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raBara樂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把遊牧作爲方法
作者 | Ariana題圖 | 由被訪者提供
“吉他手——蘇伯岱，鼓手——徐之曈、伊德爾Yider，鍵盤手——阿斯爾Asr。” NaraBara樂隊的四位成員已經習慣這個相互介紹的流程，每場演出快要接近末尾時，他們都要在觀衆的歡呼聲中完成一段solo。
（圖/聶一凡 拍攝）
2023年，四位成員帶着樂隊的第一張專輯《同行的人Hamt Zamin Hümüs》走過亞歐大陸上的很多地方：從布魯塞爾到阿姆斯特丹，從巴黎時裝週的秀場到柏林的俱樂部，從山谷間到海岸線，從高原到草原……
樂隊來到烏蘭巴托時，蒙古國已經是深秋，植被開始泛起金黃。從機場進入烏蘭巴托市區的路上有零星分佈的蒙古包，牧民們正在爲漫長的冬季做準備。長久地居住在城市裡，似乎會讓人對寒冷的感知稍慢一步，烏蘭巴托的年輕人仍然穿着單薄的衣裳。
一場露天演出過後，臺下的觀衆呼出白色水汽，用標準發音喊着樂隊的名字“NaraBara”——它在蒙古語中的意思是“太陽的輪廓”。
烏蘭巴托紀行
9月中旬，我與NaraBara樂隊一行人分頭抵達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從北京前往烏蘭巴托的路途不算遙遠，再聯想到兩國之間的歷史淵源，無論是空間上還是心理上，這座城市都沒有給人很強的距離感。
伊德爾Yider主演的蒙古語電影《臍帶》在蒙古國上映同期，NaraBara專場演出“Sainu”也將在烏蘭巴托舉辦。四位主創告訴我：“‘Sainu’是蒙古語中最簡單、質樸的問候，翻譯過來的意思大概就是‘你好嗎？’。自從樂隊成立以來，我們得到了蒙古國聽衆的巨大支持。首次在語言相通的地方演奏這張全蒙古語專輯，和大家分享NaraBara的音樂故事，我們都很珍惜這個機會。”
（圖/聶一凡拍攝）
我們按照約定在電影首映場地外的咖啡廳碰面時，樂隊剛剛在當地電臺完成了一檔節目的錄製。這次活動的隨行人員比我想象中更多，佔滿了角落裡的卡座。“大家都累壞了！”樂隊經紀人告訴我，“這次過來，我們只想做真誠的音樂呈現，所以前期沒有做任何商業性質的宣傳，但採訪邀約還是陸續地發來，其中包括蒙古國家公共廣播電視臺。臨行前，樂隊的日程表已經排滿，爲了保證樂隊成員的休息時間，我們不得不婉拒一些邀約。”
首映影院的外觀看起來像是那種會出現在老電影裡的遊戲廳，內部設施倒不算陳舊。當地媒體和電影從業者陸續進場，看起來都彼此熟悉。映後交流環節，伊德爾Yider上臺用蒙古語和觀衆互動，同行的蒙古族女孩告訴我：“上世紀40年代，蒙古國受蘇聯影響，開始推行以西裡爾字母爲標記的蒙古文，近些年來，蒙古國一直希望恢復使用傳統的回鶻式蒙古文，也就是內蒙古使用的蒙古文的書面語。雖然目前兩地使用的文字有差異，但日常溝通不會有太多障礙。”
在回住處的路上又下起小雨，我們像落難的揹包客，對着路過的車輛大幅度地揮手。烏蘭巴托幾乎沒有計程車，如果想要搭車，最簡單的方式是在路邊向每一輛路過的小轎車招手，大多時候會有人願意停下來載你一段路程，收費不定。
當代蒙古文化的一體兩面
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是烏蘭巴托的一體兩面。現代化的建築撐起了烏蘭巴托的中心地帶，著名古蹟就矗立在摩天大樓投下的光影中，密密麻麻的商用住宅樓一直延伸至遠處的山腰。一旦離開城市中心區域——走對了方向只需要幾分鐘車程——想象中的草原的模樣就出現在某棟大樓身後，蒼茫、遼闊、寧靜，這些關於草原的形容詞在此刻可以紛紛派上用場。在城郊山坡上的“棚戶區”，簡易搭建的住宅同樣有着彩色的鐵皮房頂，白色的蒙古包穿插其中。
“NaraBara給人的感覺就像烏蘭巴托這座城市。”我這樣想着。
NaraBara專場演出“Sainu”開演當天的早上10點，四位成員就已經拖着各自的樂器來到現場試音，伊德爾Yider在箱子裡拿出馬頭琴、笛子、電子音樂合成器，還有大大小小的讓人叫不上名字的民族樂器。整個下午，不斷有蒙古音樂人到訪，有人帶來自己的簽名唱片，還有人給伊德爾Yider帶來一件蒙古傳統樣式的短外套。
（圖/聶一凡拍攝）
演出開始前，烏蘭巴托又下起雨來，提前到達的觀衆早早等候在場外。“這個城市太妙了，你絕對沒有來錯。”說這話時，伊德爾Yider正在利用候場間隙快速消滅面前的炸雞，“你想，就在距離這樣一個國際化都市不遠的地方，草原上的牧民們還過着傳統的遊牧生活。但是城市裡的年輕人特別活躍，對不同文化的接受程度很高，韓國和日本的流行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很深。蒙古國的文藝工作者幾乎都在烏蘭巴托，這幾天遇到的每個人都非常真誠和熱情。”
NaraBara登場前，臺下已經擠滿冒雨前來的觀衆。人羣中有各異的面孔，時不時看到用料考究的蒙古袍在眼前閃過，我趕緊擡頭尋覓衣服的主人。在合唱環節，每個人好像都找到了自己負責的聲部，年輕的女孩們隨着NaraBara的音樂起舞，手臂飛揚，畫出恰到好處的弧線，讓人聯想到水草豐盛時節草原上的景觀。演出過程中，場地裡始終涌動着高密度的能量。
