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研究》美國介入俄烏戰爭策略及臺海政策影響（何柳、王偉男）

美國總統拜登。（圖／達志影像）

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發動了針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引起世人高度關注，對全球政治和戰略格局造成巨大沖擊。雖然俄羅斯稱之爲「特別軍事行動」但以美歐爲主體的西方世界稱之爲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由於西方世界在當今全球輿論場中的主導作用，以至於世界上絕大部分媒體輿論都有意無意地採用了西方對這場衝突的定性。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從迄今造成的傷亡情況及政治後果來看，我們完全可以把這個重大國際事件界定爲俄羅斯針對烏克蘭的戰爭，而不僅僅是一場「特別軍事行動」。俄烏戰爭爆發後，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國家深度而又靈活地介入其中。這種深度介入的背後，是多年來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與力圖重振大國雄風的俄羅斯之間的長期戰略博弈。

無論我們喜歡與否，國際社會確實有一種把美俄關係同中美關係、把俄烏局勢同臺海局勢進行比較的明顯傾向。作爲中國的涉臺研究學者，我們更關注美國對俄烏戰事的介入方式，從中研判美國未來對臺海局勢的可能介入方式。事實上，甚至在俄烏戰爭爆發前，美國就已經深度地介入到俄烏關係議題當中，正如美國長期介入兩岸關係和臺海議題當中。那麼，美國會如何介入未來的臺海局勢？或者說，美國是否會基於對俄烏關係和俄烏戰爭的介入實踐，對介入臺海局勢的策略做出某種程度的調整？這是本文嘗試回答的問題。

一、俄烏戰爭的緣起概述

烏克蘭與俄羅斯這兩個國家同屬東斯拉夫民族，有着共同的文化起源，在歷史上曾經同屬一個國家。前蘇聯解體後重獲獨立主權國家地位的烏克蘭曾經在俄羅斯與美國、歐洲之間反覆搖擺，爲俄烏衝突埋下了隱患。進入新世紀以來，烏克蘭親西方的主流民意逐漸形成，意識形態分野成爲繼歷史恩怨和領土爭端之後，主導俄烏關係的又一關鍵變數。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終於以暴力的方式把兩國關係推向難以逆轉的決裂。而2015年俄羅斯通過對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反政府武裝的公開支援，造成該地區頓涅茨克州和盧甘斯克州事實上的親俄割據狀態，加劇了俄烏之間的戰略衝突。在此背景下，烏克蘭把加入歐盟和北約、融入西方世界作爲自己的發展戰略目標並寫入憲法。這是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的直接近因。

從俄羅斯傳統的地緣認知來看，烏克蘭的戰略取向關乎俄羅斯的戰略安全。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對於大國身份的追求，與歐洲乃至美國關係的齟齬，導致它試圖通過不斷的領土擴張來抵消自身經濟科技落後造成的潛在威脅。進入後冷戰時代以來，俄羅斯一直認爲歐盟及北約的東擴挑戰了其地緣勢力範圍，其本體安全威脅依然來自於與西方的關係。馮玉軍認爲，從普京執政以來俄羅斯的對外戰略來看，俄烏戰爭並非孤立事件，而是俄羅斯欲藉助目前國際秩序的加速碎片化趨勢，恢復其在後蘇聯空間主導權戰略的組成部分。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烏克蘭在地理上被第聶伯河分割成兩部分，過去數百年間其東西兩部分在宗教、民族、語言、政治等方面存在着微妙差異。東部（特別是頓巴斯地區）以俄羅斯族爲主體，受東正教文化的影響較深，歷史上曾被沙俄、蘇聯統治；而西部靠近中歐的地區（也包括第聶伯河以東部分地區）以烏克蘭族爲主體，受天主教文化影響較大，歷史上曾先後受到波蘭立陶宛聯邦和奧地利的統治。這種歷史際遇造成烏克蘭本身並非一個高度統一的文化與政治實體。以頓巴斯爲核心的東部地區與俄羅斯的聯繫更緊密，而西部更傾向於同歐盟、北約和美國建立緊密關係。烏克蘭國家內部這種文化上的分歧與博弈，在加入意識形態的催化劑後變得不可調和。當親西方的意識形態最終在博弈中勝出併成爲烏克蘭的主流民意後，親俄羣體就轉而投向俄羅斯的懷抱。這是俄烏戰爭爆發的深層次原因。

