂造了一批先進艦船裝備,並聘請西方海軍軍官,模仿英國海軍的模式嚴格訓練,同時在山東的威海 衛、膠澳(今青島),盛京的旅順口、大連灣等地,營建海軍軍港和海防炮臺設施,至1888年規模初具。1888年10月3日,慈禧太后懿旨批准了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的上奏,頒行帶有確定部隊編制意義的重要文件《北洋海軍章程》,北洋海軍正式成軍。雖然名爲北洋,實際就是當時中國唯一的國家海軍。此時的北洋海軍,在編艦艇25艘,擁有多處軍港和保障基地,附屬有軍械局、機器局、水師學堂、西醫學堂、海軍醫院等後路配套機構,軍隊訓練水平不亞於西方,因爲艦隊中有“定遠”“鎮遠”兩艘稱雄亞洲的一等鐵甲艦,被譽爲亞洲第一艦隊。

1885年,“定遠”“鎮遠”鐵甲艦從德國出發回國。兩艦是北洋海軍的主力,曾號稱亞洲第一鉅艦,但到甲午戰爭時艦齡已將近十年,昔日的風采早已褪去

然而,這些都是1888年的往事。

北洋海軍1888年成軍後,實力超越日本海軍,日本明治政府的擴張戰略暫時收斂,東亞局勢呈現出了河清海晏的氣象。清王朝認爲同治朝以來所追求的自強之計已見成效,海防建設已是一勞永逸,並不認爲海防建設仍需要連續投入、不斷更新,反而從此縮減開支,甚至於1890年批准戶部的奏請,禁止再從外國添購艦、炮、軍火,北洋海軍的裝備建設戛然而止。正如李鴻章奏摺中所說,至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前,除去不能出遠海作戰的魚雷艇、蚊子船(包鋼殼的木 制炮艦)、練習艦、運輸艦,以及艦齡過老的“超勇”“揚威”巡洋艦 外,北洋海軍可以出海作戰的主力軍艦的確只有八艘。至於當時中國 其他三支非經制(經制即有國家正式編制)的艦隊,李瀚章總督的兩 廣早已將廣東水師主力艦“廣甲”“廣乙”“廣丙”派到北洋隨同訓練 行動,南洋和船政的艦隊因爲軍力不濟,根本無從支援北洋海軍。

囿於奏章的篇幅,李鴻章只舉出軍艦數量這一問題,沒有更深入地說明這些所謂的主力艦當時的技術狀況。實際上,鐵甲艦“定 遠 ”“鎮遠 ”和巡洋艦“濟遠 ”的艦齡都將近十年,巡洋艦“經遠”“來遠”“致遠”“靖遠”的艦齡已接近七年,艦隊中最新加入的船政造軍艦“平遠 ”艦齡也已五年。北洋海軍日常巡弋任務繁重,每年要執行沿中國海岸的巡防航行,其活動區域最北到海參崴,最 南到達南海諸島以及新加坡等南洋地區。長時間、高強度的使用, 使得軍艦的動力系統老化很快,按當時艦船鍋爐使用壽命多爲十五年左右的標準,北洋海軍的這些軍艦大部分已經到了鍋爐報廢的臨界期,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軍艦的航速變慢。李鴻章曾向清政府申請撥款更換鍋爐,但沒有下文。

受權刊發,本文選自《沉沒的甲午:北洋悲歌與晚清大敗局》,陳悅 著,天地出版社 | 天喜文化 2024年9月。

比軍艦老化更讓人憂心的是軍艦設計的落伍,蒸汽動力軍艦興起於19世紀50年代,到了90年代,隨着艦船技術、海軍戰術的不 斷更新,這一階段的軍艦設計推陳出新,一日千里,往往建造時還被認爲屬於翹楚的軍艦,等到下水服役時就已被新的設計、技術或戰術理念所淘汰。可以說非常不幸的是,北洋海軍的主力軍艦幾乎都是這一時期的產物,設計建造時,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先進的軍艦, 然而只過了短短几年,就已落伍。

