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習近平在安全與發展間求取平衡

旺報社評

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與美國總統拜登會談，標示中美關係進入新階段，大陸針對新局的政策部署，開始端上臺面。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集體學習會議，聚焦於加強涉外法治建設，營造有利的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習近平以「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說明這項工作的意義，強調要「推進高水準對外開放、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當務之急」。次日他就到上海調研金融、科技與民生工作，釋放鮮明的「發展」訊號。

部署新局法治條件

習近平強調「當務之急」，急在何處？從近處看，當然與迫切需要恢復的中外民間交往和外資投資信心息息相關。根據大陸國家移民管理局資料，今年前三季度，除大陸和港澳臺居民以外的外國國籍者，出入境中國大陸人次僅1937.4萬，與疫情前2019年全年達9767.5萬人次相去甚遠，中外交往元氣顯未康復。

大陸11月3日公佈的國際收支平衡表初步資料顯示，今年第三季度衡量大陸FDI水準的直接投資負債減少118億美元，創下自1998年有此資料以來的首次負值。華爾街日報等外媒報導稱，截至今年9月底，在華外企已連續6個季度從大陸匯出超過1600億美元的獲利，而不再尋求於大陸內部再投資。

中外經濟聯繫的弱化，既有疫情期間發生的供應鏈轉移因素，亦有外資對以臺海爭端爲導火線的潛在中美衝突的擔憂。還有資本界對於中美兩國政府均日益以安全考慮的棱鏡，審視跨境併購和投資行爲的卻步與無奈。而外資入華的熄火和獲利成果的了結匯出，又進一步影響大陸民企對中國經濟後勢的自我評估，衝擊着民營經濟決策者的中遠期預判和相應後續佈局。

此外，在中國從事技術加工出口的業者，亦不免擔憂美國對華「小院高牆」式的敏感技術脫鉤制裁，是否會擴及自身所在產業。疫情前一度繁盛的民間創業大潮和「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則隨着中美關係僵冷和戰略互疑的上升，已頓失來自美元創投基金的投資挹注。曾經絡繹於途的陸企赴美上市，如今更宛如一條「政治高壓線」，若想跨過，必然引起各方側目。

對外開放更進一步

凡此種種，皆使重新提振外資和外籍人士對中國的預期和信心，成爲大陸政府最關切的任務之一。而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明確公權力對種種涉外市場行爲的規管邊界和法治程序，則成爲大陸當局眼中提綱挈領的重點工作，並試圖以此迴應外企和外國政府對大陸長期以來的呼籲：包括加強智慧產權保護、維護外資企業權益，主動適用、對接和吸納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以及把各地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高水準對外開放有效舉措、成熟經驗及時上升爲法律。

除了上述有待全力解決的具體問題外，習近平還在這場集體學習中提出，「法治同開放相伴而行，對外開放向前推進一步，涉外法治建設就要跟進一步」。這似乎也預示着，雖然自中共二十大前後以來，外界明顯感受到大陸對外部風險和世局變幻的預估愈來愈尖銳，但這並未使大陸完全轉向重新閉關的路徑上。

從邏輯上來看，強調涉外法治的建設，並非是欲把所有的對外交往管死，而是要填補許多中外間新的交往形態、新政治氛圍和新技術條件下，過去未曾有明確依循的法治真空。從而使官方的收放和行政準駁行爲有據可依，同時也幫助外方形塑對與中國互動的判斷和預期，以期達到建設所謂「更高水準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願景。

在中美熱戰未必不可避免，但各領域的全要素競爭劇烈的局面下，如何妥適平衡發展需求與安全需求之兩端，使其不致偏廢，已成爲各界爭先建言的顯學。大陸以加強涉外法治體系建設爲切入點，迴向「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提高涉外司法公信力」、「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等目標，同時又對各級主政和執法隊伍提出「全面提升依法維護開放安全能力」等要求，也折射了眼下這一時期，大陸對如何續走改革開放之路的思慮和平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