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疫情下，我爲什麼不回國？

採寫 | 孟倩、彭麗慧

編輯 | 章劍鋒、蕭陽

出品 | 本站科技《後廠村7號》

歲月靜好，奈何被病毒打破。

陽春三月，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3月20日，湖北新增確認病例連續兩天爲零。海外疫情卻呈蔓延之勢，截至到3月20日，海外累計確診人數超過了15.9萬，當日新增超過2萬例。

身在海外的華人們，一個多月前爲國內的親人們憂慮焦心，而現在，自己得去面對新冠肺炎陰影下的生活。本站科技《後廠村7號》，對話在美國、意大利、法國等國家生活的華人，不同的抗疫故事，共同的心願。

美國

▍紐約：去了趟醫院，她被嚇壞了

四個月後，李天的第二個孩子將會在紐約出生。

不久前的一天，李天前往紐約最大的醫院NYP（紐約長老會醫院）產檢，她發現偌大的醫院，除了她一個人之外，幾乎沒有其他人戴口罩。

“醫護人員肯定會大批量感染”。從醫院出來後，李天驚魂未定，並做出了這樣的判斷。

李天告訴本站科技《後廠村7號》記者，她當時和婦產科醫生聊過，發現醫生一點也不擔心，“他覺得沒有證據證明孕婦是一個高風險感染人羣，何況，你得了這個病（新冠肺炎）也不會死。”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實時數據顯示，3月20日，紐約州新冠肺炎患者確診人數已經超過7000例，成爲美國疫情最爲嚴重的一個州。

李天和丈夫都在隸屬於哥倫比亞大學的實驗室工作，實驗室位於忙碌而擁擠的紐約曼哈頓島。

3月初，李天產檢的紐約長老會醫院就向哥倫比亞大學下屬所有實驗室發了郵件，希望得到口罩支援。這家醫院無論從醫療水平還是從醫療規模上來說，在紐約排名第一，全美排名第五。

李天夫妻，一位是博士，一位是博士後，來美國已經7年了，他們沒有想到，一個月之前還在爲湖北親人憂慮焦心，一個月後自己卻在紐約陷於“水深火熱”。

今年1月22日，李天丈夫的叔叔在武漢封城前回到孝感家中，感染了家中四口人，有一人去世。

整個春節期間，李天和丈夫都在爲國內的家人擔心，每天給家人打電話問情況如何。他們的感受是，“這個病就好像打遊戲，直接被團滅了。一個人感染，家裡基本所有人都被傳染上了。”

當李天向美國醫生講到遠在中國的親人因肺炎去世，醫生只是問她，患者是不是老年人或者有基礎疾病。醫生告訴她，這個病和美國的流感一樣，不是什麼大事。“人人都得過流感”。

李天瞭解到的是，在美國醫生甚至大部分民衆的認知裡，新冠肺炎只對老年人或者有基礎疾病的人才造成較大危害，對年輕人是沒有什麼致死風險的。即便得病了，只要吃點藥，在家休息一下，就會康復了。

前幾天，李天一家去costco囤糧，發現超市裡人山人海。而另一個現象是，美國全國包括紐約也在大規模關閉學校和公共場所。“美國人也已經瘋了。我們住的地方每天一兩百病例往上升，誰不害怕。”

李天的住處位於新澤西州，這裡遠離城市喧囂，沒有紐約那麼大的人口密度，周圍都是相熟的鄰居，除了去超市不會接觸太多人，這種情況相對來說讓李天踏實一點。但李天也擔心，疫情之下美國社會有可能發生動盪。

“只要你不出去，你就不會被感染，但是前提是不發生暴動，比如說紐約，無業遊民比較多，持槍的人也比較多，如果住在比較亂的社區裡，那可能會有危險的。”

從新澤西到曼哈頓，僅一河之隔，路程不到十公里。李天曾經嘗試過走路去上班，全程超過了一小時。

這對已經懷孕六個月的她着實有些吃力。李天只能戴好口罩，繼續去坐校車。

李天發現，最近坐校車的人越來越少了，很多時候都坐不滿，不過戴口罩的依舊只有華人，美國人還是在校車上不停說話，唾沫橫飛。基於這種種觀感，李天的一個直覺是，“美國不是一個防患於未然的地方。”

在李天隔壁實驗室工作的公派訪學博士郝雲，在經歷了更爲複雜的心理鬥爭後，很快就放棄了回國的決定。

半個月前，“紐約淪陷了，第二例就在我們實驗室對面的醫院裡”，這則消息在郝雲的微信羣裡流傳，讓她有些驚慌。

隨之而來更令她不安的是，身邊人都在談論，接診新冠肺炎患者的護士和醫生卻都沒有戴口罩。

四個月後，郝雲的訪學項目將到期，突如其來的疫情擾亂了她的計劃。她每日關注着紐約疫情發展的動向，當看到新增的病患數字達到100例之後，她果斷地訂了飛機票。她覺得紐約的人口規模和密度與中國的武漢太接近了。

