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女大學生的畢業季
“5月19日，剛下過雨的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下稱南京特師），天空是淺藍色，教學樓是深紅色，槐樹沖刷出新綠，粉色的睡蓮露出水面。三個視障女孩無法看見這些，但不妨礙她們精心打扮，融入這片斑斕的世界。夏天已至，三名女孩也迎來了她們的畢業季。”
周文晴喜歡刺繡，絲線勾勒出杜鵑和梅竹，蕾絲織出藤蔓。
鄔逸帆也喜歡中國風的美感，不同的是，她曾經看到過色彩，確信自己喜歡紫色漢服，她穿的交領上襦和花鳥裙，分別是粉紫和偏橘的藕荷色。
吳瀟有雙鳳眼，瞳孔又大又圓，卻是南京城牆磚的深灰色。她給自己掛上亮晶晶的珍珠耳環，水晶項鍊，穿着鑲滿水鑽的細帶涼鞋。
5月19日，剛下過雨的南京特殊教育師範學院（下稱南京特師），天空是淺藍色，教學樓是深紅色，槐樹沖刷出新綠，粉色的睡蓮露出水面。三個視障女孩無法看見這些，但不妨礙她們精心打扮，融入這片斑斕的世界。
夏天已至，同爲大四學生的三名女孩，也迎來了她們的畢業季。
三人同班、同住一個宿舍，融合進了健全學生組成的班級，成績斐然。每學期，周文晴的成績都是班裡第一名，她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的研究生，成爲該校應用心理專業錄取的第一名視障生。鄔逸帆高分通過了雅思考試，收到多所英國大學的錄取資格。她倆成了勵志人物，一度上了熱搜。
聚光燈照不到的暗處，吳瀟還在奔波着面試。她似乎是不幸的那一個，考研報名時遭到陝西師範大學的拒絕，考過了教師資格，卻無法通過體檢認證。
被失敗圍繞，吳瀟心裡仍攢着勁兒，一定要擺脫當盲人推拿師的命運。
“我可不想大學白唸了。”吳瀟用大眼睛翻了個白眼。
遠道來的朋友
本科階段的課程都已結束，畢業論文只待答辯，日子悠閒起來。5月20日，一個值得朋友聚會的日子。一個同爲視障的男孩，恰好從長春到南京遊玩，周文晴、鄔逸帆和吳瀟一番打扮之後，相攜出校招待這位遠方來的朋友。
男孩名叫邵磊，長春大學的大四學生。他平頭、方臉，壯實的上半身裹着黃色的衝鋒衣。飛機落地南京後，他拉開藍白紫三色的盲杖，“鐺鐺、鐺鐺”敲着登機梯內壁，穩穩走到地面。出了機場，在地勤人員的引導下，邵磊前往地鐵站。經過兩次換乘，到達南京特師。
女孩們打扮的精緻，也不輕易展開盲杖。她們手挽手向前走，盲杖收起後只有十幾公分，用繩掛在手腕上，周文晴淡定地走在最前面，她還殘留着一點視野，成管狀，比指甲蓋還要小，但足以成爲引路者。
四人在學校會合，決定打車去附近的火鍋店。邵磊把手機底部的喇叭靠近耳朵，手指在屏幕上滑動，四倍速女聲報出他觸及的每個字符。他找到打車軟件，熟練地摸着拼音打字，叫來了網約車。
那是一家視障學生常去的火鍋店，服務員熟練地引導他們，幫助涮菜和分菜。四宮格火鍋“咕嘟、咕嘟”沸騰起來，服務員手裡的漏勺和筷子“咔、咔”撞擊，帶出淅淅瀝瀝的火鍋湯汁。他們摸到手邊的玻璃杯，喝裡面的酸梅汁，杯子放下，碰到盤子，就是“叮噹”，若抵達大理石桌面，就是發悶的“噔”。 鄔逸帆說，她還能聽到身邊人加快的心跳聲。
