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焊工移民澳洲 最滿意人人平等
“人類都服從於一個共同的法則……進一步，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爲一個共同體。”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古羅馬時代，帝王哲學家馬克·奧勒留就有了“人類共同體”的識見。全球化的今天，地球變得越來越小，人類共同體變得越來越緊密。開放的年代，出國“打洋工”變得越來越常見。
山東有個名字很文雅的村，叫後楚莊村，最近很出名。這個位於濟南長清區孝裡鎮的村莊，僅僅800多個村民，卻有100多人在澳大利亞打工，許多人拿到了綠卡——永久居住證。他們都是技工，有着一手過硬的電焊技術，經過“傳幫帶”，出國“洋打工”，這個頗有點像廣西上林有大批人馬到非洲的加納去淘金。
《都市快報》記者深入這個“移民村”，探訪村民的生活生存狀態。其實“出國打工”與“進城打工”沒有多大的差別，青壯勞力外出打工之後，村裡留守的老人孩子相對較多，平常如何組織好社會化照顧，是很現實的問題。從澳大利亞坐飛機回來，需要十幾個小時——這與國內在東部打工的坐火車回一趟西部老家的時間差不多，只是來去要簽證，路費高許多。
人往高處走。“成羣結隊”出國打工去，一定有內在的道理。在當地，不僅僅是後楚莊村，臨近的四街村、金村、常莊村等都是移民村，整個孝裡鎮，已有1000多人獲得了在澳大利亞工作簽證，涵蓋了電焊、水電安裝等多個工種，其中近一半人申請了綠卡。他們都屬於技工，但大多是比較辛苦的那種。在國內幹活的話，這樣的技工一般也不會失業，但到澳大利亞“洋打工”“打洋工”，收入畢竟高很多。
這是一個“技工全球化”的時代。不僅國內總體上技工供不應求，國外製造業發達的國家，技工也需求量很大，常常出現缺人的情況。
有些工種，不一定非得正規學校學出來才行。在過去出國謀生者當中，廚師和縫紉工就比較多。這些都是很辛苦的行當，老外不想幹，不免會缺人。像服裝業比較發達的意大利，縫紉技工的需求量就很大，許多中國人就是在意大利做縫紉工的，你若是縫紉技工，在那裡失業的可能性就很小。
山東的孝裡鎮後楚莊村，可謂是“新僑鄉”，是在全球化的新時代形成的。與傳統的“老僑鄉”相比，各方面的情況會生澀一些，這也很正常。老的僑鄉各個領域都已磨合得很好，比如浙江的著名僑鄉青田，有23萬華僑遍佈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佔全縣人口五分之二強，他們來來去去早已成爲常態，家鄉也被戲稱爲“聯合國”，全縣私人外匯儲蓄高達3億多美元，青田人僑居國外已有300多年曆史，除傳統的餐飲業和製造業之外，如今有越來越多的人從事商貿業。新的僑鄉走向成熟，需要時間磨礪。
新時代，新僑鄉，新夢想。走出家門，走出國門，融入人類共同體，熱烈擁抱全球化，不再“冷眼向洋看世界”——以此理念，那麼，我們更應向後楚莊村的農民電焊工們學習，誰說他們手上激發的電焊火花不能照亮發達國家！
山東一個鎮千人赴澳做技工
這幾天，後楚莊村因爲媒體的報道打破了千百年來的默默無聞，被作爲“移民村”拉到了公衆面前。
這個位於濟南長清區孝裡鎮的村莊有800多個村民，卻有100多人靠着一手過硬的電焊技術，拿到了澳大利亞綠卡（永久居住許可證）。他們移民後被描述成“月入兩三萬，住數百平米花園洋房”。
其實在當地，移民村不止後楚莊村，臨近的四街村、金村、常莊村等都是，孝裡鎮已有1000多人獲得了在澳大利亞工作簽證，涵蓋了電焊、水電安裝等多個工種，其中近一半人申請了綠卡。
當澳大利亞和中國農民因電焊結緣，會產生怎樣的微妙反應？
子女在澳大利亞打招呼：別亂說