1891年北洋海軍應邀訪問日本期間,提督丁汝昌已直觀地觀察到日本海軍不同尋常的發展速度。歸國後,他就向李鴻章提出購買快船、快炮。1892年,北洋海軍再度訪問日本。短短几年間, 日本海軍迅速擴張的勢頭更令人吃驚。歸國後,北洋海軍右翼總兵劉步蟾也曾上書李鴻章,要求添購新式裝備。1894年初,李鴻章上奏清廷要求爲北洋海軍更新裝備,所得到的迴應僅是內容爲該衙門知道的硃批指示。

李鴻章的北洋海軍僅有八艘主力軍艦的說法,已經足以令清政 府吃驚,如果再知道日本海軍此時的實力,會更毛骨悚然。

日本海軍巡洋艦“鬆 島”。“鬆 島”和姊妹艦“嚴島”“橋立”都是用日本著名景觀的名字命名的,並稱三景艦,是專門爲剋制中國的“定遠”“鎮遠”而設計建造

日本海軍巡洋艦“吉野”,航速快捷,火力強大,建成時是世界上最新式的巡洋艦

近代日本的海軍建設幾乎和中國同時開始,在日本擴張性國策的指引下,兩國海軍發展始終呈現出你追我趕的軍備競賽形勢。早期,兩國爭先恐後地從歐洲購買軍艦:爲制衡日本海軍的“龍驤” 等老式鐵甲艦,中國從英國購買“超勇”級巡洋艦,日本立刻購買同型的“筑紫”艦;旋即中國定造“定遠”級鐵甲艦和“濟遠”號巡洋艦,日本則定造從“超勇”級升級而來的“浪速”級巡洋艦;看到日本購買了“浪速”,中國又定造了“致遠”級和“經遠”級巡洋艦。然而北洋海軍成軍後,這種競賽漸漸成了日本的獨舞。

與北洋海軍只有八艘軍艦可用於海戰的窘狀相比,至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海軍共擁有排水量1000噸以上的軍艦31艘,其中可出海作戰的主力艦28艘(二等鐵甲艦三艘,巡洋艦十艘,炮艦15艘),包括專門爲剋制“定遠 ”“鎮遠”鐵甲艦而設計建造的三艘“鬆島”級軍艦,還有同時代世界上火力最猛、航速最快的巡洋艦“吉野”。和北洋海軍軍艦動輒五年以上的艦齡相比,日本海軍1891年後服役的全新軍艦多達九艘,其中有兩艘甚至是1894年剛剛服役的軍艦。這些軍艦身上,充滿了對付既往舊式軍艦的撒手鐗。

1894年時,東亞第一海軍的桂冠已經屬於日本,北洋海軍無論在艦隻數量還是裝備的先進程度上都望塵莫及,唯有一點可弈之資,就是人員。視北洋海軍爲假想敵的日本也早早注意到這點,現藏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的1891年版日本海軍情報《清國北洋海軍實況一斑》中,就有一段重要的評估:

(北洋海軍)軍紀、訓練全部學習英國……從艦上官兵的活動觀察,紀律極爲嚴肅,武器保養、艦內配置非常到位……艦隊內號令均用英語,艦內的佈署表、日程表等文件都是中、英雙文,艦上的各種訓練雖然難免喧嘈雜擾,但極爲迅速活潑,從持槍練習來看,姿勢標準、動作敏捷。北洋艦隊跨國遠航活動不多,但在本國沿海的航行非常頻繁,卻從未發生過任何事故。1889年旅順演習時,艦隊出港動作迅速、運動中陣型保持良好,這絕對不是可以輕侮的進步。

但是在技術較量很起決定作用的近代化海戰中,人是否就一定能勝天呢?這不由得讓李鴻章爲之擔憂。

還是在李鴻章上奏的1894年的7月4日,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致電李鴻章,申請率領戰艦深入日本軍艦密佈的漢江一帶巡弋。李鴻章回電譏諷:“此不過擺架子耳……人皆謂我海軍弱,汝自問不弱否?”