周文晴擡頭說話時，食物就會從她眼前溜走，她不願總是低頭扒着碗口，吃得很少。
火鍋店人聲鼎沸，四個二十歲出頭的學生被氣氛帶動着，討論起自己，以及未來。
周文晴聲音甜美，講話娓娓道來。講起自己的考研經歷，周文晴說在報名時，她多次與校方溝通，終於爭取到盲文試卷，初始前緊張得睡不着覺。筆試後，她獲得高分，打動了學校，最終得以錄取，學校還向她承諾，會提供無障礙設施。
鄔逸帆摘除了視網膜和晶體，她索性將眼睛閉着，低頭吃肉。圓圓的臉掛着笑容，她接過“無障礙”的話頭，向邵磊介紹起南京一家博物館的無障礙展廳。她說，希望將來到英國深造融合教育，“抹平健全者與殘障者之間的差距”。
“沒有人是每時每刻無所不能的，每個人都有失去能力或者存在障礙的時刻，我們這樣都是正常的。”鄔逸帆說。
一些報道用“身殘志堅”形容殘障者的成功，女孩們都認爲有些冒犯。“這裡面是隱含歧視的。”周文晴說。
“很多人講的關愛，我覺得更多的還是在俯視這個羣體。”吳瀟也加入了討論。別人對視障者的固有看法，時常令她感到刺痛。
她提起前一天與朋友打車時的遭遇。司機起初沒發現她是視障者，還調侃特殊教育專業學生“沒有什麼升學壓力，因爲教的小孩沒有升學壓力”。吳瀟忍不住反駁，“視力障礙、聽力障礙的學生也有對學歷的追求”。
司機好像這才突然反應了過來：“你眼睛是不是不太好？”語氣隨即變得柔和，“我以爲你戴了美瞳。”見吳瀟沉默，司機極力想表達安慰，還勸她“以後還是要找個視力正常的來照顧你。”
吳瀟沒再答話，“當時我有點難過，爲什麼視障人士一定要被照顧？”
她們相信教育能改變“被照顧”的命運。周文晴說，教育能提供更高的平臺，“選擇也就越廣。”鄔逸帆心直口快：“它（教育）其實是一個掙脫桎梏、擺脫原有命運的過程。”
原有的命運是什麼？“做推拿或者安排好的、低收入的工作。”鄔逸帆說，這是幾個人的共識。
邵磊在長春大學讀的是鍼灸推拿學專業。根據規定，像他這樣“單考單招”的視障學生，只能在長春大學選擇這一專業。許多同學不承認自己是“做推拿的”，而是認爲自己是一名中醫。“既然讀了本科，大家就想努力爭取成爲一名真正的醫生。”
但現實是，對推拿專業的視障學生來說，不論學歷是中專、大專還是本科，他們能考取的資格證書，都是“盲醫證”，這個資格證的全名叫“盲人醫療按摩人員從事醫療按摩資格證書”。與真正的執業醫師資格證相比，在諸如藥物處方、針刺治療等方面，“盲醫證”還存在政策性的限定。因此，即便醫院願意錄用視障推拿職工，他們可以開展的醫療業務也十分有限。
由於體檢標準中包含視力檢查，視障者幾乎無法獲得真正的執業醫師資格證。
邵磊很沉默，心思也不在吃飯上。作爲唯一的男生，他腰板挺直地坐着，雙手摸索着給身邊的女孩們遞紙巾。
難以抵抗的命運
1998年的那個臘月，黃衛娟把只有兩個月的周文晴抱在懷裡，搭上搖搖晃晃的火車去了北京，到了同仁醫院。直到小文晴被確診爲先天性視神經萎縮，黃衛娟依然不願相信。
回到徐州新沂的老家，雖然臨近年底，但黃衛娟心情低落，無心過年。她觀察登門拜年的親戚，沒有發現誰的眼睛有病，“我和孩子爸爸都不近視，兩個家族其他人眼睛也沒問題。”
她想起女兒剛出生時的眼睛，外觀正常，瞳孔黑亮，眼白上連黃疸都沒有。
