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銀行：普惠金融的“天命人”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金融服務幾乎由傳統銀行壟斷，因其天然存在的“金融排斥”現象，大量長尾客羣的金融需求難以得到滿足。

在此背景下，數字銀行以補位者身份出現，標誌事件是2014年首批5家民營銀行試點啓動，至今已有19家民營銀行獲批設立。憑藉金融科技的創新應用，數字銀行解決了客戶精準畫像、全流程風控等諸多讓傳統金融機構頭疼的問題，猶如“鮎魚”一般倒逼傳統銀行加速改革與創新。

不過每個快速發展的新興事物都會面臨成長的煩惱。在民營銀行通過創新的方式服務普羅大衆和小微企業，走差異化、特色化、精品化發展路徑的同時，也面臨流量效應減退、股東“輸血”壓力加大、負債成本高等挑戰。

以百信銀行、郵惠萬家爲代表的數字銀行“國家隊”，雖入局稍晚，但控股股東是國有銀行，由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直接監管，在合規經營、風險控制、科技實力等方面不遑多讓。在滿足普惠客羣對國有數字銀行穩健、安全性等需求的同時，也實現了數字銀行領域業態結構的優化。

回望數字銀行在我國發展的十年，就像今年頂流遊戲《黑神話·悟空》中的主角“天命人”一樣，不是少年在“荷爾蒙”噴發下的激情之舉，也不是盲目解構一切的自我感動式“英雄主義”，而是駕着數據的筋斗雲，擎着科技的如意棒，一往無前地奔赴普惠金融的“靈山”。在這趟艱難旅程中，面對未知和挑戰不斷尋找自我、成長蛻變，最終釋放金融的力量和價值。

數字銀行崛起

金融機構是經營風險的主體，天然存在着“金融排斥”現象，金融資產規模小、收入偏低的大量民衆長期被拒在傳統金融服務門檻之外。他們貸款金額小、期限短、資質不足，融資需求無法在傳統金融機構得到滿足，時常誤入民間借貸的“陷阱”。低門檻、高流動性財富產品的稀缺，使他們難以享受到社會發展和財富增長帶來的社會紅利。在一些金融基礎設施薄弱的欠發達地區，很多長尾客羣甚至沒有銀行賬戶。

爲解決這些問題，普惠金融應運而生。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展普惠金融”，普惠金融成爲國家戰略；2015年，首個國家普惠金融發展規劃出臺；而後普惠金融快速走向“C位”，普惠小微貸款餘額突破30萬億元，融資成本不斷下降；2023年底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金融強國的建設目標，將普惠金融列爲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一。

十年間，普惠金融在我國取得了快速的發展，但傳統銀行篩選客戶“掐尖兒”、價格戰等現象依然存在，掣肘的一大因素是風控。

此時，擁有金融科技特長、生態數據資源優勢的數字銀行，則成爲傳統金融機構之外重要的補位者，隨着互聯網的發展快速崛起。其全線上的服務渠道突破了時空限制，使得數字銀行能以較低成本下沉服務、觸達大量分散的小微企業、新市民等普惠羣體，大數據、大模型、算法等數字技術的創新應用，也有效解決了信息不對稱、客戶精準畫像、全流程風控等諸多問題。

十年之變：“民營系”“國家隊”勠力同心

回望這十年，數字銀行整體有着趨同的發展路徑，就是通過持續的金融科技突破，讓普惠羣體更加平等地獲得金融服務。同時通過開放銀行模式，強化與生態夥伴的合作，不斷延伸服務的廣度，並以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爲抓手，全面提升經營效率和用戶體驗。

回顧十年的發展歷程，民營銀行的成立時間集中在這十年的“前半程”，有兩波熱潮，第一波是2014年首批5家民營銀行成立；第二波熱潮是2016年，當年有12家民營銀行獲批籌建。2019年民營銀行陣營纔再次擴容，至今總數已達到19家。

民營銀行的成立速度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普惠金融行業的旺盛需求。在這些“年輕的銀行”探索利用數字化的手段去更好地服務長尾客戶的同時，傳統銀行也加速擁抱互聯網。

作爲國家經濟的血脈和穩定器，銀行業亟需一支有着國有背景、兼顧金融的審慎穩健與互聯網科技創新雙基因的機構，探索金融科技與傳統銀行數字化轉型發展的新路徑。

2015年，中信銀行響應監管“商業銀行成熟業務板塊子公司制改革”號召，發起設立百信銀行。2016年批籌、2017年正式開業，首家數字銀行“國家隊”正式入局，國有資本正在撬動更大的社會資源。百信銀行的大股東是中信銀行，其身上自帶中信的金融基因，決定了其審慎穩健的經營策略，以及大力發展普惠金融、讓更廣泛人羣平等享受金融服務的社會責任，讓普惠金融的陽光雨露以更穩健、更安全、更合規的方式灑向社會的更多角落。

