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精選》第九封信 兩種道德

在給你寫信的此刻，南亞海嘯災難已經發生了一個星期。(示意圖/shutterstock)

親愛的安德烈：

在給你寫信的此刻，南亞海嘯災難已經發生了一個星期。我到銀行去捐了一筆款子。飛力普的化學老師，海嘯時，正在泰國潛水。死了，留下一個兩歲的孩子。我對這個年輕老師還有印象，是漢堡人，個子很高，眼睛很大。飛力普說他教學特別認真，花很多自己的時間帶學生做課外活動，說話又特別滑稽有趣，跟學生的溝通特別好，學生覺得他很「酷」，特別服他。我說，飛力普，給他的家人寫封信，就用你的話告訴他們他是個什麼樣的老師，好不好？

他面露難色，說，「我又不認識他們。」

「想想看，飛力普，那個兩歲的孩子會長大。再過五年他七歲，能認字了，讀到你的信，知道他父親曾經在香港德瑞學校教書，而他的香港學生很喜歡他，很服他——對這個沒有爸爸的孩子會不會是件很重要的事？」

飛力普點點頭。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另一種是積極的。

我的消極道德大部分發生在生活的一點一滴裡：我知道地球資源匱乏，知道二 ○%的富有國家用掉七五%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費。從書房走到廚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隨手關掉書房的燈。離開廚房時，一定關掉廚房的燈。在家中房間與房間之間穿梭時，我一定不斷地開燈、不斷地關燈，不讓一盞燈沒來由地亮着。你一定記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後頭關燈吧——還一面罵你們沒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陽光，我會將洗好的溼衣服拿到陽臺或院子裡去晾，絕不用烘乾機。若是有自然清風，我絕不用冷氣。室內若開了暖氣，我進出時會隨手將門關緊。澆花的水，是院子裡接下的雨水。你和飛力普小的時候，我常讓你們倆用同一缸水洗澡，記得嗎？

我曾經喜歡吃魚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魚翅是怎麼來的。他們從鯊魚身上割下魚鰭，然後就放手讓鯊魚自生自滅。鯊魚沒了「翅膀」，無法遊走，巨大的身體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餓死。我從此不再吃魚翅。

飛力普說，唉呀媽媽，那你雞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們是怎麼大量養雞的嗎？他們讓雞在籠子裡活活被啄成一堆爛肉，你說人道嗎？

我說，我又不是聖人，我只管我記得的、做得到的。道德取捨是個人的事，不一定由邏輯來管轄。

你一定知道中國的不肖商人是怎麼對付黑熊的。他們把黑熊鎖在籠子裡，用一條管子硬生生插進黑熊的膽，真接汲取膽汁。黑熊的膽汁夜以繼日地滴進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經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籠子裡漸漸長大，而籠子不變，籠子的鐵條就深深「長」進肉裡去。

我本來就不食熊掌或喝什麼膽汁、用什麼中藥，所以也無法用行動來抵抗人類對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銀行裡去捐一筆錢，給保護黑熊的基金會。消極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積極」道德小小邁進了一步。

你和飛力普都會穿著名牌衣服，你們也都知道我對昂貴的名牌服飾毫無興趣。你想過爲什麼嗎？

去年夏天我去爬黃山。山很陡，全是石階，遠望像天梯，直直通進雲層裡。我們走得氣都喘不過來，但是一路上絡繹不絕有那駝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擔，挑着山頂飯店所需要的糧食和飲料。一個皮膚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擔休息時，我問他挑的什麼？一邊是水泥，一邊是食品，旅客要消費的咖啡可樂等等。他早晨四點出門，騎一小時車趕到入山口，開始他一天苦力的腳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過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黃昏時爬到山頂，放下扁擔，快步往回走，回到家已是深夜。第二天四時起牀。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資就沒着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擔壓出兩道深溝。

「挑的東西有多重？」

「九十公斤。」他笑笑。

「一天掙多少錢？」

「三十塊。」

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塊是三歐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夠你買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頂旅館，我發現，一杯咖啡是二十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個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難呢？

這些思慮、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對於享受和物質，總帶着幾分懷疑的距離。

那天和飛力普到九龍吃飯，在街角突然聽見飛力普說，「快看！」他指的是這樣一個鏡頭：一個衣衫襤褸的老婦人彎身在一個大垃圾桶裡找東西，她的整個上半身埋在垃圾裡；剛好一輛 Rolls Royce 開過來，成爲背景。飛力普來不及取出相機，豪華車就開走了，老婦人擡起頭來，她有一隻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進社會中貧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個孩子之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窮中。我很喜歡香港，但是它的貧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裡，令我難受。但是，我能做什麼呢？我不能給那個瞎了一隻眼的老媽媽任何東西，因爲那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麼我能做什麼呢？