這雙漂亮的眼睛，在周文晴出生20天時顯露了異常。“怎麼就不看東西？”黃衛娟在醫院工作，對自己的第一個孩子投以極大的關注。書上說，孩子在滿月前就有了一些視力，可以看黑白卡片，但當黃衛娟把卡片拿到周文晴眼前移動，孩子卻毫無反應。
老人們安慰這個新媽媽：“可能孩子太小了吧？”但孩子滿兩個月後，眼睛依然不追物。黃衛娟急了，把孩子抱到了醫院。徐州的醫院走完一圈，她又把孩子抱到了北京，得到的是更權威的壞消息。
“不願意相信，兩個月的時候，覺得是不是等到三個月就好了，再然後是不是一百天就好了，等半年就好了，也說不定兩歲就好了，六歲就好了，後來我想，他們都說12歲紮根，那麼是不是12歲就好了？”黃衛娟說，隨着孩子長大，她不斷給自己新的希望，希望又不斷破滅，最後終於絕望。
黃衛娟和丈夫周德剛出身農村，在當地老人的印象裡，視障孩子更容易滑向底層。“在我們農村，都是去學算命。”有人勸黃衛娟“這個孩子別要了”，這讓她很生氣，“自己家的孩子，自己生的，怎麼能說不要？”
周文晴的視神經萎縮是進行性的，這意味着隨着年齡增長，情況更加嚴重。小時候，她仍有視野，“接近於桶狀的。”黃衛娟說，爲了儘可能保留女兒的視野，小家庭傾盡所有。
回憶起童年，周文晴最多的印象是“天天去北京的醫院看眼睛”。她沒上過幼兒園，不去醫院的日子，就在家配合父母“做各種各樣刺激視神經的項目”。
周德剛說，帶女兒去北京看病的頻率，從最初的半個月一次，逐步降低到兩個月一次。在家裡時也要訓練，爲此他把工作調成夜班，“每天白天幫她鍛鍊8個小時，包括感統訓練，皮膚刺激，很多項目。”
但周文晴的視力仍不可避免地走向惡化。周德剛回憶，女兒三四歲時，視力最好，“我們單位有個籃球場，她可以自己在那兒騎小自行車”。他翻開相冊，照片裡的周文晴逐年長大，眼神也逐漸偏離鏡頭。
五歲半到六歲的整整半年，周文晴在家人陪伴下住在北京，專注於康復訓練。當時的北京，還可以租住便宜的地下室，“老鼠不斷。”黃衛娟說，在海淀區的一個門診部附近，平日裡由姥姥和奶奶看管周文晴，她休息日兩頭跑，四口人在十平米的地下室生活。
從北京回來後，黃衛娟打聽到徐州有一位老中醫擅長治眼病，她早出晚歸，每天帶着女兒坐火車往返新沂和徐州。“圍着眼睛一圈，扎八根針，她咬着牙一聲不吭。”扎針的日子持續了半年。
黃文娟對多次的無功而返感到麻木，她記憶裡珍藏的是女兒的堅強和聰慧。往返外地的火車上，有人在賣“魔棍”，那是一種可以組成各種形狀的棍狀玩具。周文晴雖然看不見，但她僅靠觸摸，就能把列車員編好的形狀拆開一遍，然後完整復原。
2006年，八歲的周文晴進入徐州特殊教育學校，與聾生共同學習。“我女兒是比較聰慧的，反應特別快，一教就會。”但黃衛娟發現，女兒在這所學校的提升有限。
兩年之後，不滿十歲的周文晴離開父母，進入南京市盲人學校（下稱南京盲校）就讀三年級。這所學校創建於1927年，是一所老牌名校。在周文晴入學的兩年前，這所學校剛成爲“江蘇省盲人教育資源中心”，面向全省招生。
入學考試後，周文晴從此寄宿在南京盲校，黃衛娟和周德剛每個月去看望幾次。“剛去的時候她想家，她哭我也哭。”黃衛娟回憶，當時夫妻兩人的大部分工資都花在了路費上。
周文晴在學校學會了剪紙和插片。黃衛娟還保留着女兒作品的照片，她剪出了花紋複雜的猴子、老虎、燕子和梅花，還把小紙片折成三角形，一個壘一個，插出了白天鵝。