二、美國介入俄烏戰爭的策略及其成效

討論美國對俄烏戰爭的介入，不能不回溯到美國對俄烏關係的介入。衆所周知，美國在冷戰結束後製定並推行名爲「接觸與擴展」（英文爲engagementandenlargement，也有人翻譯爲「參與和擴展」）的國家安全戰略，其根本使命之一，就是通過與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存在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乃至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深度接觸與交往，向這些國家推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價值觀和政體制度。烏克蘭當然也在這個戰略的執行範圍內，這就與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發生了直接衝突。烏克蘭國內親美親西方勢力的逐漸壯大並佔據主導地位，被俄羅斯視爲美國和西方「煽動」的結果。2014年克里米亞被俄羅斯實際控制後，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就開始向烏克蘭提供實質性的援助，包括提供先進武器裝備，對烏克蘭的武裝力量進行戰術指導和訓練，以及與俄烏局勢相關的情報共用。但這種介入較爲隱性化，美烏雙方都刻意保持低調。自2021年下半年起，美國多次就俄羅斯可能發動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而向烏克蘭和國際社會發出預警。這種預警甚至一直持續到今年2月24日俄烏戰爭爆發前夕。同時，美國也直接向俄羅斯施加壓力，要求俄羅斯克制自己的行爲。事實證明美國的這種策略是失敗的。

俄烏戰爭開始後，美國的介入不再「低調」，而是越來越顯性化。美國立法部門和行政部門都高調通過相關法案或行政命令，並聯合美國在全球各地的盟友，對烏克蘭提供包括軍事在內的各種援助。但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有一個明顯的底線，就是避免美國直接派兵參戰，避免美俄軍隊在戰場上直接對抗，尤其是避免徹底激怒俄羅斯，使得俄羅斯在退無可退的情況下對烏克蘭或西方使用核武器。可以看出，避免核戰爭是美國介入俄烏戰爭的最根本底線。

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可以區分爲兩個層面。一個是烏克蘭國內層面，即美國聯合其盟友對烏克蘭提供軍事、經濟、政治、人道主義等類型的援助，幫助烏克蘭增加抵抗俄羅斯的能力，扭轉烏克蘭在戰場上的被動局面。目前，美國的這個戰略目標實際上已經實現。俄羅斯對烏克蘭實施「閃電戰」、在短時間內奪取烏克蘭首都基輔、全面掌控烏克蘭局勢的最初計劃已經歸於失敗。雖然俄羅斯擴大了對頓巴斯地區的控制，但在戰爭初期攻戰的烏南部黑海沿岸地區，其控制卻出現了鬆動的跡象。截止8月中旬的態勢是，烏克蘭試圖在南部的赫爾鬆地區發動對俄羅斯的反攻。

另一個就是國際層面。美國聯合其全球盟友對俄羅斯實施全方位的嚴厲制裁，對俄羅斯國內的經濟和社會秩序造成嚴重衝擊，削弱了俄羅斯持續作戰的潛力。俄羅斯不得不調整其在烏克蘭的戰略目標，戰線也從最初的兵臨基輔城下撤到本就佔優勢的頓巴斯地區和南部沿海地帶。俄羅斯在戰場上的實際表現與其「世界第二軍事強國」的稱號越來越背離，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美國及其盟友對俄羅斯的嚴厲制裁。美國還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內用提案、譴責、除籍等手段打擊俄羅斯的國際聲譽。其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在俄烏戰爭爆發不到一週後的3月2日，聯合國大會在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的支援下召開第11次緊急特別會議，以141票贊成、5票反對、35票棄權的投票結果通過一項決議，用最強烈的措辭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並要求俄羅斯立即撤軍。對聯合國的一個常任理事國、同時也是核大國以如此壓倒性的投票結果進行譴責，應該是聯合國成立77年來的第一次，不啻是對俄羅斯的公然羞辱，對其國際形象是一次重創。

