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建城 莫忘知府陳星聚——福建官場的「救火隊」（二）
但陳星聚不爲此道，他發現因爲縣令的官場俗務太多，而積訟案無數，他看清民衆的需要，不去官場迎奉，而專心整理訴訟積案，並平反冤獄，百姓至爲感激，稱其爲包青天，沈葆楨也譽他爲「純儒循吏」。
任職方5個月時，列強英國及法國在閩江口川石島築砲臺，陳星聚認爲侵犯國家主權，親往反對，卻得不到上司的支持，因此憤而辭職，爲了平息英法的怒氣，陳星聚被調往仙遊縣擔任知縣。
政治孤鳥不受賞識
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察點，閩縣是福建省第一縣，陳星聚幹得有聲有色，民間稱頌，但官員未必喜歡，因爲他悶頭做有利百姓的事，既不逢迎上憲，處理積案及平反冤獄更凸顯前任的積弊，自然成爲政治「孤鳥」，不受官場喜歡，而他突兀的抗議洋人建砲臺，幾引起涉外事件，剛好趁機將他調走，而從首縣調至另一個貧瘠縣，可看出上司對他的不滿，但他不以爲杵，欣然赴命。
在仙遊1年9個月之後，又被調到古田縣，這都是艱苦的偏遠縣，但他在仙遊改善民間好興訟械鬥的風氣，爲農民解決多年未解的農地遭竊占問題，因此獲得「卓異」的考績，百姓還爲他建生祠。這時候，陳星聚應該已被公認是「能吏」了，成爲福建官場的「救火隊」，哪裡有困難就讓他到哪裡去。
因此，當淡水同知出缺時，這個沒人要擔任的職務，就又想到了陳星聚，因此給予破格躍升，又說出了他的一番好話。
陳星聚在淡水同知的4年7個月時間哩，他的治理受惠於早期在家鄉組團練抗捻匪及在福建5個縣的經驗，以儒家思想施政，他以組團練的經驗，結合當時臺灣因拓墾需要紳商自組的民團爲基礎，建立了丁口落戶及地土登記的制度，開始逐步有系統地將戶籍和地籍資料建檔，多少年來的問題開始得到解決。
他興文教和寺廟，相輔相成成爲社會穩定的力量，輕訟減賦，對遏止賭博和保障女性權益的重要事項，更是嚴查嚴辦，因此民間得以安居。陳星聚對善良百姓一向親民仁愛，但對強盜劫匪卻不輕縱，以他在順昌縣緝匪的經驗，對首犯發雷霆之怒，卻不殃及從附，因此甚得名聲。
當清廷準沈葆楨之奏，決定臺北設一府三縣時，這個臺北府所轄只比淡水廳多了一個宜蘭縣，照理，這個臺北知府理當由人地均宜，對北臺灣最爲熟悉且政績卓着的陳星聚爲第一人選，但事實不然，陳星聚一直沒有被考慮。
沈葆楨建議臺北設府時，他心目中的知府人選是他在江蘇任官時的部屬海州知州林達泉，林達泉很優秀，與沈葆楨在推動現代化方面十分相得，但要將江蘇的官員越區調到福建並不符規定，因此很費了一番功夫，林達泉纔在2年多之後始獲任命「試署」首任的臺北知府，林達泉一履新，淡水廳即裁撤，陳星聚即轉任「中路撫番同知」。
這一階段又很有意思了，分兩部分敘述，第一部分先談林達泉，林達泉是沈葆楨的愛將，沈葆楨奏請設臺北府應該有他的一套計劃，林達泉就是執行他計劃的不二人選，他的海州知州和淡水同知品秩相同，年紀比陳星聚輕，但他涉洋務較早，從富的流油的海州調到尚在開發中，連個府城都沒有的臺北，又有一個有4年7個月經驗且政績不錯的陳星聚，壓力肯定不小，陳星聚調任中路撫番同知。衙門在鹿港，管轄的是從彰化（當時含臺中埔里）林杞埔到花蓮的山區，兩人相距離幾百裡，自然是不見的好。
但是林達泉又有一個難題，他奉老長官的命令，是要建府城於艋舺，但是他的直屬長官福建巡撫丁日昌卻認爲基隆戰略位置重要，應建府城於基隆，這就讓他犯難了。
因此他就任後到基隆考察了兩次，花了許多時間，尚未做最後決定時，他收到父喪消息，報請丁憂，卻因哀痛病疾復發去世，任期僅6個月。林達泉逝後留下了許多積案和訟案，則由代理的陳星聚在很短的時間內處理完畢，這也是他在閩縣任縣令時的經驗之作。
開山撫番用心良苦
第二部分要談所謂的「中路撫番同知」這個職務，這個職務也是沈葆楨防颱奏文當中建議的一項，就是要「開山撫番」，爲了增加拓墾面積，必須「開山」，開山就影響到番人的居住地，就必須安撫番人，這有一點矛盾，主要以促進番人漢化爲核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時臺灣設北、中、南三路撫番同知，陳星聚的中路撫番同知轄今日彰化、臺中、南投到花蓮，同時還必須管海防，因此衙門設在濱海的鹿港。
有關三路撫番同知的資料極少，陳星聚自1878年3月裁淡水廳後轉任中路撫番同知，到了同年9月林達泉去世，開始代理臺北知府，但是陳星聚的中路撫番同知幹到什麼時候，卻也無資料可考，據信應是到1881年7月實授臺北知府時才解任。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