鄔逸帆也是2008年進入南京盲校，她是鎮江人，先天弱視。“8歲之前視力都還好，只是比正常小孩稍微差一點，上課坐第一排就行”，據她回憶，上完一年級後，她的視網膜脫落了，修補手術後再次脫落，失去了挽救機會。
進入南京盲校後，鄔逸帆就讀一年級。1997年出生的她，進入盲校時已經快11歲，她在小學階段跳級三次，而周文晴上完五年級後，跳級直接上了初中，兩個女孩成爲同屆同學。
盲生的另一條路
2014年，初中畢業，兩人面臨選擇。南京盲校沒有設置高中，如果選擇校內升學，只能進入中專，專業也只有中醫推拿。
“說實話我也動了心思。”黃衛娟希望女兒安穩，“她將來有點生活技能，最起碼能養活自己。”但周文晴不願意，“爲什麼盲生就只能走這條路？”她反問母親，這時，黃衛娟才意識到，“女兒有獨立的思想了”。
周文晴和鄔逸帆決定去青島，就讀青島市盲校。這所建於1932年的學校，是當時全國唯一的盲人普通高中。
2015年，就在兩人即將上高二時，普通高考開始提供盲文試卷，視障學生多了一條出路。在這之前，視障學生只能通過每年三四月份的“單考單招”上大學，大學的選擇餘地也有限，分別是長春大學、北京聯合大學、濱州醫學院等學校的音樂、推拿等專業。
2017年周文晴和鄔逸帆即將高中畢業時，兩人一邊參加“單考單招”，一邊準備普通高考，兩人都對“中醫推拿專業”感到排斥，對音樂也興趣寥寥。“你相信嗎？我五音不全。”鄔逸帆說。
她們注意到了位於江蘇省會的南京特師。2017年，這所普通高校招生的專業是應用心理學。“終於不再是推拿了。”周文晴說，當時競爭激烈，有二十幾個人蔘加單考單招考試，只提前錄取了她們兩個。
2017年全國只有6名視障學生參加了普通高考，其中包括同樣是青島盲校畢業的吳瀟，她是陝西省唯一使用盲文試卷的考生，考了470分，超過了二本線十幾分，報考南京特師後，成爲這所學校當年錄取的第三個視障學生。
吳瀟1996年出生在陝西志丹縣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母親患有肢體殘疾。幼年時，她就視力模糊，10歲那年被確診爲先天性青光眼，雙目徹底失明，此後她才進入盲校學習。
南京特師黨委宣傳部的楊黎珍告訴新京報記者，這所高校是殘疾人高等融合教育試點，招收視障學生已有多年。融合教育脫胎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4年的《薩拉曼卡宣言》中的“全納教育”，即“每個人均有受教育的權利，每個人均有其獨特的個性、興趣、能力和學習的需要，學校要接納所有學生，並滿足他們的特殊需要”。
據楊黎珍介紹，南京特師將每年招到的一至三名視障考生插入普通班級，爲她們提供無障礙設施，還購置了可以打印盲文的教學輔助設備，考試時，英語試卷會打印成盲文，其餘課程均提供Word版電子試卷，視障學生採用安裝了屏幕朗讀軟件的電腦聽讀作答。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告訴記者，讓殘疾學生同班求學，而不再是在特殊教育學校學習，是國際範圍內普遍認同的教育理念。我國近年來也在推進殘疾學生同班求學，但殘疾學生同班求學還面臨觀念和具體條件的障礙，從小學到大學均是如此。因此，給殘疾學生無障礙求學環境，消除觀念障礙和條件障礙，任重而道遠，國家層面要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