至此，我們可以總結出美國介入俄烏戰爭的基本策略。首先是提前介入。這種介入至少可以追溯到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之後。如果從冷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轉型的角度看，那麼這種介入則可以追溯到柯林頓主政白宮時期推出的「接觸與擴展」戰略。這個戰略促使烏克蘭的主流民意從冷戰後初期的親俄疏歐逐步轉向親歐疏俄，並最終表現在政治外交上就是把加入歐盟與北約作爲國家的主要戰略目標。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後，美國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特別是戰術指導與訓練，其假想敵就是俄羅斯。這種指導與訓練也是爲未來可能爆發的俄烏衝突做準備。

其次是聯合盟友。川普主政白宮4年期間，高舉「美國優先」的大棒，與其主要盟友之間齟齬不斷。拜登入主白宮後，重新舉起「多邊主義」的大旗，努力修復與主要盟友的關係。俄烏戰爭的爆發，實際上爲拜登政府的這種努力提供了加速器，它令本已渙散的北約和整個西方世界意外獲得了重新團結的重要動力。北約的協調能力明顯恢復，美國在北約和整個西方世界中的領導地位得以加強。特別是鄰近烏克蘭的歐洲盟國，向烏克蘭提供包括武器裝備在內的諸多援助，並敞開國門接納烏克蘭難民，在很大程度上爲美國分擔了負擔。事實上，美國也藉助俄烏戰爭進一步團結了亞太地區的盟友，併成功地吸納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以美國爲首的西方世界的這種團結態勢，是自冷戰結束後30多年來所沒有過的。

第三是全面制裁。這是指對其對手俄羅斯的制裁。早在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發生後，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就對俄羅斯施加了多項制裁。這次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在原有制裁的基礎上增加了更多、更嚴厲的制裁措施，包括能源、金融、科技、人員四個方面。例如：阻止俄羅斯天然氣通過「北溪二號」專案向歐洲的出口；禁止美國資本與俄羅斯主要銀行進行涵蓋主權債務的金融交易，並禁止參與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煤炭、礦產等採掘業，還將俄羅斯金融機構排除在世界銀行間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國際結算系統之外；對美國的先進半導體和其他高科技產品實施出口和再出口管制；對俄羅斯高級別官員實施扣押資產、限制簽證等措施。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制裁措施中既有美國單獨實施的，也有美國與其盟國聯合實施的，更有其盟國根據自身條件單獨實施的。

第四是強調價值觀。美國曆來重視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因素在對外戰略中的作用。俄烏戰爭爆發後，美國就把這場戰爭界定爲「民主與專制」之間的較量。這種界定無論是團結美國盟友，還是爭取非同盟國家和地區對烏克蘭的支援，都具有明顯的實用主義價值。拜登在3月1日第一份國情諮文中談到俄烏戰爭時認爲，美國在「自由世界」的盟友將是美國在與俄羅斯的戰略競爭中的競爭優勢。3月26日，拜登在波蘭華沙發表演講，號召西方盟友聯合起來與俄羅斯展開一場「民主與專制、自由與鎮壓、基於規則的秩序與暴力統治之間的鬥爭」。

