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梅貽琦誕辰125週年：梅貽琦和清華傳統精神

本站教育頻道綜合訊 今天是20世紀中國偉大的教育家梅貽琦先生誕辰125週年紀念日。儘管他已經離世半個多世紀，但人們仍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紀念他、緬懷他。時光的流逝，並沒有洗淡人們對梅先生的印記。相反，人們對他的敬仰卻與日俱增。2012年5月16、17日，鳳凰衛視名嘴樑文道先生分別在兩期《開卷八分鐘》欄目中，借評價《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貽琦》（黃延復、鍾秀斌著，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之機，引導觀衆懷念梅先生。2012年8月，十集電視紀錄片《先生》亦有專集報道梅先生一生功業，引起觀衆熱烈反響，隨後該集內容又在CCTV科教頻道連續重播。2012年10月26-27日，臺灣清華大學舉辦梅貽琦校長逝世50週年紀念研討會，兩岸清華校長、雲南師大、廈門大學等高校首腦與梅貽琦教育思想研究學者近百人云集新竹，鹹懷梅先生之德風。

生前被尊稱爲寡言君子的梅先生，一生留下的文字和話語雖不多，但篇篇精彩，句句珠璣。“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有大師之謂也”，一語道盡教育真諦。而人們所知的《大學一解》，既是梅先生一生辦學經驗的結晶，更是現代大學教育理論的經典。與梅先生沉穩寡言性格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幾十年如一日，專心致志地服務清華，盡瘁教育，開創出“西土一千年，中邦三十載”的教育盛景，將本是落後生的中華民族教育帶進世界教育優秀生的行列，爲民族、爲時代培養了大量的傑出英才“蔚爲國用”，創造了中國高等教育的奇蹟。

在梅貽琦先生誕辰125週年之際，我們緬懷他山高水長的行誼風範，感激他曾經爲民族、爲社會、爲時代帶來的斯文。感激之餘，人們也許會思索，梅先生掌校清華17載（1931～1948年），正是社會動盪、民族危急的苦難歲月，但同時又是清華大師雲集、英才輩出的黃金時代，他究竟給清華帶來什麼？或者說，梅先生給清華留下了什麼？

2011年清華大學百年校慶，激起了人們回溯清華歷史的興趣，探尋清華精神的熱情。百年清華留下的物質財富，碩果累累，光彩奪目。而無形的精神財富更是讓人心曠神怡，心嚮往之。

誠如已故清華大學資深校史學者、被媒體譽爲清華傳統精神守護者的黃延復先生所指出，清華百年與國運緊密相聯，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傳統精神，歸納起來主要有三條，即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東西文化，薈萃一堂。在這些傳統精神的照耀下，百年清華纔會呈現出大師雲集和英才輩出的盛世局面，爲中華民族繼承和創造了彌足珍貴的文化財富。

在積累和創造這筆文化財富的衆多傑出清華人中，被譽爲清華終身校長的梅先生堪稱貢獻最大，弘揚和實踐清華傳統精神最力，影響最深。但他因爲66年前毅然離開被他稱爲“生斯長斯，吾愛吾廬”的清華園，而常常被一些不明真相的後人不經意或者刻意淡忘。不過，在成千上萬人心目中（尤其是清華校友），梅貽琦就是清華，清華就是梅貽琦。

在北京清華建校的103年曆史上，共出現21位校長（其中20世紀50年代初馮友蘭和葉企孫兩位先生代理主持校務）。瞭解清華歷史的人大都知道，早年清華因爲行政隸屬關係複雜，再加國運艱難，社會動盪，清華校長難當，長則三五年，短則一兩年，其中任期最短的只有兩個月。但是，梅貽琦先生自1909年被遴選爲首屆庚款留美生後，就與清華結緣。1915年起擔任清華教職，一生服務清華長達47年（北京清華大學和新竹清華大學），擔任校長31年【其中北京清華大學17年（1931-1948），旅居海外保管清華庚款基金6年（1949-1955），創辦新竹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7年（1955-1962）】。