中間地帶
2020年，南京特師視障學生，先天性視網膜發育不良的楊玉青考研初試成績取得了404分，比國家線高出73分，最終被遼寧師範大學發展與教育心理學專業碩士錄取。
這給3個女孩帶來了新的啓發。
實際上，對於視障學生就讀心理學，2003年印發的《普通高等學校招生體檢工作指導意見》中有明確的限制性規定。指導意見指出，心理學和應用心理學，都屬於輕度色覺異常（俗稱色弱）學生“可以不予錄取的專業”。
但近些年，不斷有高校開始突破限制，招收視障學生就讀心理學專業，但也有高校仍遵照老規定。
錄不錄成了灰色地帶，吳瀟沒能跨過這個地帶。她報考了陝西師範大學心理學專業碩士，學校卻拒絕讓她考試，理由是“不具備條件提供便利”。
熊丙奇告訴新京報記者，要加快建設高校無障礙支持系統，必須在國家層面做出統一的部署，首先，應該明確要求所有高校（公辦高校和民辦高校）都必須全面建設無障礙系統，明確建設規範和完成時間節點，這應該作爲高校建設的基本規範要求。只有國家層面做出明確規範要求，才能扭轉部分高校不願意建無障礙系統（本質是不願意招殘疾人）的觀念。其次，針對高校改建無障礙環境，國家財政可給予專項支持，包括對民辦學校改建無障礙措施，可由國家給予獎勵性經費支持。
周文晴要“幸運”得多。她最初報考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時，也曾一度遭到了拒絕。周文晴據理力爭，強調自己殘存一些視力，能分清顏色，她還談到了程序問題，“總要給我考試的機會，體檢的事到時候再說。”她的堅持打動了招生老師，人大爲她製作了盲文試卷。
當年報考人民大學應用心理專業的共有591人，僅有周文晴一名視障考生。初試成績公佈後，她取得了407分，超出複試分數線十餘分，成爲進入複試的24人之一，視頻面試後，她進入了預錄取的20人名單。
周文晴提起，她曾就視障生能否學好心理學，與人民大學招生辦的老師有過交流。她提出，對於應用心理學的一些實驗和實踐，她在本科學習階段已經通過輔助工具解決了這些問題。“現在技術已經發展了，可以彌補障礙。”
爲了抓住難得的機會，周文晴奮力備考。她早晨六點半就起牀，常常學到晚上十一點才睡。除去午休和洗漱時間，每天學習12個小時。黃衛娟告訴新京報記者，女兒備考時壓力過大，起了蕁麻疹，一度休克。令周文晴最吃力的是英語，由於盲文摸讀速度慢，第一次做考研英語盲卷時，她花了八個小時才摸完。
考試時，視障學生會多獲得50%時間，英語考試時間爲四個半小時。周文晴堅持訓練，最終在考試時做完了卷子。
鄔逸帆遇到的問題也是盲文。不同於中文轉盲文，兩個盲文字符即可代表一個漢字，在雅思考試的盲文捲上，每個字母即一個盲文字符。“遇到長的單詞，一個單詞就一行多。”三篇閱讀題轉換成盲文後有21頁紙，她也曾申請過電子試卷，但老舊的設備影響發揮。失敗了幾次後，她終於取得了6分的雅思成績，這是大多數英國大學的分數線。
“師傅”的追求