陸軍:紙上的百萬雄師

甲午戰爭爆發前的中國社會,如果說還有少數人對海軍實力的估計較爲清醒,認識到可能弱於日本,那麼在有關陸軍的認識方面,則幾乎衆口一聲,都估計中國陸軍最終將憑藉巨大的人數優勢戰勝日本。可在李鴻章7月4日的奏摺裡,看不出這種樂觀印象。

沿海陸軍,除膠州臺工經始未成外,山東威海衛則綏鞏軍八營、護軍兩營;奉天大連灣則銘軍十營;旅順口則四川提臣宋慶毅軍八營,又親慶軍六營;山東煙臺則嵩武軍四營;直隸北塘口仁字兩營;大沽口炮隊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謂分佈直、東、奉三省海 口把守炮臺合計二萬人者指此。其分駐天津青縣之盛軍馬步十六營,軍糧城之銘軍馬隊兩營,蘆臺之武毅兩營,皆填扎後路,以備畿輔遊擊策應之師。至綠營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國藩及臣創辦練軍漸收實用。無如直隸地面遼闊,與東、奉、晉、豫接壤,北界多倫、圍場,皆盜賊出沒之區,經年扼要巡防,備多力分,斷難抽調遠役。

清代入關以後,以八旗和綠營軍隊爲經制常備軍。甲午戰爭爆發前夕,全國八旗兵力250078人(其中148200人駐紮北京和直隸,45117人駐紮東三省,餘者分散駐紮各處),綠營兵力440413 人(其中直隸40805 人,山東 17667 人,其餘分佈於各處),總計全國常備軍69萬餘人,其中直接處在北洋沿海省份的兵力超 過20萬人。但李鴻章計算出的北洋陸軍數字裡,卻出現了八旗、綠營根本不在其中的怪事。

怪事的緣由,是清政府官場上幾乎盡人皆知但又說不得的秘密。自清王朝入主中原以來,八旗和綠營軍隊分散駐防全國,由承擔軍事作戰任務的軍隊漸漸退化成了主要維持地方治安的力量,武器裝備缺乏更新,訓練廢弛。甲午戰爭前,清政府的常備軍戰鬥力早已盡喪。可就是如此一支腐朽無用的軍隊,因爲屬於維繫清王朝政權穩定的“祖宗舊制”,無法輕言改革,每年清王朝並不寬裕的財政中,還要爲這批無法承擔國防任務的“國防軍”支付2000萬兩銀上下的糧餉開支,相當於北洋海軍建軍的全部費用。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李鴻章在奏摺裡點算出來真正能夠派上用處的軍隊,大都並不在清政府的國家軍隊編制內。太平天國戰爭中,八旗、綠營一敗塗地,清王朝被迫起用漢族大臣回籍練兵,以稱爲勇營的地方鄉勇武裝力挽狂瀾。曾國藩一手締造的湘軍,李鴻章創建的淮軍,左宗棠麾下的楚軍,都是在這樣的歷史機緣中孕育而生的。

勇營軍隊系之於鄉土,以鄉情、親情爲紐帶而凝聚,在內戰硝煙中,因爲戰爭的實際需要,不斷努力獲取先進武器來裝備自己。太平天國和捻軍戰爭後,勇營軍隊已然成爲當時中國近代化程度最高的陸軍,自然而然地扮演起國之干城的角色。這些並沒有正式編制、糧餉主要依靠地方省份自籌的鄉勇軍隊,滑稽地擔負了國防軍的責任。

在旅順的清軍(攝於1891年大閱海軍時期)。駐防於北洋沿海各地的勇營、練軍是當時中國陸軍中最精銳的部隊

甲午戰爭前,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各種勇營部隊以及模仿勇營的制度挑選綠營精銳改編訓練成的練軍,總數爲459367人。如果再算上八旗、綠營,清王朝全國的軍隊規模達到114萬人以上,看似十分龐大。然而這上百萬的大軍中,骨幹只有勇營和練軍,而勇營、練軍中始終保持練軍習武,裝備較爲精良,戰鬥力較高的,其實又只有駐紮在直隸等北洋沿海省份的一部。

