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消失的「保衛大臺灣」──未酬邦國中興之31（朱偉嶽）

這是碉堡，不是水塔！陽明山擎天崗因過去有擎天部隊駐守而命名。（陳卓邦攝）

民國38年（1949）我在臺中市立一中的高一上學期結束後，其時先父浩懷公，早已把全家搬到臺北市水源路15號一個小房間中。水源路15號據說是日本總督夏季渡假別墅，由一幢2層木造樓房，另一座相當寬敞的日式平房和花園組成，整座15號房屋分配給省社會處作爲員工宿舍，浩公分配到2層木造樓底層中的一間，約8坪大小，而我們全家有12口人，怎麼住呢！

幸好其時在水源路和同安街交叉口的另一側，有一幢3層木造樓，據說是供日本總督府其他官員渡假之用，這幢3層木造樓，分給臺灣省合作事業管理處作爲宿舍。我們有一位平遠同鄉劉塾章先生，單身一人卻分配到一間約十坪大小的房間，這房間原來或許是一間客廳，靠同鄉之間幫忙的情誼，我們4位較年長的老二、三、四、五4個兄弟，就每晚到劉先生處打地鋪睡覺，爲時共半年許；年幼的弟妹們，和浩公及母親住在那小間宿舍中；其時我們的長姐和她夫婿，在金門街44巷4號頂購了一戶約12坪的日式連棟住宅，六弟偉湘及七妹偉東就住長姐偉平處。

後來浩懷公在宿舍公用廚房一側的空地上，學習小木屋方式，修建了一個小木屋，其中一2坪大小一間，爲女孩的房間，另一間8坪大小，白天是我們家的客廳，晚上是兄弟們的臥室，我們家在這裡，直到民國46年（1957）搬到中興新村的新宿舍爲止。大家別忘了，這是民國39年（1950）初，韓戰還沒有爆發的時候，國府正準備着防備中共解放軍渡海攻臺，而臺灣正是國民政府的最後根據地，已無處可退了。

那時的臺灣，到處都在建造碉堡，在容易搶灘登陸的地方是第一優先，因爲民國38年（1949）金門古寧頭戰役之時，在海灘的碉堡，對阻絕共軍登陸及最後圍剿撤退的共軍，都發揮了莫大功效。就在臺北市水源路和同安街交叉處靠河岸一側，就有一個碉堡。離不遠處中正橋（那時稱川端橋）下方河堤邊，有另外一個。

或許那時整個臺北市周圍，都在碉堡羣包圍中；有些較重點的道路一側，像當年稱上海路即今中正紀念堂所在，是陸軍總司令部，當然有好幾個碉堡；那時的臺北火車站旁，還有更大的半地下的碉堡兼防空洞，家長兄偉明在民40年（1951）考取空軍官校，等候搭乘清晨5點列車到岡山報到，就在這防空洞中待了一夜。

臺北市齊東街巷弄內仍留有一處日據時代的小防空洞，大小約可容納一戶人家。（劉宗龍攝）

其時的臺北，有許多隨政府撤退來臺的民衆，較有積蓄的，自然頂購了日治時留下的日式房舍，但更多是沒有啥積蓄的人，這些人怎辦？於是他們就在臺北市任何一個可用的角落，蓋上一個簡易遮陽避雨的小木屋作爲居所，木屋一邊還可以打開，當個小店謀生。

有些小木屋，竟搭建在一個木架之上，四周裝上4個小輪子，還可以推着走啦！或謂這不是違建，員警可以取締啦，是的，違建取締之說，是承平時期的概念，在末日亂世，誰敢去取締？或必流血五步，大家都是拚命式地活着而已！隨着日漸的穩定和進步，我在民國42年（1953）也當兵去了，不知這些小木屋，在何時從臺北市街頭消失。在臺北街頭的違建小木屋由興起到消失的時候，請注意，在全臺各處的軍屬眷村，也正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成就了臺灣一項特色景觀和文化。

我民國39年（1950）春到臺北，臺北建國高中夜間部正招收轉學的學生，我就報名考入了夜間部，後來再轉入日間部；建國中學同時開辦夜間補習學校，藉供來臺青年就學，我家偉明、偉陵、偉潭3位兄長，分別在補習學校的高二和高三就讀。那時，國府還有軍隊從海南島等地撤回臺灣，建國中學靠近學校大門一側的3層樓校舍，曾臨時被徵用作爲代用軍營。阿兵哥在學校操埸內出操，也會列隊到校外行軍訓練，但我們夜間部的校舍沒有受到影響，故較常看到軍隊的操練和進出。他們行進中一定高唱着《保衛大臺灣》這首軍歌。聽得太多了，和《義勇軍進行曲》一樣，我至今還能哼唱，歌詞如下：

保衛大臺灣，保衛大臺灣，

保衛民族復興的聖地，保衛人民至上的樂園；

我們已經無處後退，只有勇敢向前，

我們已經無處後退，只有勇敢向前。

保衛大臺灣，保衛大臺灣，

保衛民族復興的聖地，保衛人民至上的樂園；

我們已經無處後退，只有勇敢向前，

我們已經無處後退，只有勇敢向前。

這首歌倒是言簡意賅，朗朗上口。似乎只唱了不到兩年，以後再沒有聽到過，應是韓戰發生了的關係。

（作者爲前中科院第二所資深研究員）

【未完待續，朱偉嶽專欄每週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