樑曉聲 | 中國人，爲何一輩子揹負“孝”的沉重？
“九九重陽節”剛剛過去，作爲中國傳統節日，古人會在農曆九月農作物豐收之時祭天帝、祭祖。如今，重陽節則寄託着人們對老人健康長壽的祝福。
今天，和大家分享作家樑曉聲關於“孝文化”的一篇文章。變老是一種怎樣的感受？“孝順”這個詞是中國獨有的嗎？爲什麼孝敬這一話題有時會變得沉重？“孝文化”的背後，究竟有怎樣的歷史緣由？歡迎讀者們閱讀後，在評論區一起討論~
祝每一位老人幸福安康。
本文原標題爲《關於“孝”——寫給九十年代的兒女們》，選自《樑曉聲說親情》。
有位大二的文科女生，曾在寫給我的信中問——“你們這一代以及上一代的許多人，爲什麼一談起自己的父母就大爲動容呢？爲什麼對於父母的去世往往那麼悲痛欲絕呢？這是否和你們這一代人頭腦中的‘孝’字特別有關呢？難道人不應以平常心對待父母的病老天年麼？過分糾纏於‘孝’的情結，是否也意味着與某種封建的倫理綱常撕扯不開呢？難道非要求我們中國人，一代又一代地揹負上‘孝’的沉重，彷彿盡不周全就是一種罪過似的麼？……”
信引起我連日來的思考。
依我想來，“孝”這個字，的的確確，可能是中國獨有的字。而且，可能也是最古老的字之一。也許，日本有相應的字，韓國有相應的字。倘果有，又依我想來，大約因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和韓國文化的滲透有關吧？西文中無“孝”字。“孝”首先是中國，其次是某些亞洲國家的一脈文化現象。但這並不等於強調只有中國人敬愛父母，西方人就不敬愛父母。
毫無疑問，全人類的大多數都是敬愛父母的。
這首先是人性的現象。
其次纔是文化的現象。
再其次纔是倫理的現象。
再再其次納入人類的法律條文。
電影《困在時間裡的父親》劇照
只不過，當“孝”體現爲人性，是人類普遍的親情現象；體現爲文化，是相當“中國特色”的現象；體現爲倫理，確乎摻雜了不少封建意識的糟粕；而體現爲法律條文，則便是人類對自身人性原則的捍衛了。
在中國，在印度，在希臘，在埃及，人類最早的法案中，皆記載下了對於不贍養父母，甚至虐待父母者的懲處。
西方也不是完全沒有“孝”的文化傳統。只不過這一文化傳統，被納入了各派宗教的大文化。成爲宗教的教義要求着人們，影響着人們，導誨着人們。只不過不用“孝”這個字。“孝”這個中國字，依我想來，大約是從“老”字演化的吧？“老”這個中國字，依我想來，大約是從“者”字演化的吧？“者”爲名詞時，那就是一個具體的人了。一個具體的人，他或她一旦老了，便喪失了自食其力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了。這時的他或她，就特別地需要照料、關懷和愛護了。當然，這種義務，這種從人性的最溫馨的本能出發的義務和責任，首先最應由他或她的兒女們來完成。正如父母照料、關懷和愛護兒女一樣，也是從人性的最溫馨的本能出發的義務和責任。源於人性的自覺，便溫馨；認爲是拖累，那也就是一種無奈了。
人一旦處於需要照料、關懷和愛護的狀況，人就剛強不起來了。再偉大，再傑出，再卓越的人，再一輩子剛強的人，也剛強不起來了。僅此一點而言，一切老人都是一樣的。一切人都將面臨這一狀況。故中國有“老小孩兒、小小孩兒”一句話。這不單指老人的心態開始像小孩兒，還道出了老人的日常生活情態。倘我們帶着想象看這個“老”字，多麼像一個跪姿的人呢？倘這個似乎在求助的人又進而使我們聯想到了自己的老父老母，我們又怎麼能不心生出大愛之情呢？那麼這一種超出於一般親情之上的大愛，依我想來，便是“孝”的人性的根了吧？
不是所有的人步入老年都會陷於人生的窘地。有些人越到老年，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在家族中，越活得有權威，越活得尊嚴，越活得幸福活得剛強。
但普遍的人類的狀況乃是——大多數人到了老年，尤其到了不能自食其力，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人生階段，其生活的精神和物質的起碼關懷，是要依賴於他人首先是依賴於兒女給予的。否則，將連老年的自尊都會一併喪失。尋常百姓人家的老年人，依我想來，內心裡對這一點肯定是相當敏感的。兒女們的一句話，一種眼神，一個舉動，如果竟然包含有嫌棄的成分，那麼對他們和她們的傷害是非常巨大的。