根據李鴻章奏摺中的信息,結合日本情報機構資料可知,甲午戰爭爆發前,駐防在旅順、大連灣、天津、威海衛等地的淮軍等勇營軍隊,計有毅軍、親慶軍、銘軍、盛軍、武毅軍、仁字軍、嵩武軍等番號,兵力38642 人。另加上奉天的練軍部隊奉軍以及直隸練軍中較有戰鬥力的正定、通永、古北口練軍等共14639 人,總計北洋沿海省份的陸軍主力爲53281 人,這實際就是清王朝全國精銳陸軍的總數。

這些軍隊中,很多人擔負着守衛炮臺要塞的重任,並不能隨意抽調。真正能夠用作機動兵力的遊擊之師,只有駐紮在天津小站等地的衛汝貴部淮系盛軍11384人,葉志超、吳育仁、聶士成等部直隸練軍、武毅軍10357人,以及駐紮在奉天、鳳凰城等地的左寶貴部奉軍、靖邊軍6008人,共27000餘人。

在天津接受校閱的北洋淮軍。片中由遠及近可以看到淮軍部隊的三個主要兵種:馬隊、步隊、炮隊

在此後的實戰中,北洋陸軍的機動兵力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鮮作戰,被人數、重火器裝備都優於自己的日軍擊敗。爲挽救敗局, 李鴻章不得已又把駐守炮臺要塞的銘軍、毅軍等守軍也投入野戰。守軍抽調後空下的炮臺防務,只得由臨時招募的新兵填充,結果在敵軍臨境時,倉促募集、缺乏訓練的新兵根本不足一戰,重鎮接連失守。隨着五萬餘北洋陸軍精銳日益消耗,清政府抽調各省的勇營、練軍應付,這些裝備、訓練較北洋陸軍等而下之的軍隊更不是日軍的對手。

同一時代,日本明治政府的陸軍已經全面西化,國內推行義務兵制,普及軍事院校教育,建立參謀部制度,全面實現了訓練、制度、裝備、戰術的近代化。除去守衛本土的後備隊、要塞炮兵隊、屯田兵團、對馬警備隊等部隊外,甲午戰爭前日本陸軍的機動兵力爲七個師 團(近衛師團,以及第一至第六師團),兵力123047 人。按照日本陸軍制度,在戰爭情況下會臨時整合若干師團組成大的兵團,稱爲軍,通常以兩個師團爲主組成,總兵力在30000人以上,由此,日軍一個軍的兵力幾乎就相當於清政府全國精銳機動陸軍兵力的總和。

兵力不敵日本的同時,清政府陸軍的裝備和作戰能力相比起日軍差距更大。

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建設近代化的陸軍,甲午戰爭前已形成完整的體系,包括步兵、炮兵、騎兵、工兵、輜重兵等多兵種,建構了由小隊、中隊、大隊、旅團、師團組成的部隊建制,陸軍軍官均爲經過專門教育的職業人員,陸軍士兵也均具有完整的訓練背景。在裝備方面,日本陸軍實現了統一化和專業化,以口徑11毫米的日本國產村田十三式、十八式步槍,以及口徑8毫米的村田二二式連發步槍爲主要的單兵武器,以大阪炮兵工廠生產的75毫米口徑青銅材質的山炮、野炮爲主要的炮兵武器。另外,日軍以從歐洲引進的阿拉伯馬、混血馬作爲騎兵、工兵、炮兵、輜重兵所用的乘馬、挽馬和馱馬。(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全國保有馬匹1547000餘匹,軍隊常備馬匹6770匹,戰爭動員後通過徵用和購買,軍用馬匹增加至近40000匹。)