8月6日下午4點一過，太陽開始溫柔起來，沒了中午時的火辣。跟往常一樣，後楚莊村六七十歲的老年人搬着馬紮，四五十歲的婦女搬着小木凳，各自聚在一起，東家長西家短地開始拉呱。
青壯年“逃離”之後，後楚莊跟當下中國許多村莊一樣，剩下的多是老人、婦女和孩童。約兩個多小時後，吃過晚飯，緊挨着的四街村也和後楚莊一樣進入夜間聊天時間。
“因爲出國移民的事，這兩天咱們這個‘日本國’村火啦，全國人民都知道了！”昏黃的路燈下，不知道誰喊了一句，大家都跟着笑了起來。
後楚莊人自稱“日本國”村，原本是個早就被忘了的“外號”。抗日戰爭時，因爲民兵防守得力，後楚莊村鐵板一塊，日本兵只能“望村興嘆”，再加上後楚莊村依山傍水，風水絕佳，就自封了“日本國”村，現在因爲後楚莊村拿到“澳大利亞綠卡”的人最多，這個綽號又被叫了起來：“風水寶地，寶島日本國村——後楚莊。”
“唉，別提了，他們（媒體）寫得也太誇張了，好像在國外乾電焊坐着就能撈錢一樣。”這時說話的是程志東（化名），今年66歲，已經去過澳大利亞兩次了。
住在王金明（之前多次被媒體提及，其兒子也通過電焊技術移民澳大利亞）家附近的一個大伯說，老王家兒子已經來電話了，不要再讓老王“亂說”了，他們在網上看到報道後很惱火。
四街村的幾戶“典型”乾脆直接不給陌生人開門，只要說明來意是記者採訪，就直接往外趕攆。四街村和後楚莊村的幹部，也都躲了出去，以免又要帶着記者去找“典型”，讓人家煩。
“我偷偷給你說幾個好說話的人家，你們自己去找吧，省得村幹部落埋怨。”後楚莊村一個村幹部的妻子說。
剛剛從澳大利亞回家探親休假的王飛（化名）跟妻子則一直認爲，之前的報道是人發的帖子，不知道竟然是正規媒體的報道。“雖然我們過得比以前好了，但絕對不像網上說的那樣，啥都好，沒一點不如意。”
近兩三年幾乎沒人 通過技術獲得綠卡
儘管覺得國內媒體說得太誇張，但回想起去澳大利亞的經歷，王飛還是有些激動。
初中畢業後，王飛跟鄰村後楚莊村的大多年輕人一樣去深圳船廠打小工。因爲年齡小、工齡短，他只能揀髒、重、累的活幹，想學點技術，也得看帶隊師傅的臉色，有時候還得送包煙拉關係。
2006年前後，國內一家中介公司和澳大利亞人合作，在濟南鍋爐廠辦了焊接培訓學校，專門向澳大利亞輸送電焊工。“說是培訓學校，其實就是幫忙辦手續，我通過技術考試，完全靠之前在船廠打下的底子。”王飛說。
那一年，全國有400多人報名，孝裡鎮考上了21人，這其中就包括王飛，以及程志東的三個兒子。說起六七年前那次考試，程志東滿臉驕傲。
通過考試去澳大利亞時，只辦457工作簽證，“並不用過英語關，只要技術過硬，就會被老闆選中帶過去。”後來因爲表現好，由老闆擔保申請綠卡時纔要求考雅思4.5分（接近大學英語4級的水平）。
王飛記得，考試之前他一直死記硬背英語單詞、短句，聽說都沒問題，就是讀寫太差，跟國內盛行的“啞巴英語”正好相反，最終他們大多數人都沒考到4.5分。
不過澳大利亞移民局也不是不能變通，只要給政府交2000澳幣，到當地一個英語培訓機構在週六週日讀一個英語課程就行。“還有人乾脆只交錢不去讀，當地也不管。”王飛說。
直到現在，王飛的英語水平也只是跟當地人日常交流沒問題，如果去看醫生說一些專業詞彙就不行了。不過，澳大利亞政府在各個公立醫院配備了各種語言的專業翻譯。
王飛覺得這點當地想得很周到：“醫生只要發現你語言不太通，就不和你說了，立即根據你的母語找來專業翻譯，即使你帶着精通英語的朋友也不行，必須用醫院的專業翻譯來轉述發病症狀。”
受國際經濟形勢持續低迷影響，澳大利亞近幾年的發展狀況也不樂觀，當地早已收緊了移民政策，這兩三年孝裡鎮幾乎再沒人通過技術獲得澳大利亞綠卡，但持工作簽證的仍有數百人。
除了工作 不用爲人際關係費腦筋
和其他在珀斯或墨爾本的老鄉不同，王飛一直呆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州一個小城市。他貸款買了帶花園的房子，400多平方米，買了小轎車，3歲的兒子出生時就獲得了澳大利亞國籍，政府每月給300至500澳元的撫養費（1澳元相當於5.6元人民幣）。