第五是謹慎拿捏。正如前文所言，美國介入俄烏局勢的最根本底線是避免核戰爭，因爲核戰爭沒有贏家。美國擔心如果對烏克蘭的援助、特別是軍事援助力度過大，比如提供能打到俄羅斯境內的遠端武器，有可能導致局面失控，俄羅斯在本土安全受到嚴重打擊的情況下，有可能對烏克蘭、甚至西方國家使用核武器。俄羅斯確實在俄烏戰爭爆發後曾經隱晦地威脅要動用核力量。而普京總統在8月1日向在紐約舉行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10次審議大會的出席者致賀信時表示，俄羅斯的出發點是「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或許會令國際社會暫時鬆一口氣。但考慮到美歐與俄羅斯之間戰略互信的嚴重缺失，美國不可能放鬆對俄羅斯核力量的監控，也不可能轉而無所顧忌地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檢驗美國介入俄烏戰爭成效的最直接依據，就是俄烏戰場態勢。這一點前文已有述及，特別是俄羅斯調整戰略目標、被迫收縮戰線、多位將軍喪生、十餘萬俄軍傷亡、黑海艦隊旗艦沉沒等。此外，在美國及其盟友的制裁下，俄羅斯現在實際上內外交困，出口嚴重受挫，失業率大幅攀升，許多嚴重依賴西方技術和產品的行業或企業趨於停頓。多個大城市出現反戰示威活動，雖然目前規模不大、影響力有限，但隨着戰事的膠着、傷亡的增加和俄國內經濟形勢的進一步惡化，其國內動盪的程度和規模未來也有可能擴大。在國際上，俄羅斯陷於空前孤立狀態，甚至連哈薩克和摩爾多瓦都加入反俄大合唱。在國際輿論場，西方已經成功地塑造出俄羅斯是「國際賤民」的負面形象。還有很重要的一點，雖然俄羅斯多次隱晦地發出核威脅，但並未讓烏克蘭放棄抵抗，也未能阻止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對烏克蘭的各種援助，儘管其中的軍事援助受到了美國的謹慎管控。也就是說，俄羅斯核威懾的可信度遭到侵蝕。這對一個核大國來說，顯然是不祥之兆。因此，我們的基本結論就是，美國對俄烏戰爭的介入在總體上是有效的。

三、臺海議題與俄烏議題的不可比性與可比性

從國際法的角度看，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臺灣不是主權國家，而是中國的一個省級行政區。雖然近代史上日本曾於1895-1945年統治臺灣五十年，但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後，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條款》等一系列具有國際法律效力的檔，以及1945年10月25日在臺北舉行的「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儀式」，「中國從法律和事實上收復了臺灣」。自那以後，臺灣作爲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國際法地位從未改變。而烏克蘭與俄羅斯是兩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它們之間的爭端是典型的國際爭端。因此，單從國際法角度來看，臺海議題與俄烏議題確實不具有可比性。但這並不意味着從其他角度審視這兩個議題就沒有價值和意義。不管我們是否喜歡，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將臺海議題與俄烏議題進行對比分析的觀點在國際輿論場大量出現，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存在不一定合理（合乎法律與道德），但既然存在了就一定有它的道理（原因與機理）。事實上，國際社會更多地從地緣關係和軍事戰略的角度對臺海議題和俄烏議題進行比較分析，而這種角度既適用於國際問題，也適用於一個國家內部的戰略問題。也就是說，俄烏議題與臺海議題在特定視角下是具有可比性的。

例如，俄羅斯與烏克蘭都屬於東斯拉夫人，主流宗教都是東正教，俄羅斯作爲一個國家甚至就是早期從烏克蘭首都基輔地區發育出來的，所以說俄烏兩國同文同種毫不誇張，而兩岸之間同文同種的歷史文化關係更是衆所周知。又如，俄羅斯的政治體制被西方視爲「威權專制」，而烏克蘭由於已實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被西方視爲「同路人」；臺海兩岸各自在西方輿論中的形象也差別很大，尤其是臺灣地區被西方視爲西太平洋上的「民主燈塔」。這些都是引發國際社會將臺海議題與俄烏議題進行類比的重要切入點。