與之相比,包括精銳的北洋淮軍在內,清軍的勇營、練軍部隊基本還是沿襲明代戚家軍的軍制,最大的建制單位僅爲營(步兵一營的人數是400~800人,騎兵和炮兵一營的人數是100~300 人),沒有近代化的參謀指揮系統,戰時大兵團調度時,極易出現混亂和失控。至於近代化的後勤供應、醫療衛生,對清軍來說更是聞所未聞的天方夜譚。

人員方面,清軍軍官階層大都沒有任何近代陸軍指揮、作戰知識的教育背景,僅僅是因爲自己或長輩在太平天國、捻軍戰爭中立有戰功而逐級遞升,所掌握的戰爭知識主要依靠以往內戰中的自學摸索,長輩、同僚的言傳身教。士兵階層則更沒有任何系統的近代軍事知識培訓,至多學習一些諸如隊列和西式兵器的操法。太平天國和捻軍戰爭結束後,這些軍隊中的統將和兵士還算有一些實戰的經驗,隨着時間的推移,老成凋謝,這點點經驗也早蕩然無存。

早在甲午戰爭爆發20年前的1874年,李鴻章在一封寫給大哥李瀚章的信中,就曾透露出對這種現象的憂心忡忡:“昨過盛軍,問將領皆四十以外人,不覺老將至矣!再遇艱鉅,未知尚堪磨淬否?大抵欲官者多官氣重,則樸風漸離,如何?!如何?!”盛軍是整個淮軍中的佼佼者,情況已經如此,其他軍隊則可以想見。

淮軍裝備的克虜伯馬拉戰車。這種構思奇詭的兵器,即使在同時代的歐洲軍隊中也極爲罕見,然而因爲缺乏全方位的近代化改革,裝備了先進武器的清王朝陸軍,其組織制度、戰術思想等仍然停留在古代

裝備方面,清軍更是問題重重。清軍的武器由各主管官員、統帥自行選擇購置,淮軍、慶軍、練軍等各軍並不一致。北洋海防陸軍中,僅步槍一類,就包括了毛瑟(Mauser)、哈乞開司(Hotchkiss)、士乃德( Snider)、林明敦(Remington)、斯賓塞(Spencer)、溫徹斯特(Winchester)、馬提尼·亨利(Martini Henry)、黎意(Remington Lee)等多種型號,口徑有14.7毫米、12.5毫米、11毫米、7.9毫米等多種,零件、彈藥各不通用,訓練操演、後勤供應都極爲複雜。行營火炮方面,北洋海防陸軍主要裝備克虜伯(Krupp)野炮、山炮,口徑包括80毫米、75毫米、70毫米、 60毫米等多類,另外則還有哈乞開司五管機關炮、格林(Gatling)炮等速射火炮,總體上呈現出總數少、型號五花八門的狀況。軍馬方面,清王朝沒有類似日本所建立的近代化馬匹育成體系,所用多爲矮種的蒙古馬或騾子,它們缺乏爆發力,不適用於騎兵,又缺乏拖曳力,也不適用於炮兵。

如果說北洋海軍雖然硬件戰力不如日本,多少還有訓練出色的優勢,清軍陸軍則連這個優勢也不具備,兵力、裝備、訓練、戰力都不及日本,白白揹負了百萬雄師的虛名,充其量不過是一支兵力弱小、部分裝備了西式武器,但是制度、管理、軍事學術還主要停留在古代狀態的軍隊。

輕於一擲

甲午年朝鮮事起,管轄朝鮮外交事務、統率北洋海防軍隊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首當其衝。根據清王朝的官制,總督是地方最高軍政長官,遇有戰守事宜,將作爲該地區的統帥大員,擔負指揮作戰的責任。當清王朝中樞出現有關對日戰守的意見後,李鴻章和北洋海防軍隊照此執行屬於責無旁貸,後人將當時的這種局面稱爲以北洋一隅敵日本一國,實際是清王朝制度運作中的必然情況。