目前，一張飛回國內的機票，已經炒到了幾萬，訂不到票的人有花十幾萬包私人飛機回國。本來，郝雲十分幸運地只花了四千多塊錢，訂好了3月21日的機票回北京。最後卻被告知，因是公派留學生，在項目未終止前不可以提前回國。如果要提前回國，必須得到美國校方、國內校方以及留學基金委的同意。

在聯繫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後，郝雲擔心自己現在飛回國內，如果在項目到期之前美國並不能解除對曾到訪中國大陸的外國人的禁令，屆時她將無法入境，還會面臨高達幾十萬的項目違約賠償。

郝雲無奈之下只好退掉四千塊錢的機票，留在紐約。

幸運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已經發布郵件關閉所有實驗室，郝雲從本週四開始不需要再去實驗室，她的內心稍稍安定了一些。但她眼下面臨的困境是：只剩下三四個口罩，戴口罩外出囤糧擔心被附近黑人揍一頓。

郝雲說，即便紐約關閉了絕大多數公共場所，大街上依然是有很多人，他們都沒戴口罩。“他們真得覺得這只是和 flu（流感）一樣。”

和郝雲一樣，李天也不是沒有考慮過回國，但除了拖家帶口不方便，她也擔心大家一窩蜂都往中國跑，會不會在歸途中也出發生感染，“有的人可能是得了病，飛機一坐十幾個小時，在密閉空間裡傳染性更大，我覺得在美國待着還是安全一些。”

李天雖然對美國政府表現出來的磨磨蹭蹭、反應很慢多有不滿，但她內心也抱有一線樂觀，認爲只要所有公共場所關閉之後，該感染的人都感染了，隨着天氣回暖，加之民衆重視程度也在提升，不會像中國出現的死亡率那麼高，這樣一來，美國也可能不會發生醫療擠兌。

▍西雅圖&硅谷：希望峰值來得晚一點，平緩一點

1月22日，美國確認的首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就在 Bill所在的西雅圖地區。知道這個消息後，他在朋友圈裡發了三個驚恐的表情。

但他發現，美國人基本上沒把新冠肺炎當作一回事。3月8日西雅圖足球賽照常舉行，3萬球迷涌進球場，戴口罩的寥寥可數。

現在西雅圖和紐約一樣，成爲了美國疫情的重災區，確診患者超過1000人。時間進入3月份，這個數字每天都在刷新。

Bill 來自中國的安徽省，2003年到美國讀計算機碩士，之後加入微軟、亞馬遜等公司當軟件工程師。後來創立了 AI Camp，是一家面向 AI 領域的教育和培訓創業公司。

疫情對他和他的公司產生了具體的衝擊。

往年，從1月份開始，AI Camp 會組織各種線下的培訓、AI 相關的論壇等。疫情開始後，這些會議不得不宣佈取消，退票的費用、贊助商的費用等等都是很大的一筆損失。

在2月初，Bill 還覺得新冠肺炎沒什麼大礙，整天在忙碌地準備、討論、做推廣活動，但到了3月6日，Bill 不得不寫了十幾封通知郵件，取消三四月份將要在全球舉辦的十幾個會議和活動。

Bill 手裡還有兩個6、7月份要舉辦的會議，現在也處於停滯狀態，之前他覺得按時舉辦沒問題。甚至在三月初的時候，他還覺得4月份會議能正常舉辦，但隨着疫情的發展，他發現自己把情況想得太樂觀了。

不過在 Bill 看來，這說不定是公司轉型的一個機會。

“隨着檢測的普及，確診病例的數量估計在後面幾天會大幅度上升。” Bill 對《後廠村7號》記者說，他的公司正在進行業務模式的調整，要把線下的活動往線上轉移。

他希望，“這次疫情能夠轉化成一個機會。”

從三月初開始，蘋果、谷歌、Facebook 等大部分硅谷科技公司的員工都開始在家辦公。在硅谷某家科技巨頭公司就職的王磊也不例外，每天只有接送孩子上學纔出門，其他時間都呆在家裡。

正常情況下，每週王磊都會約上幾個華人朋友一起去中餐館大吃一頓，但自從美國出現疫情後，他已經自覺地不出去吃飯了。

12年前，王磊從國內到美國硅谷來工作，加入一家全球頂級的科技巨頭公司。在這裡，他完成了結婚、生子這兩件人生大事。在他看來，自己算是第1代移民，文化融入還是有一定的問題。

就像是戴口罩這一行爲，王磊的太太只有去超市買東西的時候纔會戴。這讓他們自己都感到“比較突兀。”

在宣傳上，美國官方媒體建議民衆不用戴口罩，只要保持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勤洗手，不要用手摸眼睛和鼻子就行，認爲應該把口罩留給真正有需要的病人和醫務人員。

Bill 知道很多華人囤了挺多的口罩，但他並沒有。在他看來，口罩買不到，政府也沒有建議要戴，再加上 Bill 的太太是從事生物製藥的研究人員，她給 Bill 傳達的觀點是“根本不用戴口罩”。所以 Bill 站在不用戴口罩這一方。