當然，即使從地緣關係與軍事戰略的視角，臺海議題與俄烏議題也有迥異之處。俄烏之間以東歐大平原的陸地邊界爲主，烏克蘭的地形也以平原爲主，作戰主力首先是陸軍裝甲部隊，基本無險可守；而臺海兩岸之間隔着最窄處也有130公里、被國內外某些勢力視爲「天塹」的臺灣海峽，臺灣本島地形則以山地爲主，一旦爆發武裝衝突，火箭軍、空軍和海軍將首先登場。此外，烏克蘭是典型的發展中經濟體，世界市場對烏克蘭產品的主要需求是糧食，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受影響的主要是中東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而臺灣是發達經濟體，世界市場對它的主要需求是高科技產品，尤其是高端半導體晶片，一旦因戰爭而斷供就很難在短時間內找到替代品，進而對包括中國大陸和美國在內的主要經濟體、乃至全球經濟造成較大沖擊。還有，烏克蘭雖然曾經與俄羅斯同屬一個主權國家，但自1991年底已經各自獨立，而當前兩國爭端的核心問題是烏克蘭境內部分領土的控制權問題；大陸和臺灣自1945年10月後就在國際法上同屬一個主權國家，當前兩岸的政治僵局是中國內戰延續的結果，兩岸爭執的核心是臺灣島內分裂勢力圖謀把臺灣從中國領土主權範圍內分裂出去。

總之，臺海議題與俄烏議題之間，從國際法角度來看確實不具有可比性，但從地緣關係和軍事戰略的角度看，又存在着諸多相同和相異之處，具有明顯的可比性。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國際問題專家法蘭西斯‧加萬（FrancisJ.Gavin）這樣評論俄烏衝突：「俄烏衝突引發了數十年來第一次大國危機，同時也帶來了意料之外的機遇。危機是大國博弈的試金石，可以擊破神話、暴露弱點、凸顯優勢；洞悉國家間均勢、利益界定與對抗決心；迫使國家重新審視其長期政策，並根據新現實調整立場；最後，亦是最重要的，危機中脫穎而出的國家可重塑國際秩序」筆者認爲，如果臺海地區爆發新的重大危機，它帶給世界的衝擊有可能超過俄烏戰爭。因此，作爲臺海議題上三個最主要的參與方，中國大陸、臺灣當局和美國毫無疑問都不會白白浪費掉俄烏戰爭提供的難得的「觀摩學習」機會，都在密切關注俄烏戰事的每一個進展，都在試圖從中學習必要的經驗與教訓，並運用到圍繞臺海議題的戰略博弈中，最大限度地維護各自認知的戰略利益。限於本文的主題與篇幅，以下部分主要分析美國方面從介入俄烏議題的實踐中可能得到什麼啓示，以及這些啓示可能如何影響美方未來的臺海政策。

四、對美國臺海政策的可能影響

前文已經分析，美國介入俄烏戰爭的策略迄今爲止在總體上有效的，那麼目前美方從這次介入實踐中得到更多的可能是「經驗」。如何把這些「經驗」運用到美國未來的臺海政策上，應該是美國戰略精英思考的重要問題。由於美國官方迄今並未正式發佈過關於美方介入俄烏戰爭情況的總結性報告，因此本文以下關於美方可能從對俄烏戰爭的介入實踐中得到的所謂「經驗」，僅爲筆者類比從美國視角出發，所做的推演性質的研判。

第一，美國或許認爲，中國大陸與俄羅斯有着相似的政治體制，因此在決策程式上存在「不透明」。而中國大陸在追求兩岸統一問題上有着舉世皆知的堅強決心和意志。因此，美國可能認爲中國會像俄羅斯那樣發動「對臺特別軍事行動」，美國需要做好這方面的準備。事實上，這也是幾十年來美國對中國大陸在臺海議題上的戰略籌劃的一貫認知。俄烏戰爭的爆發只會強化美國的這種認知。

