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豈能讓臺灣成爲「無恥之島」(林谷芳)
北一女中國文老師區桂芝(中)拿着「禮義廉恥」的布條,呼籲教育部修改108課綱。(林志成攝)
民族性的研究在二戰後曾成爲文化研究上醒目的一環,這趨勢直接受到心理人類學家潘乃德所着《菊花與劍》一書的影響,而書的產生,則因於太平洋戰爭中美軍面對矮小的日本人卻節節敗退,美國人詫異於日本人在戰場上那種敵我判然、不留餘地的殘暴,以及視死如歸的精神,覺得有必要重新瞭解這個民族,於是就結合學者做了日本民族性的研究,其中最顯著的成果,就是《菊花與劍》的提出。
「菊花與劍」解讀了西方人印象兩極的日本,一個是熱愛茶道、花道,日常彬彬有禮,有着古老文化傳承,就像在京都奈良看到的日本,另一個則是在戰場上殺人不眨眼的戰士。針對這,潘乃德提出了美國人能接受的答案,她以爲日本人有着近乎矛盾的兩面性人格,平時浸淫在美中,飲着清酒賞着菊花,但只要到戰場,就搖身一變爲視生命如草芥的惡魔。一面是詩人,一面是武士,日本人正是這兩種矛盾人格的合體。
這樣的瞭解,較真來講,其實有它的片面性,因爲做爲一個整合的文化,這兩種特質原根源於日本人基底的生命觀。如日本的臨濟禪就形塑了武士「步步向生、時時可死」的生命態度,而曹洞禪則對日本佗寂靜謐的美感有直接的影響。但雖說如此,這兩面性的提出至少使得美國人對日本有了更進一步的瞭解。
在「菊花與劍」之外,常被研究者提及的另一個日本民族性特徵是「恥感」,許多時候,「恥感文化」甚至比「菊花與劍」更能解讀日本人的行爲本質。
所謂「恥感文化」,就是日本人將「知恥」當成一個人的立身之本,如果做了蒙羞之事,武士甚至必須以切腹來謝罪。日本「恥感文化」中的「恥」,當然有日本的特色,它最主要關聯於個人與羣體的關係,也就是一個人若爲自己所屬的團體或家族帶來羞辱,他要知恥,且不僅如此,還必須以勇者的姿態承擔後果。
對於這種日本特色的恥感贊不贊同是一回事,而在羣體主義沒有往日強的當代,日人爲團體而犧牲的情形也比過去少,但無論如何,我們不得不承認恥感文化,是日本能以小小島國創建出許多奇蹟的一個關鍵。透過恥感,社會可以得到洗滌,個人生命可以再生,日本的強大、日本人的做事認真,都離不開恥感。也所以,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與理論奠基者之一的吉田松陰,纔會有這樣的話:「沒有什麼事情比不知恥更令人感到羞恥的」。
在不同文化裡,對何謂羞恥之事固然會有不同的界定,但羞恥心作爲人格的基石、作爲團體的凝聚能量,乃至作爲文明的動力,卻是有其本質意義的。正如此,臺灣的政客可以直接視無恥爲無物,實在不可思議。何況,臺灣綠營人士對於日本原有着類似文明母國的仰慕,而日本又是如此地強調「知恥」。
合理的解釋應該有兩個,第一個是因爲中國傳統文化裡也標舉知恥,所以逢中必反。另一個更可怕的則是,因爲權力的腐化,早就讓他們沒有了羞恥心,這一波對禮義廉恥的排擠,一定程度秀出了綠營政客的道德底線,這個底線就是可以沒有底線。
沒有底線,抄襲就成爲常事,沒有底線,當然可以赤裸「拔管」,最後更可以恬不知恥地告訴你「我可以無恥」,想想,長此下去,臺灣又將被這批政客玩到何種地步?
從「臺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到「無恥之島」,反映的不只是政客與一般人的差異,一定程度它也是近10年來在政治玩弄下臺灣社會的發展趨勢,而我們豈真能讓臺灣成爲「無恥之島」?2024的選舉之所以特別重要,正在於此!
(作者爲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