因爲明白北洋海陸軍隊的內情,李鴻章從日本介入朝鮮,意圖藉機生事開始,就始終不想以武力解決問題,寄希望通過外交平定風波。然而外交必須以國力爲基礎,在日本已經下定開戰決心的情況下,李鴻章的外交交涉始終不得要領。

日軍不斷增兵朝鮮,劍拔弩張,而擔負軍事、外交職責的李鴻章仍然忙於爭取列強調停。對此,以議論時事、監督官員爲職責,且多爲持有天朝上國傳統保守思想的清流言官,自然感到無法容忍。局勢漸漸緊張之際,針對李鴻章的彈劾也變得越來越多。

十分微妙的是,李鴻章痛陳北洋海陸軍力量不足的苦衷之後,催促李鴻章備戰的奏摺彷彿不約而同般在言辭和內容上都做了格外精心的設計。

北洋海軍之所以發展停滯,是因爲清政府以節省支出爲名,縮減海軍投入,明眼看去,直接的倡議者就是清流領袖、戶部尚書翁同龢。由此,言官們之後圍繞海上戰略的督促、批評,都避開海軍的軍力本身不談,只是毫無來由地一味批評李鴻章用人不當,導致海軍士氣低落。

陸軍方面的情形更可苦笑。作爲清政府主力陸軍的北洋各省軍隊,清政府並不負擔供養,地方財政又無力維持過多的軍隊,不得已而一再裁撤,清政府在言官們預防地方督撫擁兵自重的議論中,對此也樂得默認。此刻一朝大敵臨頭,朝廷供養的常備軍置身事外,而要責成地方供應的勇營部隊衝鋒陷陣,清政府申飭起來並不理直氣壯。所以言官們看到李鴻章有關陸軍兵力不足的上奏,並沒有人敢於指出平日國家不修武備,同樣只是空洞虛無地批評李鴻章用人不當,所以陸軍畏敵如虎。

從小受師傅翁同龢等清流思想薰陶的光緒皇帝,深以言官的意見爲是,在對日本的外交問題上態度日趨強硬。7月16日,朝鮮局勢惡化,言官們連日力言主戰,抨擊李鴻章畏縮的攻勢在此背景下難以獲得成功。當天清廷發上諭申飭李鴻章:“現在日韓情勢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著懍遵前旨,將佈置進兵一切事宜,迅籌復奏。若顧慮不前,徒事拖宕,馴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已不容許李鴻章就軍力問題再作辯白,直接催逼他快快把北洋的海陸軍隊推向前敵,準備作戰。

言官們以奏章爲武器,不顧軍力落後的現實,將國家政策引到主戰方向時,其內心的真實想法如何?在冠冕堂皇的奏、片等正式文件中,可見到的都是一片忠君愛國之詞,然而在私下的書信、會 談中,言官們卻不經意地流露出了一些真相。

積極奏參李鴻章的言官文廷式、汪鳴鑾等人,以翁同龢馬首是瞻,意見、謀略多經翁同龢審覈,被稱爲“翁門六子”,是翁同龢在 朝議中製造輿論、互相配合的重要援軍。甲午年當科的狀元、江蘇南通人張謇也名列“翁門六子”之中。他和翁同龢的一封秘密通信中,曾出現了“丁(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須即拔……似可免淮人復據海軍”這樣的私房謀略。

甲午戰前,翁同龢的小門生王伯恭聽到張謇在翁同龢面前大談“日本蕞爾小國,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創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後,曾向翁同龢建言,認爲中國軍力其實不足,“力諫主戰之非 ”。對此,翁同龢不以爲然,嘲笑王伯恭是膽小書生。王伯恭與其辯論,“器械陣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爾從事”。翁同龢回答:“今北洋海陸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王伯恭謂:“知己知彼,乃可望百戰百勝,今確知己不如彼,安可望勝?”翁同龢對王伯恭的敵我實力判斷並不否認,而最後拋出的一句話,終於令王伯恭恍然大悟。“吾正欲試其良楛,以爲整頓地也。”( 即,我正要借這個機會檢驗北洋的海陸軍隊,好以此尋找理由整治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