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太平天國爲什麼會失敗？──未酬邦國中興之44（朱偉嶽）

洪秀全與少年時代的私塾同學馮雲山經過多年傳播拜上帝教，於1850年末至1851年初與楊秀清、蕭朝貴、曾天養、石達開等人在廣西金田村組織團營舉事，後建國號「太平天國」，並於1853年攻下金陵，號稱天京（今南京），定都於此。（圖／時光網）

孫中山對主義二字的定義：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一種力量；太平天國的主義，不僅有思想，竟還宗教化起來，產生出力量，就非常強大了。故大平軍都勇敢善戰，勇往直前，確具有因信仰而產生的力量；一如前文曾提及在民國15年前後，都是國民革命軍的軍官，一爲共產黨員的段德昌，另一爲左傾的彭德懷，他們二人之間的談論，彭問段：「共產黨員打仗爲什麼那麼勇敢？」段答：「勇敢是來自他們的理想。」彭問：「什麼理想？」段答：「共產主義理想」。故太平天國的義士們，是他們的思想塑造了他們的理想和信仰，而生力量。

不僅如此，太平天國也從基督教那裡山寨了組織架構，以及對基層組織的活動辦法，譬如有固定的禮拜儀式。他們把星期六定爲「禮拜日」，把「做禮拜」作爲基層組織活動中最重要的事務；這似乎比國民黨二蔣時期的小組活動強多了。在佔領的地區內，舉行禮拜儀式的前一天，路口便會掛出旗子，上面寫着：「明日禮拜，各宜虔敬，不得怠慢。」禮拜當天三更子時之後，每一間面街的房子都要點燈，要供茶、供飯，要打鑼召集大家聚在一起。然後有一位宣講師稱「先生」者，出來領導人衆頌讚上帝，等宣講師宣講完畢才散會。

但這組織活動不僅僅是禮拜聚會，還有論壇式的臨時聚會，這種聚會稱「講道理」會。太平天國內客家人不少，客家人所說的「先生」就是現在所泛稱的「老師」，甚或是西方所稱的「教父」，「先生」出面「講道理」，和西方哲學家所說理性的討論或辯論相當；任何事情都有其「道」，把「道」的「理」說清楚、講明白，或也正是毛澤東先生所指的新民主或人民民主吧。故遭遇到任何重大事情、或有重要消息要發佈，就把有關民衆召聚過來，由「先生」出來解釋事情或消息的內容、意義。發一個命令，要「講道理」；做一件事，要「講道理」；處決一名罪犯，也要「講道理」。

在過去中國傳統宗法社會中，很少見到這種全員參與式的密集動員活動，經營出一種羣體的參與氛圍，讓鄉民離開自己原本侷限的家族及親友範圍，體驗廣大羣衆間的集體情緒與意志。太平天國從公元1851（咸豐元）年金田起義到公元1864（同治3）年天京金陵被湘軍攻，前後歷時約13年，據估計因這次國內的戰亂而死亡、受傷、失蹤、遷徒者可能高達7000萬人，堪稱中國歷史上戰亂傷亡之最。清廷官史的記載說：「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對後世同情革命起義的人士言，這個記載或也正是太平天國的豐碑。那太平天國爲什麼會失敗？抄些事後諸葛亮的話藉供參考，約有下列數端：

太平天國玉璽。（圖／維基百科）

一、太平天國在創建之初，就缺乏一個明確的人世間的建國綱領。其主要號召是民族主義的呼籲以及鄉民們對現狀的不滿，是一股以憤限或仇視爲主的強大破壞力量，欠缺一致性的國家建設願景。執政之初，推行公有的田畝制和聖庫制，兩者皆爲強調平均及財產共有的體制，深深吸引了正遭受清廷沉重賦稅之苦的鄉民。初心是很好，可惜在執行上沒法順利施行，最後敗在執法者們的貪得，以及王爺、將軍們的特權上，上位者生活變的越來越奢侈揮霍，號召力自然日減。

二、天國的政治架構也很特殊，名爲「軍師負責制」，天王是國家虛位元首，臨朝不理政，是象徵性存在；國家權力掌握在「軍師」之手。當時，東王楊秀清是左輔正軍師、中軍主將、「天父替身」，集政權、軍權、教權於一身，是實際掌權人。可是天朝前後共分封了2700個大小不等的王，這些大王、小王們聚集在一起，能齊心一志嗎？最初是靠東王楊秀清的嚴厲執政維持着表面的一致性，慢慢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之間產生了嚴重嫌隙。最後天王洪秀全支持北王韋昌輝，率軍三千攻入東王楊秀清府邸，屠滅楊秀清全家；翼王石達開，認北王韋昌輝殺戮過甚，又誅殺了韋昌輝出走。政治高層殺成這樣，小王們能不膽寒？而小王爺們其次以下的追隨者，當然更不易齊心運作了。

三、太平天國各位領導人的本身也有知識上的侷限性。他們雖有新思想、新論述，但對本身國家的文化傳統實際的瞭解不深，對於外來的文化認識亦非常淺薄。在憤恨或仇視的情感推動下，有一時的強大爆發力，卻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幾千年來的社會習慣和風俗信仰。譬如太平天國原是政教合一的組織，所以上帝教的教條，既是軍規，也是法律。在作戰之初和建都的過程中，雖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建都之後，卻沒能因時制宜地訂出一套完整的治國政策，而是直接將治軍的教規推行於整個社會，結果不但行不通，反而使人民大爲失望。

譬如在所執政的城市，強令推行現今所謂「戰時共產主義」制度，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解散家庭」，把居民按照性別編入男館女館、男營女營，使得夫妻無法在一起，這種把社會變成大軍營的做法，或有軍事上的便利性，但亦違背常理，遭到許多人民的不滿，還進一步的導致了生產受到破壞，各項物資日漸缺乏，糧荒日益嚴重，這結果完全與當初起義時的理想背道而馳。

後來雖有洪仁玕從香港抵達天京，頒佈了《資政新篇》，該新篇根據因時制宜、審時度勢原則性提出了許多新的主張，如主張加強中央集權，民生經濟方面加強興辦工礦交通事業；改革社會陋習，增進文化、衛生和福利事業，改革刑罰制度等，是一個統籌全局的治國方案，但未能列爲太平天國的施政綱領。也就是說這《資政新篇》僅被洪秀全批閱過了，獲許可在太平天國內印刷發行和流通而已。

洪秀全認可《資政新篇》刊行，並不表示太平天國其他重要人物也重視該書，像忠王李秀成被清軍俘獲後，清方的記載說：「僞幹王（即洪仁玕）所編各書，李酋皆不屑看也。」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看過《資政新篇》後，卻讚賞說：「於夷情最諳練……觀此一書，則賊中不爲無人」。

這些，證明了太平天國中重要領導人本身知識上的侷限性，導致整個太平天國起義，不幸淪爲空有理想而無實效之路，有點像印證了鄧小平先生的主張：「實踐檢驗真理」，是在實踐上敗下陣來。天國不僅未能給人民帶來新希望，反而製造了人民的痛苦和離亂，也是曾國藩的湘軍及李鴻章的淮軍，可以用那被指爲「虜妖走狗」的漢人身分，平定漢人壯烈起義的原因。至於其他在戰術或戰略的種切，在這政略的缺失下，都不重要了。

（作者爲前中科院第二所資深研究員）

【未完待續，朱偉嶽專欄每週日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