第二，根據美國對烏克蘭援助的經驗，在戰事爆發前就對臺灣當局提供軍事援助至關重要。這種援助不僅包括武器裝備和情報支援，還包括結合臺海地區的地形地貌因地制宜地設計靈活的作戰模式，美軍甚至會結合這種作戰模式實地訓練臺灣軍隊。

第三，如果中國大陸發動對臺軍事行動，美國應盡力動員國際社會——包括美國的全球盟友和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大陸進行全方位的制裁，削弱其戰略資源的可獲得性，並通過資訊戰和輿論戰擾亂其內部秩序，損害其國際形象。

第四，如果中國大陸發動對臺軍事行動，美國很可能忌憚於中國大陸的核大國地位，不願因過分激怒中國大陸而引發中美之間的核戰爭，因此屆時它對臺灣的援助也會保持某種程度的剋制。特別是如果中國大陸能夠對臺實施閃電戰並取得成功，而不是像俄羅斯閃擊烏克蘭那樣功虧一簣，那麼美國對臺灣的援助很可能就只剩下政治與道義上的聲援了。

第五，如果中國大陸未能對臺實施成功的閃電戰，那麼美國很可能在不直接或不公開派兵參戰的條件下，向臺灣提供先進武器，但這類武器的數量或性能以不對中國大陸本土構成現實威脅爲底線。

第六，如果中國大陸發動對臺軍事行動，美國也可能切斷或管控中國大陸與外部經濟聯繫的戰略節點（如麻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七，鄰近臺海地區的日、韓、菲、澳、紐等盟國，將起到像波蘭、波羅的海三國對烏克蘭那樣的援助橋頭堡作用（尤其是日本），故美國應事先與這些國家一起制定計劃、協調行動、聯合軍演。

第八，美國也會利用兩岸政治制度差異，在國際社會渲染臺灣作爲東亞「民主燈塔」的成就與價值，並極力詆譭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爲自己的對華對臺戰略和措施尋求國際「合法性」。

如果以上研判成立，那麼未來美國的臺海政策將朝以下方向調整：

在戰略層面上，美方有可能提高其在臺海議題上的戰略清晰度，增強威懾力。俄烏戰爭爆發前，美國曾通過多種途徑向俄羅斯施加壓力，要求它不要進攻烏克蘭。事實證明，美國對俄羅斯的戰略威懾是失效的，它沒能阻止住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進攻。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一方面想阻止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進攻，另一方面又不想過於激怒俄羅斯，多次表明不會與俄羅斯直接交戰，這樣的表態給了俄羅斯強烈的暗示：美國不會對烏克蘭提供實質性援助，俄羅斯進攻烏克蘭將是「安全的」。這就「誘使」俄羅斯發動了對烏克蘭的進攻。因此，如果美國真心要阻止臺海爆發武裝衝突，就必須提高臺海政策的清晰度，減少模糊性，增強威懾力，減少中國大陸「誤判」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衆議院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的強烈反對，於8月2日「竄訪」臺灣，可以被看作是美方表達對臺所謂「堅定支援」的一個明確姿態。類似的姿態未來可能還會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

在戰術層面上，美方有可能提高美國軍官赴臺現場指導的層級和頻次。最近幾年來，關於美國軍人赴臺參加或指導臺軍演習的傳聞有很多，但美國與臺灣當局並沒有這方面的資訊發佈。爲了因應未來可能的臺海衝突，結合美軍在烏克蘭的實踐，筆者相信美軍未來會把這種動向半公開化，比如通過媒體放風，但官方不予承認也不否認，營造美國將深度參與臺灣「防務」的氛圍。未來美方很可能提高其赴臺軍人的層級和頻次，致力於提高國軍的作戰能力。

在軍售層面上，美方將結合島內地形地勢，有針對性、有計劃地對臺出售適用於島內複雜作戰環境的相關武器裝備，特別是直升機、無人機、火箭炮、防空導彈等機動性較強的武器裝備。