梅先生早年是著名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的高足，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南開學校。1909年他考上庚子賠款清華第一期赴美留學生（在參加考試的630名考生中名列第6，該屆共招錄47名留美生），進入麻省伍斯特理工學院(WPI)攻讀電機工程專業，1915年畢業回國，半年後在清華學校擔任物理學教授，1926年任清華學校教務長，1928年清華學校改爲國立清華大學後，他於1931年12月就任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直至1948年12月離開北京，1949年底去美國管理清華庚款基金，資助華人學者完成學業和研究事業。1955年底，他應邀赴臺灣創辦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新竹清華大學前身），直至1962年生命最後一刻。

就其教育成就而言，梅貽琦先生開創了清華大學的黃金時代，主導了西南聯合大學奇蹟，使中國的高等教育昂然跨入世界先進水平。他領導的清華和西南聯大爲世界貢獻了李政道、楊振寧、李遠哲三名諾貝爾獎獲得者，爲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培養了14位“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共23位），涌現出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吳有訓、葉企孫、顧毓琇、陳岱孫、陳省身、錢鍾書、華羅庚、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等一位位學貫中西、文理兼通的學術大師。

梅貽琦先生那些卓越的、先進的教育思想穿越時空，依然在今天世界發出耀眼的光芒。他1931年前就任清華大學校長時所倡導的“大師論”，早就響亮地回答了他的學生錢學森先生提出的人才世紀疑問和溫家寶前總理大師難再之感嘆。他倡導學術自由，鼓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推行教授治校方略，使清華校政井然有序，無爲而治；他雖身爲國民黨中央委員，卻從未在治校中倡導黨義，而是以人格教育和通才教育理念來指導辦學；他獻身教育，熱愛清華，生斯長斯，心中從未離開過清華（即使晚年不得已再創新竹清華，可他在世時，新竹清華僅是一個原子科學研究所，因爲他心目中的清華，永遠是北京的清華園）；他人品高貴，清廉儉樸，雖身居高位，卻清貧如洗，太太擺過地攤，打過短工，甚至獨生兒子眼鏡丟失都無力配付新的。

梅貽琦先生以大師論、通才教育、自由學術和教授治校的教育思想和忠誠無私、剛毅仁愛、沉默寡言、由賢而聖的人格魅力，奠定清華大學的靈魂，完美詮釋清華精神，使清華大學在短短十幾年時間，取得巨大成就，爲中華民族培養了大量奠基性的棟樑之才（據統計，1955～1980年3次遴選出中國科學院473位學部委員中，有194位約41%出身自梅貽琦時代的清華校友）。

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八個字最初源自《周易》中乾、坤二卦的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1914年冬，梁啓超先生應邀在時爲清華學堂的學子們發表《君子》演說，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字相贈，激勵清華學人奮發圖強，涵養德行，以便“異日出膺大任，挽既倒之狂瀾”。

隨後，清華即以此八字作爲校訓，製圖制徽，一直流傳，演繹成清華傳統精神的重要組成。

作爲寡言君子的梅先生，以無言的身教體現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他出身於沒落的書香之家，所處的時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爲艱難複雜的局面，早年清朝傾倒，軍閥割據，內亂不已；中年日寇進犯，民族危殆；晚年國共對峙，戰火紛飛。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人如果信念不堅定，追求不執着，缺乏自強自立的奮鬥精神，絕不可能練就服務社會、報效民族的工作能力；如果不能數十年如一日地修養品行，鑄造高尚人格，絕不可能坦然直接面對現實，淡然處之，終始保持一顆赤子之心。

在日寇大舉進犯的抗戰初期，梅先生領導着清華大學先是從北京城遷到長沙。還沒站穩腳根，就不得不從炮火紛飛中繼續南遷到西南邊陲，最後暫時穩定在昆明，與北大、南開兩所風格迥異、規模不一的大學，合組西南聯大。戰時物質條件的艱苦，遠遠超出了我們現在人的想象，斯文的教授和活潑的學子們常常爲吃口飯而發愁，許多教授和學生不得不到當地中學去兼課，教授夫人們則擺起小攤，以取得額外的收入來彌補日常生活。聞一多教授以篆刻圖章爲副業，梅貽琦夫人則常常擺攤賣小糕點濟貧。

