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國共在大陸最後一戰

戴笠（中左）陪同蔣介石（中右）檢閱重慶特警班。（摘自網路）

1946年戴笠墜機身亡後葬禮。（摘自網路）

戴笠（左）與小學生合影。（本報系資料照片）

1949，國共最後一戰

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確實常常是彼此都不明瞭的。他們彼此間也不願意隨便探問對方的身分，以免暴露了自己的身分。

當鄧、潘、劉、向到達彭縣後不久，他們的秘書人員便會同擬出了起義通電，鄧錫侯與潘文華對電文的措辭認爲很有不當的地方，需要再加修改，但劉文輝則認爲時間已遲，共軍不久就要進入成都了，再不把電報發出去，簡直就會不成爲起義。所以當鄧、潘還在表示要斟酌的時候，劉文輝就很堅決的說：「即刻把電報發了吧！還修改什麼？」這樣，這通電報才倉促地發了出來。

第二個插曲是列名問題，當時鄧錫侯有一位老部下跟隨在鄧的左右，他看見起義電報只有鄧、潘、劉、向4個人署名，他想自己若能署一個名豈不更好？於是他向鄧要求，鄧說可以。鄧素來圓滑，他說可以，原是不可靠的，鄧把他要署名的事告訴了當時的成都警備司令嚴嘯虎，嚴也即時聲請要署名，鄧也表示可以，這樣一來，要求署名的人就愈來愈多，變成了一大爭執，爭執無結果，最後才又決定其他的人都不署名；所以，大家都說鄧錫侯又玩了一次狡猾。

秘密組織身分難辨

在彭縣的另一件事是把一個真正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當成假冒，扣留了兩天。原來，有一箇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叫徐伯威，他原是戴笠（雨農）時代的軍統局雅安站站長，後來叛變了戴雨農，專在四川策動地方事變，因爲他與劉文輝的姪兒劉元瑄（師長），鄧錫侯部九十五師長謝德堪以及潘文華部一六四師長彭煥章是拜把弟兄，再加上重慶行轅及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工處長張元良是他的妹夫，所以他一直得到掩護；這些人只把他當成一個好亂成性的瘋子看，卻一點都不知道他是一箇中共地下特工人員。

當鄧、潘、劉、向等到了彭縣之後，徐也突然到了彭縣。他對彭縣駐軍師長謝德堪說他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員，鄧、劉等人應該與他連絡，謝對他表示，這需要向鄧請示後才能決定。

跟着，謝就去報告鄧，鄧就與左右商量，那時候，與鄧、劉等人有連繫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也到了彭縣，潛伏在成都的民盟、民革的重要分子也到了彭縣，當鄧把徐系共方人員特來連絡的話提出來之後，現任中共四川省人民政府民政廳長民革四川重要負責人劉伯承之老友邱翥雙就站起來說：徐伯威極不可靠，一個月前，我曾經在成都街上遇見他，我問他近來幹什麼？他很秘密的向我說在幹民革，我當時很詫異，因爲我自己就是民革四川省主要負責人，向來就沒有聽說他也在幹民革，我怕自己忽略，回去詳細查問，徐確實沒有幹民革。邱又繼續說：徐現在又來說他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員，一定不可靠，恐怕他是國民黨特務纔是真的。

於是大家莫衷一是，就去問駐在彭縣與鄧、潘、劉、向等連絡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胡春圃，胡春圃也不知道徐伯威與中共有關係，這樣，鄧、潘、劉、向等就決定把徐伯威扣留下來，直到兩天之後，中共川康特委會另一地下工作人員到達了彭縣，問明緣由，才證明他確實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員，並非冒牌，徐才被釋放出來。

根本說來，像徐伯威這樣事情的發生，在中共看來是並不稀奇的，不但不稀奇，而且還認爲是常事。因爲中共的組織，平常異常嚴密，在人事上，只有縱的關係，沒有橫的連繫，尤其是地下工作人員，所以，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確實常常是彼此都不明瞭的。他們彼此間也不願意隨便探問對方的身分，以免暴露了自己的身分，這也就是王纘緒總部與郭勳祺總部各有中共地下人員而又互相對峙的原因。

真正明瞭這些地下工作人員身分的只有中共中央組織部。因爲許多地下工作人員常常是從不相隸屬的許多部門中各自產生，所以他們之間，他們自己也是常常弄不清楚的，再者，中共有組織關係的地下工作人員與無組織關係而只有工作關係的地下工作人員，也有很大之差別，前者是黨的一員，而後者則只是黨的外圍工作人員而已。

地下活動無孔不入

中共的地下活動真像水銀似的。作爲川康最高軍事機關─川康綏靖公署，當然也不會沒有他們的滲入。而最厲害的，則是在滲入他們之中的，有的居然早已成爲川康綏靖主任鄧錫侯的心腹。

當郭勳祺準備由共區回四川，臨行時郭曾問劉伯承回川后如何工作。劉伯承告郭，回川后的一切可與韓百城商量，一切可聽韓百城的話。可見韓百城是一箇中共的高級地下人員。然而韓百城何許人呢？他是川康綏靖公署的一名高參。職位雖然不高，但一直是參與鄧錫侯一切機要的心腹，他與鄧錫侯的關係，不但鄧的一般幕僚不能與之相比，就是鄧部許多軍、師長也是不能與之相比的，因爲那些人只能站在自己崗位上執行自己的業務，而韓伯城則參與決策。

韓百城除了每天到川康綏靖公署辦公之外，他又在成都梓橦橋南街開了一家飯館。實際上，這不過是他掩護地下工作機關，飯店來往人多，通風報信非常方便，決不致像在家裡那樣引人注目。至於他與劉伯承的關係，來由已久，多年前，劉伯承在熊克武部下當中校團長時，韓百城就在一起當他少校團附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