由此可見，如果說數字銀行是普惠金融的“補位者”，國有背景的數字銀行則可視爲數字銀行的“穩定器”，在合規審慎、穩健安全以及金融服務的可得性等方面滿足了普惠客羣更多樣化的需求。

在進入市場較晚、缺少獨佔性資源的背景下，如何讓普惠金融的使命達成、讓數字普惠這條路走得行穩致遠，卻是“國家隊”需要攻克的難題。同樣，面對普惠羣體信用資質弱、無抵押物等問題，銀行如何在成本和風險可控的情況下，爲海量用戶提供可得性、便捷性和持續性更高的金融服務，成爲破題的關鍵所在。

在金融科技和數智化能力的驅動下，百信銀行用六年多的時間踏出了一條國有數字銀行的可持續發展之路。成立以來，百信銀行累計投放貸款超9100億元，產業金融戶均餘額6.7萬元，新市民特徵用戶5370萬戶，佔比超過總客戶數的54%，平均貸款成本約200元。

相較於單純追求經營規模和利潤，肩負着“試驗田”使命和普惠責任的“國家隊”似乎並不急於追求賬面盈利，而是在業務發展上聚焦跑通展業模式、沉澱核心能力。百信銀行在科技研發與創新方面更是不惜投入，連續六年科技投入佔比保持在50%以上，不斷強化智能風控體系和合規體系建設修煉內功，連續五年獲得3A主體長期信用評級。

另一家數字銀行郵惠萬家背靠郵儲銀行，和大股東一樣定位於服務“三農”、城鄉居民和中小企業，其着力點之一即構建適合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的金融服務模式助力鄉村振興，運用金融科技服務“三農”及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慢問題。

兩家國有數字銀行均脫胎於傳統銀行，實行獨立法人的子公司制經營，母行對控股子公司實施穿透式並表管理。值得關注的是，這兩家數字銀行在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的直接監管下，同時高標準肩負起黨建、合規、風險、社會責任等方面責任。據瞭解，在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直接監管的多家銀行中，百信銀行作爲目前最年輕、規模最小的銀行，公司治理評級連續多年位列中上游。更重要的是，在新發展階段，銀行服務實體的功能性是第一位，銀行應平衡好功能性與營利性的關係，這與“國家隊”數字銀行的初心契合。

助力普惠之路越走越寬

縱觀全球，伴隨市場需求變化、數字經濟與數字技術迅速發展等，數字銀行發展迅猛。據7月下旬發佈的《全球數字銀行發展與創新趨勢報告》顯示，持牌數字銀行數量已由2014年的48家增長至2023年底的235家。部分數字銀行利用自身資源稟賦、開發生態圈，實現了彎道超車甚至領先優勢，在服務實體經濟方面承擔愈發重要的角色。

當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不斷加力。去年底召開的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金融“五篇大文章”，今年7月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和部署，要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效。

就國際經驗來看，韓國Kakao Bank、巴西NuBank等發展勢頭良好，提供了可借鑑的經驗。以巴西NuBank爲例，自2013年成立至今，該行發展經過了萌芽期、起步期以及發展期三個階段，通過不同時期戰略重心的轉變，不斷蓄勢並最終展現了不一樣的增長曲線。

巴西NuBank就全面詮釋了數字銀行高ROE、高滲透率和高效率的三大特點。數據顯示，巴西NuBank今年二季度淨利潤爲5.63億美元，同比增長114%，ROE高達28%；二季度末，客戶羣擴大到1.045億，其中9550萬在巴西，約佔巴西總人口的一半，顯示出“高滲透”的特點；此外，該行人效比爲711萬元/人年，服務於每位活躍用戶的平均月成本小於1美元，比傳統銀行低85%，突顯了“高效率”的特點。

“數字銀行的底層邏輯在於與傳統銀行不同的增長曲線，選擇可持續且具備規模效應的模式爲首要考量因素，科技、用戶體驗以及風控爲數字銀行需不遺餘力不斷打磨的能力重點，在成長的不同階段善於把握節奏，並果斷調整戰略爲不斷髮展壯大的關鍵。如何更好地利用科技、風控和經營能力應對經濟週期、適應經濟發展大勢，也是數字銀行未來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和考驗。”業界如是總結NuBank帶來的啓示。

業內認爲，數字銀行是未來銀行的發展趨勢。社會大衆對金融業加強科技變革的期望也愈加強烈，數字銀行被寄予厚望，將在整體金融體系中持續扮演創新推動者角色，提升普惠金融發展能級，助力普惠金融之路越走越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