在最基本的生存都成爲問題的情況下，梅先生作爲三校的核心領導人，卻以高超的領導才能和高尚的品德，贏得師生們的廣泛信任，學者同舟共濟，學生忘我求學，八年時光，三校師生“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先後爲民族復興事業輸送兩千多名傑出人才，爲抗戰前線輸送八百多名優秀的從軍學生。西南聯大學子們卓越的成就，書寫着世界高等教育傳奇。而這傳奇的背後，與梅先生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卻是息息相關的。

1940年9月，在昆明的清華師生和校友爲梅貽琦先生服務母校25週年舉行了一次公祝會。當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特送“育材興邦”四字匾額，以資嘉獎。而梅先生的美國母校伍斯特理工學院破例允許他缺席授予名譽博士學位（該校原本早在五年前就決定授予梅先生名譽博士學位以表彰他畢業後做出的卓越成就，但規定必須本人親自蒞校受領榮譽學位。梅先生數度以“校務正忙，且時局不靖，未便遠離，遂即復謝”）。在各界名流致辭祝賀之後，梅先生謙遜而真誠地答謝：“……方纔承龔先生（即龔仲鈞，時爲雲南省教育廳廳長）勉勵，再爲清華服務25年。如‘天假之年’，本人固然很願做。但是即使我能活到七八十歲，在這以後的廿餘年，未必還能有大用處，那麼愛清華的人，必不願以老朽累清華。不過，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飄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他的責任，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我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停，到那時我們把這船好好地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敢告無罪’。”梅先生行勝於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在他的不言身教中，潤物無聲，芳澤遠播，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清華人。

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梅先生能夠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做出在今看來堪稱奇蹟的教育成就來，離不開他一生堅守的信條——“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十個字出自文史大師陳寅恪先生之筆。1929年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自沉昆明湖逝世兩週年，清華大學樹立王國維先生紀念碑以資紀念，陳寅恪先生撰寫了一篇著名的紀念碑文，揭示出教書育人事業中萬世不變的哲理：“……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文中“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石破天驚，成爲知識分子精神追求的明燈。

梅先生從事教育的一生，實際上是服膺和實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生。他在長年的辦學生涯中，一直堅持自由學術信念，使教育不受時勢、政黨或政局所左右，展現出獨立精神的強大力量。據清華大學歷史學家、哲學家何兆武先生回憶，他在西南聯大求學七年間，儘管梅貽琦校長當時身爲國民黨中央委員，但他從未在治校中倡導黨義，而是以通才教育和學術自由理念來指導辦學。

事實上，梅先生也多次在日記中流露出對自由學術的嚮往。1945年10月28日，抗戰勝利不久，而國共紛爭潛流涌起，他在日記中寫道：“……蓋倘國共問題不得解決，則校內師生意見更將分歧，而負責者欲於此情況中維持局面，實大難事。民主自由果將如何解釋？學術自由又將如何保持？使人憂惶！深盼短期內得有解決，否則非但數月之內，數年之內將無真正教育可言也！”

同年11月5日日記：“……餘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對於校局，則以爲應追隨蔡孑民先生相容幷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爲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爲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

上述兩則前後僅相差7天的日記，都提到學術自由與教育發展的重要關係。在梅先生看來，學術自由，就是必須要有不受時局所左右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否則教育就是空談。

在捍衛清華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方面，梅先生無疑爲教育家們做出了榜樣。儘管作爲名校長，他不得不“遵命”加入國民黨，並被擢拔爲中央委員；在不損害學術研究質量的情況下，清華各種研究所研究的主要項目基本上都與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需要相一致，而這恰恰是梅貽琦教育思想光輝所在，因地制宜，知行合一，學以致用，編織戰時學校教育與國家需要之間的緊密紐帶，不僅塑造學生愛國精神，而且培養學生服務社會的能力。而在教育方針、課程安排、民主治校、學術自由等方面，梅貽琦堅決和師生一道進行必要的鬥爭和抵制。