老人對這一點真是又敏感又自卑又害怕啊。
所以中國語言中有“反哺之情”一詞。
無此情之人，真的連禽也不如啊！
電影《桃姐》劇照
由“者”字而“老”字而“孝”字——我們似乎能看出中國人創造文字的一種人性的和倫理的思維邏輯——一個人老了，他或她就特別需要關懷和愛護了，沒有人給予關懷和愛護，就幾乎只能以跪姿活着了。那麼誰該給予呢？當然首先是兒子。兒子將跪姿的“老”字撐立起來了，通過“孝”。
在中國的民間，有許許多多代代相傳的關於“孝”的故事。在中國的文化中，也有許許多多頌揚“孝”的詩詞、歌賦、戲劇、文學作品。
我認爲——這是人類人性的記錄的一部分。何以這一部分記錄，在世界文化中顯得特別突出呢？乃因中國是一個人口衆多的國家，是一個農業大國，是一個文化歷史悠久的國家。
人口衆多，老年現象就普遍，就格外需要有倫理的或曰“綱常”的原則維護老年人的“權益”。農業大國兩代同堂三代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現象就普遍，哪怕從農村遷移爲城裡人了，大家族相聚而居的農業傳統往往保留、延續，所以“孝”與不“孝”，便歷來成爲中國從農村到城市的相當主要的民間時事之內容。而文化——無論民間的文化還是文人的文化，便都會關注這一現象。反映這一現象。
“孝”一旦也是文化現象了，它就難免每每被“炒作”了，被誇張了，被異化了，便漸失原本源於人性的樸素了。甚至，難免被帝王們的統治文化所利用，因而，人性的溫馨就與文化“化”了的糟粕摻雜並存了。
比如“君臣”“父子”關係由“綱常”確立的尊卑從屬之倫理原則。
比如《二十四孝》。
它是全世界唯中國纔有的關於“孝”的“典範”事例的大全。想必它其中也不全是糟粕吧？我沒見過，不敢妄言。
但小時候母親給我講過《二十四孝》中“王小臥魚”的故事——說有一個孩子叫王小，家貧，母親病了，想喝魚湯。時值寒冬，河冰堅厚。王小就脫得赤條條的一絲不掛，臥於河冰之上……
幹什麼呢？
企圖用自己的體溫將河冰融化，進而撈條魚爲母親燉湯。我就不免地問：爲什麼不用斧砍個冰洞呢？母親說他家太窮，沒斧子。我又問：那用石頭砸，也比靠體溫去融化更是辦法呀！母親答不上來，只好說你明白這王小有多麼孝就是了！而我們百思不得其解——倘河冰薄，怎麼樣都可以弄個洞；而堅厚，不待王小融化了河冰，自己豈不早就凍僵了，凍死了麼？……“孝”的文化，擯除其糟粕，其實或可折射出一部中國勞苦大衆的“父母史”。
姑且撇開一切產生於民間的關於“孝”的故事不論，舉凡從古至今的卓越人物、文化人物，他們悼念和懷想自己父母的詩歌、散文，便已洋洋大觀、舉不勝舉了。
電影《相愛相親》劇照
從一部書中讀到老舍先生《我的母親》，最後一段話，令我淚如泉涌——“生命是母親給我的。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血汗灌養的。我之能成爲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麼呢？心痛！心痛！”
季羨林先生在《我的母親》一文中寫道——“我這永久的悔就是：不該離開故鄉，離開母親。”我相信季先生這一位文化老人此一行文字的虔誠。箇中況味，除了季先生本人，誰又能深解呢？季先生的家是“魯西北一個極端貧困的村莊”。他的家更是“貧中之貧，真可以說是貧無立錐之地”。離家八年，成爲清華學子的他，突然接到母親去世的噩耗，趕回家鄉——“看到母親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季先生在文章的最後寫道——“古人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這話正應到我身上。我不忍想象母親臨終時思念愛子的情況：一想到，我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我真想一頭撞死在棺材上，隨母親於地下。我後悔，我真後悔，我千不該萬不該離開了母親……”
年近八十（季先生的文章寫於l994 年）、學貫中西的老學者，寫自己半個世紀前逝世的母親，竟如此地行行悲，字字淚，讓我們晚輩之人也只有“心痛！心痛！”了……