澳大利亞政府規定，藍領工人一週工作38個小時（每天約7.6小時），但王飛的工作時間通常都在44個小時以上，至今還沒換過工廠。
“咱們沒受過高等教育，英語又說不好，唯一能回報老闆的就是拼命幹活。”王飛說，當地會根據加班
時間長短計算工資，每天從第7.6小時到第10小時，是1.5倍工資，從10小時到12小時是兩倍，如果週六上班，前3個小時是1.5倍，超過3小時是兩倍。
在澳大利亞，還有一個讓王飛最滿意的就是不會受到歧視，即使對方是老闆，大家也都是平等的。“人人平等真的不是句口號。除了工作你不用想別的，不用在人際關係上費腦筋。如果你覺得政府做得不對，隨時可以起訴總理，而且它們有制度保證案子得到公正判決。”
但工廠老闆對待當地人和中國人還是有細微差別。比如，主管看見兩個中國人工作期間聊天，會走過去警示一下；如果看到兩個當地人閒聊，他們一般會繞着走。
“從一個不太好的環境走到一個相對規範的環境，就會感到知足，而且付出的跟得到的相稱，幹活就很賣力。”王飛笑着說，中國人技術遠超老外，老闆非常滿意，願意讓這些人留下並提供擔保，這讓他們最終獲得了澳大利亞“綠卡”。
忙碌了一週之後，因爲住在城郊，王飛跟家人要專門在週六騰出時間去超市採購，然後星期天去上語言課或做禮拜，“除了聖誕節和復活節，假期比較長，平常節奏都差不多，忙得團團轉。”
有時候閒半個月才找到活
“人家那地方確實比咱這乾淨，空氣也好，吃得也放心，但錢不好掙啊，俺兒今年45歲了，一星期光房貸就得還1060澳幣。”越說越激動，金村75歲的金興辰急得直拍大腿。
“俺兒在澳大利亞珀斯，一個星期就要還房貸1060澳幣，現在那邊金融危機，經常找不到活幹，說不定哪天房子就被銀行給賣了。”金興辰真覺得不如在老家好，不管怎樣有田地種餓不着，在澳大利亞一天不幹活就沒飯吃，領補貼還得看人家臉色。
想給兒子省錢，金興辰也沒住夠一年就提前回家了。“孩子找不到活幹急得像油鍋上的螞蟻，我實在不忍心住下去。”
金興辰從兒子那聽說，因爲價格問題，作爲澳大利亞鐵礦石的最大買主，最近中國已經不從澳大利亞進口鐵礦石了，改從法國進口。“他們賣不了錢，怎麼僱工人幹活？不可能養閒人啊。俺兒幹過的一個船廠，直接從200人裁員裁得只剩下20多人。”
金興辰說，兒子出國7年，前5年在新西蘭，工作還算比較穩定，但收入低，一小時才20澳元，還要繳稅，再還一些辦出國手續時借的12萬元（人民幣）外債，幾乎沒存下錢。兒子最近兩年去了珀斯，沒想到他剛去經濟環境就“變天”了。“他這兩年已經記不清換了多少工廠了，有時候閒半個月才找到活。”
王飛也說，現在老外也很“狡猾”，只招短期工、零工，有活就讓你去，沒活就解除勞動關係，甚至還有的新招一批工人，幹夠15天就重新再換一批，這樣就能避免裁員時發補償金，又不違反法律。“反正工人多的是，除了我們，還有印度、越南和菲律賓人。”
失業兩個月後纔可以申領失業保險，“但那點錢剛夠吃飯。”金興辰說，兒子爲了省錢每天都算賬：麪粉五毛澳幣一斤、食用油一塊一斤、冬瓜3塊錢一斤、生薑31塊一斤。如果一天花費超過30澳幣，就到不夠還房貸的警戒線了。“俺兒的房子就得給銀行了。”
有好幾次，兒子都想帶着金興辰出去轉轉，都被他拒絕了：“玩嘛啊？出去玩就是撒錢，你還房貸這麼緊張。到星期天市場逛逛、海邊走走就行了。”
因爲找不到工作，不能總吃閒飯，“俺孫子被他爸攆回來了，先在國內學點技術。”金興辰說。
去年去澳大利亞時，爲了省錢，金興辰給兒子背了兩牀棉被、幾件棉衣服過去。那邊不用棉花的，都是太空被，二三十澳幣一牀，“蓋着不舒服，俺兒也蓋不習慣。”