蒙古國有將近一半的人聚集在烏蘭巴托，每年涌入首都的人口仍然在增加。這裡是居民平均年齡最低的城市之一，即便在深夜，24小時營業的韓國便利店也隨處可見，俱樂部門口有等待入場的年輕人，步行街上各國餐廳林立。駛出繁華街區後，這座城市才展現出如同那首人人耳熟能詳的《烏蘭巴托的夜》中一般的寧靜。
同行的人
樂隊到達蒙古的第一天，專輯《同行的人Hamt Zamin Hümüs》的附屬曲目Nara Nara Nara上線。歌詞來源於蒙古族童謠，傳唱於兒童之間，表達的是最純粹的願望：邀請光明和仁慈來到我們的生活，讓黑暗遠離。這首單曲的誕生完全出於偶然：在山谷的一塊石頭上，徐之曈起了一個鼓點，蘇伯岱和阿斯爾Asr帶着自己的樂器加入，最後進入的伊德爾Yider哼唱出一段旋律。在樂隊啓程去歐洲巡演之前，這首單曲的最初版本誕生了。
（圖/由被訪者提供）
“這簡直是渾然天成。”蘇伯岱喜歡在做音樂過程中發生的真實碰撞，“上世紀 90 年代我在做樂隊的時候，大家都很有時間，沒事就湊在排練房裡，一起發出聲音，讓它們發生碰撞，然後產生一個作品。現在做音樂，大多都是拿着一個動機或者想法去完善，然後疊加、拼湊，節奏比那時候快了，人們都有自己的事情，但我們也應該努力在生活和創作之間找到平衡。”
“到了歐洲後，我們認識了很多當地的藝術家和音樂人，大家都秉持一種非常開放的、合作的態度。”徐之曈說，“樂隊決定在回國之前完成這首單曲的錄製。柏林當地的吉他手、打擊樂手、Bass（貝斯）演奏家以及一些非洲樂器演奏家都加入了進來。在一位音樂人自己的錄音棚裡，我們這些人共同即興創作並錄製了Nara Nara Nara的最終版本。其實這首歌本來叫《石頭》，‘Nara’在蒙古語中是‘太陽’的意思，我們希望通過音樂來建立人跟人之間溫暖的聯繫，就像完成這首歌的經歷一樣，這纔有了它最後的名字。”
在流行音樂的曲目如此氾濫的今天，NaraBara的嘗試是在過一道窄門——這同時也是小衆音樂的困境。但他們相信：“堅持走在一條相對正確的道路上，會有越來越多同頻的人加入。”
暗藏着不確定性與浪漫主義
阿斯爾Asr從小就讀於蒙古語學校，接受過專業的民族樂器訓練：“我之前的專業是馬頭琴，後來也做過像布魯斯、電子音樂合成器或者一些單塊的音色表達這樣偏向電子音樂的探索，城市生活給我的感覺，讓我覺得應該做這種嘗試。但民族音樂是我的根基，我會想自己是不是能夠把這二者融合。”伊德爾Yider與阿斯爾Asr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音樂審美，二人想從蒙古民族音樂的角度出發，去尋找更多的可能性。“不希望因爲是少數民族音樂，就被歸類在世界音樂的範疇下。”伊德爾Yider認爲，“風格有時會是一種限制，更極端的情況是，做出來的東西被風格吃掉。”
NaraBara希望做出“真實”“自然”“長久”的音樂，不拘泥於任何一種流派，只要這些音樂是從每一個“同行的人”身上自然地流淌出來的：鼓手徐之曈曾長居德國學習爵士鼓；吉他手蘇伯岱被西非馬裡地區的民族樂器所吸引，將馬裡音樂的特質融入自己的演奏風格；伊德爾Yider和阿斯爾Asr對蒙古族傳統音樂的理解，爲NaraBara的音樂注入了靈魂。
（圖/聶一凡拍攝）
儘管元素衆多，NaraBara的音樂中始終有一種靈動的呼吸感。“NaraBara的音樂讓人覺得舒適，是因爲有根源性作支撐。”徐之曈認爲，“當下，很多人都嘗試做融合的音樂，無非是在古典音樂體系、世界音樂體系以及現代音樂體系的框架之下。NaraBara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我們找到了現代音樂根源的邏輯，然後順其自然地把它融進我們四個人這麼多年來做音樂的特點中，纔有了最後的結果。”
“蒙古族先民從森林來到草原，又在草原上建造起城市，遊牧作爲一種古老的生活方式，最近好像又重新回潮了。”伊德爾Yider說，“遊牧就是跟着自然規律走，其中暗藏着一種不確定性，是一種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生活方式。對於做音樂來說，擁抱不確定性也是樂隊性格里很可貴的一部分，隨性而行、隨性而爲，以一種非常自然的狀態做音樂，這對我們來說是最好的。”
在NaraBara的音樂裡，蒙古族語言和帶有地方特色的樂器的應用是一種表徵，透過這些意象，他們借用音樂的現代化表達，觸及文化的根源。
（圖/聶一凡拍攝）
生活在城市中的現代人正處於高速的離心運動中，那些孕育我們的東西，許多人正在遠離它們。傳統與現代之間常常被認爲是二元對立的關係，成功的範本看起來有且只有兩個：與自己的根源劃清界限，或持久地依附於它。NaraBara似乎找到了某種中間狀態，自由地遊牧於傳統與現代之間。
原標題：NaraBara樂隊：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把遊牧作爲方法
本文首發新週刊647期《古意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