私底下，三個女孩把視障者稱呼爲“師傅”。“這其實是一種自嘲。”周文晴說，這個叫法來自盲人推拿師羣體研究的文獻，盲人統一稱作“師傅”。吳瀟還根據心理學的實驗標準，把人羣分爲“真師傅、準師傅和非師傅”。“真師傅就是真的在做推拿的師傅，準師傅就是雖然看不見，但是像我們這樣的，非師傅就是普通人。”
她們或許沒有想到，在如今的推拿行業，“真師傅”也在追求更大的生意，更高的學歷。
“我們學的是中醫，除了沒有醫師資格證，醫學知識都是一樣的。”在南京鬧市區的一箇中醫館，穿着白大褂的沈永浩說。
“95後”沈永浩已是中醫館的老闆。他身形高大，大眼睛裡的瞳孔泛灰——這是和吳瀟同樣的青光眼。由於盲人無法考取執業醫師資格證，沈永浩無法申請開診所，因此這家中醫館實際上就是按摩店，屬於行醫範圍內的藥理和鍼灸在這裡也無法開展。
周圍按摩店林立。沈永浩相信，他的店有“核心競爭力”，即專業的中醫訓練。中醫館三月份剛開業，用掉了沈永浩全部二十萬的積蓄，但他不打價格戰，相信高價高質的服務，開業兩個月，每月“穩定”虧損近萬元。
中醫館二樓，面對着廁所的半面牆上，掛着一排金牌，那都是沈永浩在運動會上的戰果。他曾是職業短跑運動員，百米最好成績達到12秒。“省錦標賽的前三名都拿過。”在蘇州的盲校，他度過了義務教育階段，之後他加入江蘇省盲人門球隊，到了南京。
沈永浩很樂意和別人聊聊盲人門球。他喜歡這門專門爲盲人設計的運動。在他看來，這項運動對抗性很高，在長方形的球場上，三人對三人，投球和防球都用手。沈永浩隨江蘇省隊獲得過全國錦標賽第四名。到南京後，他認爲自己年齡已經稍大，要學門手藝，於是而選擇了南京盲校的三年制中專。
中專教授全科的中醫知識，包括推拿、鍼灸和藥理。沈永浩考取了盲醫證，但這個證書並不足以令他進入正規的三甲醫院，他在小診所打工兩年，依靠打工的積蓄和當運動員時期的獎金，升級當了老闆。
中醫館開在寫字樓的20層，正對着一家美甲店。店裡有四五名視障員工，都是來兼職的盲校學生。電梯沒有樓層語音提示，員工們用手機裡的測距儀，丈量上升高度，從而判斷所處樓層。
中醫館共有兩層，每層緊湊地隔出兩個房間，樓梯狹窄陡峭，視障員工們平穩地遊走在各個房間裡。
“你們對視障有些誤區，嚴格的定義是矯正視力0.02以下，都算視力障礙，像我就看得見一些。”一名戴黑框眼鏡的員工雙眼有神，幾乎看不出有視力障礙，他一邊說着話，手上的工作也沒有停。
柳暗與花明
2018年，南京中醫藥大學（下稱南中醫）與南京盲校合作，成立的鍼灸推拿專業視障班正式招生，高逸豪是第一屆就讀的視障學生，目前正讀大三。對於五年本科畢業後，是繼續成爲“推拿師傅”，還是能夠升級成爲醫師，他其實並不清楚，“走一步看一步吧”。
按照現在的體檢標準，即使讀完五年制中醫本科，他們也面臨着執業的問題。在註冊醫師執業證書之前的健康檢查項目中，包含視力、矯正視力和其它眼疾的檢查。視障人羣幾乎無法通過。
高逸豪認爲，中醫全科講究望、聞、問、切綜合評判，視障者具備成爲中醫的能力。“對於視障學生來說，‘望’可能有困難，但僅依靠其他三個方法，也可以對病人作出綜合的判斷，如果一定要看臉色，可以請助理輔助。”
視障學生對神經的肌肉的敏感程度可能更高。“老師經常說，我們比明眼學生取穴都快都準。”他還能聽到人走路時骨節發出的聲音，以及咳喘時的痰是稠是稀，如果有聽診器，他就能聽到心臟的雜音。
與這些想要成爲醫生，卻遭遇挫折的“真師傅”一樣，吳瀟雖然通過了教師資格考試，但同樣折戟體檢關。