王飛說，收入不穩定，頻繁換工作，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少數。但對這些事，王飛很能看得開：“沒事，老外什麼待遇，咱就什麼待遇，大不了房子讓銀行收了，絕不至於活不下去。”
雖然在澳大利亞7年了，王飛覺得自己骨子裡的東西幾乎沒變。
他說，自己在國內沒機會，也沒意識參與公共事務，到那邊也一樣。雖然獲得綠卡後，基本上就成了澳大利亞人，只要去登記註冊，就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過大多數華人技工都不會去登記，“法律規定選不選都行，但對我們來說沒什麼用，而且一旦登記上，以後每次都得參加，太麻煩！”王飛說，幾乎整個華人圈都不太熱衷這個。
程志東也說到三個兒子，別看在國外待了六七年，觀念幾乎沒變，還是榆木腦袋不開竅。
差點和菲律賓籍同事打架
王飛有一個明顯的感覺，在國外待的時間越長，對祖國的感情就越深，就更愛國。
在澳大利亞，王飛和同鄉一天到晚聊的都是國內的話題，“日本人又跟我們搶釣魚島”“菲律賓跟我們爭南海”。因爲黃巖島，王飛他們還差點和菲律賓籍同事發生衝突。
“大家各自站在各自國家的立場上說話，有一次跟菲律賓同事在一個桌子上吃飯，他們說黃巖島離菲律賓近，他們的地盤被中國強佔。”王飛說，他和中國老鄉就急了，立即讓他離開餐桌出去說。“我們人多技術也好，菲律賓人在工廠的地位肯定不如中國人。不過在工廠怎麼爭吵都行，不能打架，因爲澳大利亞人才不管黃巖島是誰的，只要有肢體衝突就立即報警。”
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前，奧運火炬全球傳遞到達澳大利亞堪培拉站，王飛和他分散在澳大利亞各地的工友們分別開車趕到堪培拉保護奧運火炬，和境外敵對勢力發生多次肢體對抗，“畢竟我們人多，當時去了2萬多華人，直接把搗亂分子給圍住了。”
“實在住不習慣。”十幾天前剛從澳大利亞珀斯兒子那回來的程志東說，簽證是一年，他住7個月就回來了。每天一早，兒子、媳婦忙着去上班，孫子去上學，晚上纔回家吃一頓飯，他出去只能單溜，雖然當地人都跟他熱情地打招呼，但他接不下來話，“整天沒人拉呱，很不習慣，真能憋死人。”
老伴去世後，程志東一個人住在四街村守着四處大院子，每天一早起來就先把四個大院子轉一圈看看。特別是一到夏天他最緊張。因爲長期不住人，三個兒子結婚後蓋的亮堂的磚瓦房屋頂都風化漏雨了。
比起越發糟糕的房子，更讓程志東無法忍受的是，沒了老伴之後，他沒人照應，單身一人過日子。“以前有老伴，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慣了。現在三個兒子不在旁邊，閨女嫁出去了，不親自動手，飯都吃不上。如果萬一摔一跤摔死了，說不定生蛆了、化成灰都打不開大門，沒人知道。”
有人提議給他再找個伴，他跟兒女們商量，結果兒子們都不吭聲，以示反對。“閨女、女婿竟然說我，都這麼大歲數了，你還能活多少天啊，還找（老伴）？”程志東說起這個特來氣兒，“他們就怕我找個‘病娘娘’，還得伺候人家。”
進家門第一句話：機票錢就得7萬啊
後楚莊村有村幹部說，附近幾個村數百名村民移民澳大利亞後，雖然村民的物質、精神面貌都有改觀，但傳統的鄉土社會裡應該有的親情被撕裂了。“實在是太遠了，來回一趟也要花一萬多元，殘酷的現實讓親情顯得蒼白無力。”
還有村幹部說，20多戶100多人移民澳大利亞，加重了村裡的負擔。“他們留下的20多對無依無靠的老人，我們要照應吧，萬一有個頭疼腦熱，村裡兩委會都得跑前跑後。”
後楚莊村人經常爲一個真事爭得面紅耳赤：村裡一個老人得了癌症，移民澳大利亞的兒子專門飛回來照看老人近一個月，就回去上班了。“剛回去沒幾天，他老爹就死了，你說還回不回啊？最終還是兒媳婦辦的喪事，兒子請不到假。按北方人說法，養兒爲防老，這養兒有啥用？”