西南聯大創立不久，他就按照抗戰前清華教授治校的民主模式，建立了西南聯大教授會和校務會議的組織（西南聯大沒設評議會，但在清華辦事處系統則恢復了評議會）。1941年，以他爲主席的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曾公開要求國民政府教育部“在奉行部令中予該校以參酌舊例之餘地”。對於國民黨當局迫害參加學潮的師生的種種做法，他堅決予以抵制。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回憶說：“從表面上看來，聯大成爲國民黨完全統治的學校了，其實不然，據我所知，聯大還是照原有的傳統辦事。聯大沒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請或解聘教授，沒有因政治的原因錄取或開除學生，沒有因政治原因干涉學術工作。”

1944年，國民黨政府當局曾多次暗示西南聯大解聘聞一多等思想激進的教授，梅先生根本不予理睬。一些由當時教育部制訂的教學上的規章制度，也由於廣大師生的抵制和反對，有些流於形式，有些“變通執行”。與其他學校相比，西南聯大始終保持爲一所民主自由空氣較濃的學府。特別是後期，西南聯大發展成爲“民主堡壘”，一方面得益於梅先生的開明思想，另一方面更是他一貫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必然結果。

當然，最體現梅先生自由思想與獨立精神的，莫過於1948年12月底他毅然離開被他自稱爲“生斯長斯，吾愛吾廬”的清華園。一直到現在，還有一些不明白的人誤解梅先生當年是投奔蔣中正先生去臺灣的，甚至將其渲染爲他的“歷史污點”。但現存的史料，無一不表明，梅先生是在追求理想，爲了清華，爲了奔向他心中最神聖的教育事業。如果讀者多瞭解梅先生，就會感受到一個聖潔靈魂的崇高。事實上，他離開北京清華並沒有直接去臺灣，而是去美國保管清華庚款，並資助旅美華人學者。直到1955年底，當他感到在大陸辦學無望了，才應邀回臺創辦新竹清華。歷史從來不容假設，但是人們可以從史實中獲得面對未來的智慧。兩年前，91高齡的歷史學家何兆武先生說：“梅先生還是走的好，否則，他不可能做出什麼成績。他在臺灣創辦新竹清華大學，實際上是原子科學研究所，短短的幾年時間，就培養出李遠哲這位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他對清華貢獻很大，許多大學者都是他當校長時培養出來的。臺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在臺灣辦教育，也是爲中國做貢獻。”看看當年清華留下的那些大學者葉企孫、潘光旦、陳寅恪等大學者的悲慘晚景（不僅學術無所建樹，而且遭受非人待遇），就能知道梅先生的出走是何等英明，他晚年能夠在臺灣繼續從教，爲中華民族傳承文脈。

三、東西文化，薈萃一堂

“東西文化，薈萃一堂”是清華校歌中的一句。百年清華，就是一部東西文化合奏的交響曲，作爲清華傳統精神的重要內容，東西文化，薈萃一堂，鍛造出清華的許多榮光。

清華初期，正是中國現代教育啓蒙時期，作爲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外籍師資佔據了優勢，雖然許多外籍師資並非一流學者，但他們卻傳播着西方現代文明。隨着留美學子們完成學業相繼回國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清華，已經擁有許多接受過海外良好教育的一流學者，陳寅恪、馮友蘭、聞一多、葉企孫、吳有訓、潘光旦、熊慶來、張子高、陳岱孫、顧毓琇等一大批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教授，他們既有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根基，又有精湛的西方科學知識，繼續在清華演繹着東西文化，薈萃一堂的盛景。

作爲清華學者的優秀代表，梅先生1909年赴美留學，1914年畢業，1915年秋應聘清華，教授物理學。1921～1922年再度赴美留學，並考察歐洲教育。

據曾擔任清華大學教務長吳澤霖教授回憶：“清華初期，有一個基督教青年會的組織，爲了弘揚基督教教義和幫助學生提高英語閱讀能力，它組織了許多課外‘查經班’，讀英文聖經，學生是自願參加，一些中外教師被聘擔任指導，每班不超過十人，每週聚讀一兩次。梅先生是基督教徒，也被邀指導一個班，我和潘光旦都參加了他的班，聖經是用古英文譯的，梅先生不是專攻英國文學的，在輔導閱讀時不無困難。我們在閱讀時所以尚能順利理解，顯然是梅先生事前費時推敲的結果。”晚年在臺灣創辦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爲解決師資短缺困難，他雖年近古稀，校務和社會公務繁多，但仍兼任研究生專業英語課程教師。

