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高物價背後不爲人知的驚人真相

美國人仍對物價感到不滿。通貨膨脹帶來的疲憊感似乎已轉化爲對該國長期存在且棘手的負擔能力危機的憤怒情緒。這是有充分理由的：至少從某些衡量指標來看，住房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讓人難以負擔；人員配備方面的問題正在擡高兒童保育價格，並造成普遍短缺的情況；醫療保健費用正讓許多家庭陷入債務，並致使他們放棄治療；美國人在食品上的可支配收入所佔比例比三十年來都要高。

卡瑪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相應地把解決生活成本問題當作她向美國選民宣傳的新經濟主張的核心內容。但存在一個大問題，任何候選人試圖降低成本都會面臨這個問題：白宮根本沒有很好的工具來降低物價，而且它現有的工具可能會在情況好轉之前使生活成本變得更糟。

最近，哈里斯提出了一些提議，包括聯邦禁止食品和雜貨價格欺詐，以便“大公司不能不公平地剝削消費者以獲取過高的企業利潤”；擴大兒童稅收抵免；努力限制自付處方藥費用；以及一系列住房政策，包括爲首次購房者提供 25,000 美元的援助，制定使公司更難購買大量房屋的規定，並呼籲建造 300 萬套新住房。把這些都綜合起來看，食品應該會變得更便宜，住房應該會變得充足且更能讓人負擔得起，醫療費用應該會降低——對吧？

[安妮·勞裡：美國人對所有錯誤的成本感到憤怒]

也許，隨着時間的推移。但歷經幾十年形成的危機，不可能在任何一位總統上任的頭 100 天內得到解決。多年來，住房、兒童保育、自付醫療費用等大額必需品的價格上漲速度一直高於總體通貨膨脹率。這場大流行擾亂了世界供應鏈，致使從汽油到傢俱再到食品等所有商品的價格出現了巨大（即便短暫）的飆升。刺激付款致使消費者需求增加和工資上漲，這進一步擡高了消費價格。爲了對抗通貨膨脹，美聯儲提高了利率，這使得諸如汽車和住房等通過債務融資的購買行爲變得更加昂貴。最後，通貨膨脹回落到正常水平，但新的價格水平顯然讓選民仍感覺不正常。

白宮和國會善於創造需求，通過向家庭和企業發放現金，或者增加聯邦政府自身的支出。華盛頓有減稅、稅收抵免、刺激支票、失業保險金、抵押貸款補貼、學生貸款、直接就業計劃等等可供使用的手段。但旨在增加通常由私營企業提供的商品供應的選擇更少。而且這樣做往往是緩慢的工作，其本身就容易引發通貨膨脹，特別是在通過赤字支出來融資時。例如，投入資金建造新房會擡高土地和原材料的價格，也會刺激建築工人勞動力市場。

當涉及到直接攻擊價格時，政府的選擇甚至更少。對於新冠疫情造成的暫時的通貨膨脹爆發，白宮毫無辦法，對於現在消費品的高價，白宮也無能爲力。實施價格上限可能會使短缺情況更糟。而且現在年度食品雜貨通貨膨脹率已降至僅 1%，哈里斯的價格欺詐提案似乎關聯不大。

要解決這巨大且潛在的生活成本危機，即便不需要數十年，也得花費數年時間。

擴大兒童稅收抵免應能緩和兒童保育的緊張狀況，並帶來數十億的新資金注入。

住房問題則要更爲棘手一些。

過度的地方限制致使建築商在購房者期望的地點建造新單元的成本變得高昂，甚至無法建造。（而且現有的房主受益於高房價，這給了他們在可能的情況下阻止建設的巨大動力。）同時，高利率使賣家被困在原地。哈里斯的住房提案只有在允許建築商建造的情況下才會對這種情況有所幫助。

哈里斯競選活動所提出的一些最爲引人注目的政策——那些旨在增強競爭、強化價格透明度以及降低企業集中度的政策——用簡單的英語來闡釋是最難說清楚的。

美國過高的醫療保健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醫院和醫療集團控制了過多的當地市場所導致的，以至於患者和保險公司別無選擇，只能支付他們所設定的任何價格。

[克里斯·比姆：歡迎來到定價地獄]

唐納德·特朗普經濟提案的影響更容易推斷出來：有些提案對解決該國的負擔能力危機毫無作用，有些則會使其變得更糟。特朗普提議取消小費和社會保障福利的稅收。這聽起來倒是不錯，但這是對企業和富裕美國人的饋贈，對服務員、咖啡師和貧困老年人幾乎起不到幫助作用。大多數有小費收入的工人一開始就不怎麼繳納所得稅，這一變化可能會造成一個漏洞，比如說會鼓勵對衝基金經理把他們的收入重新構成爲小費。（哈里斯同樣承諾取消小費稅收。）特朗普的社會保障提案同樣會幫助富裕的退休人員，而不是貧困的：如果你依靠社會保障支票來維持生計，那麼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你從其他來源獲得的收入不足以繳納所得稅。特朗普還承諾大規模驅逐（這會因爲在移民密集型勞動力，包括農業、兒童保育和建築業造成巨大短缺從而提高價格）、全面大幅提高關稅（即提高所有進口消費品的價格）以及增加石油和天然氣產量（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幫助；價格主要由全球市場決定）。

不管 11 月誰當選，生活成本危機將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困擾着我們。哈里斯向選民承諾會讓他們免受高物價之苦。要是她獲勝，她需要選民給予的東西就是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