還有一戶人家，也是家裡老人去世，兒子帶着老婆孩子從澳大利亞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趕回來，進家門第一句話就是：“我這一趟回來，一家4口人，光機票錢就得7萬多（人民幣）啊。”
人家最好的地方是法律說一是一
但金村的金家銀老人不這麼看，他的兩個兒子也都在珀斯，這兩天兒媳婦已幫他訂好機票，這已是他第三次去澳大利亞了。覺得孩子有那份心就行了，只要下面幾代人能過得好，自己和老伴能照顧好自己。
金家銀覺得澳大利亞最好的地方就是“人家的法律說一是一”，說不能抽菸，即使是民宅，買下房子時就已經裝了煙霧報警器，一旦被執法部門發現，有了違法記錄，“以後做什麼事都受影響”。
還有，各種規定出得很人性。像全民免費醫療，當地政府也要根據具體每個納稅人年實際收入情況，決定享受福利的程度。如果收入高，買同等價位的在澳大利亞政府補貼清單上的處方藥會貴很多，而退休老人買則會非常便宜。
當地的稅務、醫院、福利機構、銀行等部門全部聯網，公民的納稅記錄、銀行存款、利息收入、信用記錄統統都能查到，“就是根據這些信息定藥價”。
金家銀還跟孩子去海邊抓過鮑魚，澳大利亞政府對民衆能抓的鮑魚尺寸都有明確規定，抓了小於規定尺寸的要罰500澳幣，抓螃蟹只能抓公的，不能抓母的，要不抓住你也罰500澳幣。“你現在都吃光，以後子孫後代還吃不？這道理在國內也都懂，就是做不到！”
除此之外，金家銀更驚歎於澳大利亞的教育，他第一次去兒子那，有一回跟兒子在室外散步時吃着瓜子，扔了一路瓜子皮。金家銀的大孫女就在後面跟着邊撿邊說：“大家還光着腳走路呢，扎到別人的腳怎麼辦？”再想想國內這些孩子都當小太陽、小皇帝伺候着，金家銀挺爲孫女高興。
在我們看來這太可笑了
相對於金興辰希望兒子回來，王飛更希望以後定居在澳大利亞，只是想先讓兒子回國內接受基礎教育。
對比兩地的教育，王飛說，中國人覺得有錢了就是貴族，讓孩子讀貴族學校，能學習成績好，考好大學；但澳大利亞人覺得貴族純粹是精神層面的，最起碼先要讓孩子學會禮貌、遵守法律等這些常識，避免出現“中國式過馬路”，再學其他的。
但看到澳大利亞同事，以及當地一些白領，他又覺得澳大利亞教育有些失敗。“他們的初中跟高中連着讀的，我們這的小學生去讀他們的高中，數學都比他們強。就是澳大利亞當地的成年人，對三位數以內幾百或幾十的加減算法，都必須拿筆或計算器算，只用腦袋根本轉不過彎，算不出來，在我們看來這太可笑了。”
即使對工作，王飛也覺得如果從中國的角度看，澳大利亞根本沒什麼效率可言，還浪費了很多資源。“同樣100個人用同樣的設備幹一樣的工作量，他們當地人的效率連我們的三分之一都不及。如果從這個角度講，澳大利亞沒多大前途。”王飛嬉笑着說。
他覺得澳大利亞學校的任務就是給看好孩子，特別是公立學校，根本不會逼迫孩子做什麼事，不會從小就注意提高孩子的做事效率，想不想學習都無所謂。即使是常識教育，也都是由父母從孩子一兩歲開始家教完成的。所以，王飛還是願意送孩子在國內接受基礎教育。
對於金興辰所說的兒子在澳大利亞的困境，王飛也能理解：不管是工作簽證過去的，就是留學生、投資移民的也一樣，都要經過一個困惑期，只是時間有長短。
王飛覺得，這是文化差異造成的，比如國內結婚送紅包，澳大利亞人就理解不了。如果他們結婚，有人丟下500塊禮金，老外就傻了。“最終不光是你花了錢，他們還看不起你，因爲參加他們的結婚儀式，你帶個鮮花就足夠了，或者啥也不帶，直接穿正式禮服去白吃白喝就行。”
“剛開始去不了解人家的法律、文化、風俗，前幾年肯定舒坦不了，有些事一個電話就能搞定，你可能跑了十幾趟還沒定。”王飛說，即使完全留在那，他覺得第一代移民也永遠融入不了當地的圈子，因爲雙方思維方式太不一樣，第一代移民接觸的圈子也都是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