蕭乾先生寫母親的文章的最後一段是這樣的——“就在我領到第一個月工資那一天，媽媽含着我用自己勞動掙來的錢買的一點兒果汁，就與世長辭了。我哭天喊地，她想睜開眼皮再看我一眼，但她連那點兒力氣也沒有了。”
我想，摘錄至此，實際上也就回答了那位九十年代的女大學生的困惑和——詰問。我想，她大約是在較爲幸福甚至相當幸福的生活環境中長大的。她所感受到的人生的最初的壓力，目前而言恐怕僅只是高考前的學業壓力。她眼中的父母，大約也是人生較爲順達甚至相當順達的父母吧？她的父母對她的最大的操心，恐怕就是她的健康與否和她能否考上大學考上什麼樣的大學吧？當然，既爲父母，這操心還會延續下去，比如操心她大學畢業後的擇業，是否出國？嫁什麼人？洋人還是國人？……
不論時代發展多麼快，變化多麼巨大，有一樣事是人類永遠不太會變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爲父母者對兒女的愛心。操心即愛心的體現。哪怕被兒女認爲瑣細，討嫌，依然是愛心的體現——雖然我從來也不主張父母們如此。
電影《比海更深》劇照
但是從前的許多父母的人生是悲苦的。這悲苦清晰地印在從前的中國貧窮落後的底片上。
但是從前的兒女從這底片上眼睜睜地看到了父母人生的大悲大苦。從前的兒女誰個沒有靠了自己的人生努力而使父母過上幾天幸福日子的願望呢？
但是那壓在父母身上的貧窮與悲苦，非是從前的兒女們所能推得開的。
所以纔有老舍先生因自己的母親“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之永遠的內疚……
所以纔有季羨林先生“不該離開故鄉，不該離開母親”之永遠的悔；以及“真想一頭撞死在母親的棺木上，隨母親於地下”之大哭大慟；以及後來“一想到，就會心肝俱裂，眼淚盈眶”的哀思……
所以纔有蕭乾先生領到第一個月工資那一天，“媽媽含着用我自己勞動掙來的錢買的一點兒果汁，就與世長辭了”的辛酸一幕……
所以“子欲養而親不待”這一句中國話。往往令中國的許多兒女們“此恨綿綿無絕期”。
中國的“孝”的文化，何嘗不是中國的窮的歷史的一類註腳呢？
中國曆代許許多多，尤其近當代許許多多優秀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是從貧窮中脫胎出來的。他們誰不曾站在“孝”與知識追求的十字路口踟躕不前過呢？
是他們的在貧窮中愁苦無助的父母從背後推他們踏上了知識追求的路。他們的父母其實並不用“父母在，不遠遊”的“綱常”羈絆他們，也不要他們那麼多的“孝”，唯願他們是於國於民有作爲的人。否則，我們中國的近當代文化中，也就沒了季先生和老舍先生們了。中國的許多窮父母，爲中國拉扯了幾代知識者文化者精英。這一點，乃是中國文化史以及歷史的一大特色。豈是一個“孝”字所能了結的？！老舍先生《我的母親》一文最後四個字——“心痛！心痛！”道出了他們千種的內疚，萬般的悲愴，使讀了的後人，除默默地愀然，真的“還能再說什麼呢？”放眼今天之中國——貧窮依然在鄉村在城市四處咄咄逼人地存在着。今天仍有許許多多在貧窮中堅忍地自撐自熬的父母，從背後無怨無悔地推他們一步三回頭的兒女踏上求學成材之路。據統計，全國約有百萬貧困大學生。他們中不少人，將成爲我們民族未來的棟樑。
老舍先生的“心痛”，季羨林先生“永久的悔”，蕭乾先生欲說還休的傷感記憶，我想，恐怕今天和以後，也還是有許多兒女們要體驗的。
《生活時報》曾發表過一篇女博士悼念父親的文章。那是經我推薦的——她的父親病危了而囑千萬不要告訴她，因爲她正在千里外的北京準備博士答辯——待她趕回家，老父已逝……
朱德《母親的回憶》的最後一段話是——“使和母親同樣生活着（當然是貧苦的生活）的人能夠過一個快樂的生活，這就是我所能做的和我一定做的。”
只有使中國富強起來，才能達此大目標。只有使中國富強起來，中國曆代兒女們的孝心，纔不至於泡在那麼長久的悲愴和那麼哀痛的眼淚裡。
只有使中國富強起來，親情纔有大的前提是溫馨的天倫之樂；兒女們才能更理念地面對父母的生老病死；“孝”字纔不那般沉重，纔會是拿得起也放得下之事啊！
而我這個所謂文人，是爲那大目標做不了一絲一毫的貢獻的。能做的國人，爲了我們中國人以後的父母，努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