從報名開始，她就提心吊膽。多番溝通後，組織方纔同意她參加考試，並找人給她讀題目，然後代寫答案。她考了兩次，通過了所有筆試和麪試。但當她去醫院體檢認定教師資格時，卻等來了壞消息。“醫生坐在辦公室裡，和我說‘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出於同情心，我也很願意給你合格，但是標準在這裡，我也沒有辦法’。”
醫生說的標準，是指教師資格認定的視力要求。
遭遇一連串挫敗後，吳瀟曾經沮喪地認爲，她要成爲名副其實的“準師傅”了。“雖然還在掙扎融合就業，多元就業什麼的，但是到最後如果沒有成功的話，還是得回去做推拿。”
沮喪沒有持續太久。最近，這個愛笑的女孩“擊敗”了其餘十幾個健全人，入圍了一家科技企業的最終面試。“本以爲這是專爲視障者設立的崗位，面試時才發現除了我自己，其餘都是健全人，一瞬間感到非常開心。”
與自己和解
“作爲視障者，我從小到大遇到了很多本不應該遇到的困難，所以未來，我更想抹平健全者和殘疾人之間的差距，推廣融合教育。”這是鄔逸帆的目標。
作爲家中獨女，鄔逸帆在父母的擔心和呵護中長大，對於獨自前往英國留學，她父母雖然擔心，卻又勸不動她。“我爸媽一直認爲推拿更穩定，還想讓殘聯幫我找工作。”她之後勸服了父母：推拿師傅雖然收入高，但容易關節磨損，老了不好受，而在殘聯，她最可能做的崗位也就是電話客服，“我大學不白念啦？”
激勵鄔逸帆出國讀書的是曾被媒體報道過的滿林錦。一年前，歐洲疫情最嚴重的時候，這個視障女孩坐了一天一夜的飛機，獨自抵達倫敦。她是遼寧省第一個通過普通高考上大學的視障學生，也是第一個前往英國讀研的視障學生。
在全英語環境下，滿林錦曾經爲了學業着急上火，牙齒髮炎。但慢慢地，她跟上了步伐，在七門課中取得了3A3B1C的好成績。隨着融合教育理念的深入學習，她感觸最深的，是對殘障身份的自我認同。過去，她是個好強的學生，逼迫自己，只爲不落在健全人後面，而現在，她的心態變得佛系。“我不能做的事情，不是因爲能力不行，而是有的時候周圍的環境沒法給我支持，我才做不了的。”
她說，將抹平障礙的責任交給社會，自己心裡也會輕鬆很多。
周文晴把自己認同爲“少數羣體”——只是與多數羣體有所不同。她提起老師講過的小故事，從前有一個視障農民，有人問他，夏天在農田裡幹活是不是很曬，這位農民就說，“我爲什麼要在大太陽底下幹活，我晚上幹活，白天睡覺不行嗎？”
她又提起，自己的電腦屏幕已經壞了一個月了，但屏幕在她腦子裡，“我每天爭分奪秒地複習，根本沒時間管他。”她打開這個黑屏的電腦，手指晃動鼠標，朗讀軟件讀起了一本深奧的書，語速是她熟悉的四倍速，換做其他人的耳朵，根本無法辨別說了什麼。
在周文晴的提議下，三個女孩曾攙扶着從南京坐火車來到北京，只爲拜師學播音。“其實很方便。”她提前預約了重點旅客服務，就有列車員在接她們進出車站，到了北京的地鐵上，她們出示了殘疾證，就有志願者把她們送到地鐵上，到站了也會有人接她們下來。
“看不到本身不是自己的問題，視障者也可以嘗試很多事情，當然了，開車除外。”周文晴笑起來，雙眼彎成月牙的形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