在周邊層面上，美方很可能拉攏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參與制定「協防」臺灣的計劃，未來也可能專門針對臺海局勢組織與這些國家的多邊聯合軍事演習，甚至也會邀請臺灣當局參加。目前來看，臺灣軍方能否參加2024年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是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

在全球層面上，美國將加大塑造中國外部環境的力度，首先是塑造與臺海局勢有關的周邊環境。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022年5月26日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的題爲《本屆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方針》的演講中表示：「我們不能指望北京改弦更張。因此，我們將塑造北京所處的戰略環境，以推進我們建設一個開放和包容的國際體系的願景。「這就意味着，美國在意圖通過」全面接觸「戰略從中國內部改變其根本政治制度和發展方向的努力失敗後，轉向以塑造中國的外部環境爲主要着力點。這樣的外部環境必然是對中國的現行政治制度和發展方向不友好的外部環境。加強北約組織與美國亞太盟友的聯繫，打造排斥中國的高端產業鏈和經貿「朋友圈」，強調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因素在國際秩序中的重要作用，都是美國塑造中國外部環境努力的一部分。在這個環境中，臺海議題將是一個重要支點。充分利用「臺灣牌」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戰略上對中國大陸的牽制作用，充分挖掘「以臺製華」策略的戰略價值，應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和臺海政策的題中之義。

目前，美國國會正在醞釀新的涉臺重要法案《2022年臺灣政策法》（TaiwanPolicyActof2022）。該法案要求美國行政部門將臺灣列爲「主要的非北約盟友」，支援臺灣參加國際組織，支援爲「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更名，要求美國政府加快對臺軍售，美軍訓練臺軍，提高美臺軍隊的協同能力，在未來四年對臺提供45億美元的軍事融資，等。如果通過，將是1979年《臺灣關係法》出臺以來美國對臺政策「最全面性的調整」。目前拜登政府主要出於爲臺海緊張局勢降溫的考慮，要求國會暫緩審議。但這只是暫時延緩而已，以目前美國國會和精英階層對華一致強硬的態勢，該法案最終以某種形式通過將是大概率事件。一旦通過，我們不僅將有機會驗證前述研判有幾分正確、幾分謬誤，還將有機會見證中美圍繞臺海局勢的新一輪折衝樽俎。

結語

俄烏戰爭在開戰6個多月後仍未結束，超出了幾乎所有觀察家的預期。從目前的態勢來看，存在着烏克蘭從南部轉守爲攻的跡象。本文的上述推論也是基於迄今爲止已經發生且筆者能夠看到的事實。但未來戰局如何演變，仍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包括但不限於：美西方國家是否向烏克蘭提供更具進攻性的武器、美西方國家的民意是否會發生不利於烏克蘭的轉變、俄羅斯國內局勢的發展是否會出現重大轉折、俄羅斯是否會對烏克蘭甚至其他國家動用核武器。美國的介入實踐將隨着戰場形勢演變和國際政治博弈而發展，包括美國在內的相關各方從中汲取到的經驗教訓也會繼續豐富或出現更新，它對臺海局勢和臺灣問題的潛在影響也有可能發生新的變化。

近年來，美國國內把中國大陸作爲其最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的共識已經形成，對華政策在美國區域戰略乃至全球戰略謀畫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重要，正如冷戰時期對蘇政策在美國「遏制戰略」中的地位那樣。在這種態勢下，臺海政策在美國對華政策和印太區域戰略中的地位必然也將「水漲船高」。美國很可能把介入俄烏戰爭的實踐看作未來介入臺海衝突的一場預演，它必定會認真地總結這次預演中的經驗與教訓，以圖未來介入臺海衝突時更有效、更管用。這必將進一步惡化中美之間本就存在的戰略互疑，惡化本就緊張的臺海局勢。

【本文原刊載於《臺海研究》2022年第3期（總第37期），授權中時新聞網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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