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臺智庫需嵌入巧實力（陶在樸）

捷克智庫成立臺北辦事處。(楊孟立攝)

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勞德研究所的「世界智庫指數報告2020年度」，世界共有1萬1175個不同類型的智庫，智庫最多的國家是美國（2203），其次是中國（1413）。在亞洲共有38個國家參與調查，亞洲智庫中除最多的中國外，尚有韓國的412家，日本的137家，臺灣在亞洲排第9位有44家智庫。

最早和最有影響力的智庫定義是韋弗和麥甘（Weaver & McGann）提出的，智庫爲「非政府的、非營利性的研究組織，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權，不受政府以及公司、利益集團和政黨等社會利益的影響」。

智庫影響政府決策的案例在美國不勝枚舉，以對華政策而論，如康倫報告（Conlon Associates, Ltd）提出的「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對華政策，曾影響中美建交前數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此二關鍵詞在兩岸關係中至今仍保持高話語權地位。傳統基金會、蘭德公司、胡佛研究所等提出的「遏制＋接觸」政策，對布希及以後政府的對華政策影響也十分大。蘭德公司在「冷戰」時期主導了美國的核戰略、甘迺迪的外交政策，謀畫了雷根政府的「星球大戰」計劃，之後主導了小布希政府的外交軍事戰略；外交關係學會參與設計聯合國憲章的主要部分，提出參與謀畫馬歇爾計劃。野村綜合研究所是日本智庫中的代表者，它曾深度參與了日本政府制定ICT國家戰略的研究中，深刻影響了日本政府的決策。此外，日本政府在對外貿易及國家安全方面的決策也深受野村綜合研究所的影響。

但是智庫與政府決策之間的影響並非是確定的，許多時候符合公衆利益的智庫主張，政府無動於衷，智庫對政府決策毫無影響，這種情況尤其發生在價值混亂的後真相時代，例如布魯金斯學會認爲，中國崛起已成事實，世界事務不能沒有中國的參與，無論川普或拜登政府對於這種包容政策都是抗拒的。顯然在智庫發展早期階段關於智庫具有「政府第四權」的理論是不切實際的，不能期望只要「有好智庫就會有好政府」。

在真相遲延的後真相時代，智庫的超政府影響在於嵌入公民文化的「正本清源」，不是迎合執政者的「輿論認知」而是警世的「事實認證」，智庫要影響的是公民社會的「真善美」，手段是「事實揭露」。符合這種時代精神的智庫我們認爲有代表性的三家，各以「戰爭和衝突」，「選舉與民主退化」和「假新聞」的事實揭露爲本。

他們分別是：「斯德哥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ww.sipri.org）；「國際民主及選舉協助研究所」（IDE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www.ieea.int）以及「路透社新聞研究所 RISJ」（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 SIPRI和IDEA設置在瑞典，而RISJ是牛津大學的一個研究中心。這三家智庫以大數據的結構方式公佈年度報告，臺海真正的危機，臺灣民主退化和臺灣網軍的構成均可以根據以上三家的年度報告得到可供參考的數據。

最近學者包茲(Pautz)提出從「功能而非形式的角度來理解智庫」，可以說這是第二種定義的智庫。包茲說智庫可能「沒有明顯的組織特徵，但具有智庫的一系列活動」。這就是說智庫是一組隱蔽或不隱蔽「標籤」的活動結構，而不必是「有一個特定組織的事物」，他們在「學術、政治、經濟和媒體領域的十字路口運作」。顯然上述第二類意義的智庫更符合網絡社會多元陳述的世界。可是這種「十字路口運作」在臺灣是受政府的網路管制限制的，臺灣的NCC是執政的民進黨利益的代理人。在這種政治現實下包茲的第二種智庫在臺灣是難於蓬勃發展的。例如在youtube的網路平臺上，臺灣近年出現許多網路聲量高的第二類智庫的雛形，諸如「楊永明觀點」、「龍鳳觀點」和「政經關不住」等等，他們雖不是「籠中之鳥」，但他們的天空是被政黨顏色分隔的，他們渴望非獨裁民主的雨露藍天。

智庫的公民文化精神體現在智庫產生的「智慧」，諸如20世紀50年代美國蘭德公司關於「朝鮮戰爭的預測」。202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政治不穩定工作組」（PITF）關於「美國距離爆發內戰比我們想像中更近」的警告。但是智庫也有不智的反例，例如1996年解放軍在臺灣海峽試射飛彈，李登輝的智庫「總統府310辦公室」並沒有爲李登輝設計好穩定臺灣選舉情勢的演講，李登輝的即興演講「免驚那是空包彈啦！作秀嚇唬臺灣人」，最後牽動臺灣情報網的全面瓦解。

哈佛大學奈伊教授用了一個絕妙的比喻描述21世紀全球主導權的國家遊戲，他說：你必須同時下軍事、經濟、網路三盤棋，對手可能是國家聯盟或單一國家甚至是「非國家行爲者」。由於國家遊戲的時空和對手變化，當然需要全新的策略，你需要的關鍵心態是「隨境應變」，最好的關鍵詞是「聰巧Smart」，即「巧實力」，奈伊的軟實力概念的新補充。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成立了「巧權力委員會」，提出了「巧權力」外交思想，併爲歐巴馬政府採納。臺灣是一個小國處於地緣政治最敏感的臺灣海峽，臺灣需要發展用巧實力嵌入的不對稱戰略。在原則上臺灣應該依循「戰略模糊」的路徑依賴，而不是言辭誇張的「抗中親美」的一邊倒的押寶路線，只有模糊纔可以左右逢緣，絕路逢生。

新型智庫體系應該是多元多層次的，除了有服務於政府的「政府型智庫」，更要考慮到臺灣外向型經濟的特點，發展出有針對性的服務於企業的「企業型智庫」，以支持可持續發展和適應全球變遷。「旋轉門」的人才交流機制正是美國的智庫得以成熟、發展茁壯的關鍵因素。有了智庫這個交流平臺，實現了研究者與執行者、學者與官員的身分轉換，有效的保證了智庫對於國家政策的影響。最後需要指出智庫和新聞媒體之間是一種共生關係，一方面智庫從媒體獲取資訊更可以利用媒體影響「輿論氣氛」，這種共生關係正是發展第二種定義的智庫的必要而充分的條件。（作者爲前陸委會諮詢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