具有文理兼通，中西兼具的學識，在梅先生那一代學者當中並不多見。而要使一個學校有規模地形成東西文化，薈萃一堂的局面，顯然更爲困難。不過，正是這些常人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卻往往成爲梅先生事業的亮點。在他領導下的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一方面不拘一格地引進留學海外、學有所成的華人學者，使得學貫中西的大師雲集清華；另一方面，聘請世界一流的國外學者來任職。清華延聘國外學者來華講學，派遣大學和研究院畢業生出國深造，開展國際學術交流，是梅先生辦學的主要方針之一。當時清華利用各種渠道，不惜一切代價地羅致世界第一流學者來校講學。1934年，清華設立航空講座時，梅邀請美國加州大學航空工程系德籍教授馮卡門(Th.Von Karman)任教，後因馮回國不能來華，他積極設法請來美國空氣動力學專家華敦德博士(Dr. F. L.Wattendorf)來清華授課。經馮介紹，華敦德博士1936年2月到清華擔任航空講座教授，負責指導設計清華校內以及後來在南昌建造的兩個風洞（後者也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風洞之一）。他的求實精神和精湛的技術，給當時的清華師生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1935年，美國控制論創始人維納(N. Weiner)到校任教，1936年世界數學會副會長、法國數學家哈達瑪教授(J. Hadamart)到校時，已是七十高齡，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來華講學的法國科學院院士。

早期清華大學實行教師定期出國研究，並通過出席國際會議、出國講學等方式促進國內外的學術交流。據統計，抗戰前清華先後出國休假的教授約70人。有的著名教授應邀出國講學或出席國際會議。如薩本棟教授對於應用向量及能量子電路論研究甚多，甚爲國外同行所注意。20世紀30年代中，美國電機工程學會曾對此問題專門召開討論會，確認薩本棟之研究結果已居領先地位。於是薩先生在出國休假期間，先後分別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和耶魯大學邀往講演。同一時期，清華物理系主任吳有訓教授被德國自然科學院選爲會員；袁復禮教授在西北地理考察中發現恐龍化石，被瑞典君主贈與“北極星勳章”一枚。

在廣泛禮聘和向外派遣學者的同時，清華十分注意選派學生以及青年教師出國留學、進修或參加研究工作。自1911～1929年，共派出遊美預備部學生1,279人。1929年，清華研究院成立，即隨時注意選送留學生。1933年，中華民國教育部令清華招送留美公費生，由清華組織自行考選，每屆25人，至1937年止，總共派出留美公費生93名，其中學習理工科的64名，約佔2/3。這一時期，清華還向英、德、意、波蘭等國派遣留學生若干名，同時先後接納了美、英、德、日等國的留學生二十多人。

學術不分東西。梅先生將清華開放包容、自由學術的胸襟發揚光大，歷史證明，他掌校時期倡導對外開放，聘請國外著名專家學者來校任教或講學，是使清華較快接近世界科學技術前沿、有效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學質量的重大舉措。當時清華不僅吸取了許多新的科學技術知識，而且從實驗設備到圖書數據，從課程計劃到教科書，都學到了很多先進有益的東西。清華國際學術交流的成就，爲我國近代國際學術交流事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百年來，清華以梅先生爲代表的一代代先賢和學人們通過教書育人的實踐，不斷地豐富着清華精神的內涵，塑造了清華靈魂，奠定了清華校格。這些精神具有普世性，已經不僅僅屬於清華、屬於教育、屬於民族，也是屬於全人類。人類教育歷史已經證明，哪個學校擁有這些精神，哪個學校將會迎來大師雲集、英才輩出的輝煌歲月。

梅先生雖然已經離開我們半個世紀了，但他留給清華、留給教育、留給民族的這些精神財富，它們的影響將是深遠而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