我寫文章，希望人們認識到這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結構。我演講，鼓勵年輕人把追求公平正義做爲改造社會的首要任務。我在自己的生活裡拒絕奢華，崇尚簡單，以便於「對得起」那千千萬萬被迫處於貧窮的人。但是我不會加入什麼扶貧機構，或者爲此而去競選市長或總統，因爲，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很懦弱、很自私。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覺你的不安，你其實在爲自己的舒適而不安。我很高興你能看見自己的處境，也歡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記得你七歲時，我們在北京過夏天。蟋蟀被放進小小的竹籠裡出售，人們喜歡牠悠悠的聲音，好像在歌詠一種天長地久的歲月。我給你和飛力普一人買了一個，掛在脖子上，然後三個人騎車在滿城的蟬鳴聲中逛北京的衚衕。到了一片草坪，你卻突然下車，要把竹籠裡的蟈蟈放走，同時堅持飛力普的也要釋放。三歲的飛力普緊抱着蟈蟈怎麼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蟈蟈是喜歡自由的，不要把牠關起來，太可憐⋯⋯。

我想是在那個時候，我認識到你的性格特質。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這樣的，也有七歲的孩子會把蜻蜓撕成兩半或者把貓的尾巴打死結。你主動把蟈蟈放走，而且試着說服弟弟也放，就一個七歲的孩子來說，已經是一個積極的道德行爲。

所以，能不能說，道德的行使消極或積極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層面進行消極的道德——不浪費、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選擇積極。譬如對於一個說謊的政府的批判，對於一個愚蠢的決策的抗議，對於權力誘惑的不妥協，對於羣衆壓力的不退讓，對於一個專制暴政的長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積極行使。是不是真有效，當然是另一回事。

事實上，在民主體制裡，這種決定人們時時在做，只是你沒用這個角度去看它。譬如說，你思考投票給哪一個黨派時，對於貧窮的道德判斷就浮現了。哪一個黨的經濟政策比較關注窮人的處境，哪一個黨在捍衛有錢階級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時是一種你對於貧富不均的態度的呈現。你有沒有想過，爲什麼社會福利佔了歐陸國家GDP的四五%而美國卻只有三○%？這和他們對貧窮的價值認知有關。六○%的歐洲人認爲貧窮是環境所迫的，卻只有二九%的美國人這樣 看。只有二四%的歐洲人同意貧窮是個人懶惰所造成的，卻有六○%的美國人認同這種觀點。比較多的人認爲貧窮是罪有應得，或者比較多的人認爲貧窮是社會責任，就決定了這個羣體的制度。

(本文摘自《親愛的安德烈》/時報文化)

【內容簡介】

1999年，安德烈14歲，龍應臺離開歐洲，回臺就任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她和安德烈每天只能透過電話聯繫彼此，久而久之，在分隔兩地的情況下，兩人竟漸漸變得無話可談。2003年，龍應臺卸任回到安德烈身邊，這個曾經與自己最親暱的孩子已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坐在桌子那一端，有一點「冷」地看着媽媽。

龍應思考着到底該如何重新認識這個人，於是邀請安德烈一起透過書信的方式，用三年的時間，重新認識彼此。

在一封又一封的通信中，母子間幾乎無所不談，他們的話題，從生活品味、情感世界聊到年輕人對未來的徬徨不安。更一起探索了兩人對當代總總社會現象的觀察，從對威權的抗爭、歐亞文化的差異，聊到社會與全球貧富差距的階級思考。

「安德烈，請你告訴我，你信中所說「性、藥、搖滾樂」是現實描述還是抽象隱喻？

儘速回信。MM」

「MM,

能不能拜託拜託你，不要只跟我談知識分子的大問題？生活裡還有最凡俗的快樂：「性、藥、搖滾樂」當然是一個隱喻。我想表達的是，生命有很多種樂趣，所謂「藥」，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讓你全心投入、盡情燃燒的東西。我想從佛洛依德開始，我們就已經知道人類是由直覺所左右的。「搖滾樂」不僅只是音樂，它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品味的總體概念：一種自我解放，不在乎別人的眼光，自由自在地生活，對不可知的敢於探索，對人與人關係的聯繫加深……。安」

36封書信，兩人互述觀點，信中言語交鋒，展現世代與東西文化價值的差異。安德烈對母親直來直往、有時坦率得近乎尖銳；龍應臺則以最大程度的溫暖、以理性與生命的智慧，去理解並回應眼前這一位如此年輕的「成年人」。

面對安德烈的傾訴，龍應臺選擇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從旁提醒，卻不干預。他們重新進入了對方的生活、時間和心靈，同時也記錄下兩代人試圖消除隔閡與衝突的努力，呈現了母子兩代人心靈的碰撞脈絡，以及中西文化對個體思想的影響。

【作者簡介】

龍應臺

作家。2012-14年爲臺灣首任文化部長。2015年爲香港大學「孔樑巧玲傑出人文學者」。2017年爲照顧母親移居臺灣屏東潮州鎮，開始鄉居，行走於鳳梨田、香蕉園、大山大海之間，與果農、漁民、獵人、原住民爲伍。2021年與母親移居臺東都蘭山中，開始在太平洋畔生活。

安德烈  Andreas Walther

1985年在臺北出生，八個月大到了瑞士，三歲時遷往德國法蘭克福。香港大學畢業，現在倫敦工作。愛喜劇、愛電影、愛嘲諷、愛思辯。

《親愛的安德烈》/時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