看到加州確診患者數字在快速增長，身爲兩個孩子父親的王磊很是焦慮。3月12號起，身在硅谷的王磊決定讓孩子請假不去上學。

“大人可以自我保護，小朋友就不一定了，學校裡有一個感染，全校都要遭殃。”王磊擔心聚集性感染髮生，他和很多孩子的父母一樣，也加入硅谷的家長羣裡，積極討論是否關閉學校。

當天（3月12日），王磊所在的學區的學校宣佈全部停課三週，這讓他長舒一口氣。

硅谷地區的政府也發佈了一些指導性意見，如禁止100人以上規模的聚會，不建議進行35人以上的集會和 part。

在王磊看來，美國人神經大條的地方，在於之前對疫情完全不 care，該幹嘛就幹嘛，各種體育活動照常進行。直到3月13日下午，特朗普宣佈美國因疫情進入“緊急狀態”，纔開始有點重視。每個州也相繼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身在西雅圖的 Bill 說，美國政府做很多事情都要經過冗長的流程與步驟，行事也注重依據，因此影響到效率。不過一旦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政府就很果斷了，情況又不一樣。如，學校從上週五宣佈停課六個星期；紐約、洛杉磯、西雅圖（華盛頓州）幾乎同時宣佈關閉所有的餐館、酒吧、夜店等娛樂場所。

3月20日，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計數據顯示，美國新冠肺炎患者人數一夜之間激增5000例。這個發展速度比 Bill 等人的預計稍快，“3月13日的時候，數據模型分析美國感染數量應該在一萬到四萬之間，高峰大概一個星期到兩個星期才能到來，但今天的最新數據顯示已經14250例了。”

“在剛剛，加州宣佈全州隔離。三四天前還只是舊金山硅谷這一帶隔離。”Bill 向《後廠村7號》感嘆，“這個（新冠病毒）發展太快了。”

疫情持續蔓延下，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感受到了危險。

西雅圖街上幾乎沒有人了。週五上午的亞馬遜總部周圍，本是西雅圖最繁華、最繁忙的地方。一個流動的賣咖啡的車，正常情況下兩個小時至少有好幾千美元的收入，但 Bill 瞭解到，上個星期五，這輛咖啡車只有不到兩百塊的收入。

此外，米麪等生活必需品變得非常緊缺，在看到很多人開始囤物資後，Bill 也和妻子一起去超市搶購，兩人剛走到超市口就看到裡面人流爆滿，不得不第二天再去。

“第二天去的時候，超市也沒有什麼東西了，我們就買了一些水和乾糧。”不過 Bill 表示，這兩天再去的時候，很多東西又開始有了，兩人也趕緊開始囤物資。

沒幾天（3月16日），紐約、洛杉磯西雅圖（華盛頓州）幾乎同時宣佈關閉所有的餐館、酒吧、夜店影劇院、娛樂場所。

Bill 推測說，儘可能讓峰值來晚一點，平緩一點，控制在醫院能夠處理的水平之內，不會出現意大利類似的情況。這可能是美國政府方面採取措施的邏輯和動機。

Bill 看到的情況是，中國國內的報道很多都是關注“加緊研製疫苗”，或者“怎麼去抗擊疫情”，很少能看到比較中肯的數據分析、數據模型的報道。美國不一樣，他們往往在決策時注重數據分析，“這些預測的模型，它可能不能解決實際問題，但優化資源，勁往哪使，還是有很大的指導作用。”

如果美國進入大規模爆發期，王磊擔心美國的醫療資源是否足夠用。

他看到現在美國的做法是收編賓館作爲收治病人的地方，另外也在建類似於中國武漢方艙醫院的處所，王磊家附近的醫院門口已經在搭建簡易帳篷。

王磊說，“中國的效率可能會更高一點，大家根據指揮，萬衆一心做一件事情，美國相對來說是比較鬆散的。”

法國：

“我要好好享受我的生活”

“人的恐慌是最嚇人的。”周然在法國生活超過十年，是一名自由職業者，她觀察到，自己身邊的中國女性朋友這段時間和法國男朋友頻繁吵架，就因爲戴不戴口罩，“法國人沒有經歷過這個病，很多人是無所謂的樣子”。

周然身邊的一些華人朋友負面情緒很嚴重，有些人覺得“疫情越來越嚴重，法國非得變成意大利”，還有人感覺“在法國無依無靠只能等死”，甚至有人會說“要死就一起死吧”。

目前，她還在正常上班。她的媽媽對她說，給她打幾萬塊人民幣，勸她就呆在家裡，周然說，“我在法國這樣做很神經”。

周然相信，法國不可能因爲疫情而宣佈停擺犧牲掉經濟，“我自己也不可能因爲疫情在家呆着，如果這樣做那我很有可能就要失去那份工作了”。

法國目前已經宣佈關閉了全國的學校，也制定了一些嚴格的措施來應對疫情，但是建議所有人不出門在家辦公，或者出門戴口罩等做法，周然認爲不符合法國國情，很難實現。她也不認爲法國政府能管住所有人，如果過於強硬，法國社會可能就要發生遊行暴亂了。

據周然說，法國政府目前的宣傳導向是勤洗手，藥店的免洗洗手液因此被瘋搶一空。和口罩不一樣的是，國家對這些洗手液是有限價的，不能超過3歐元，而且很多店都開始教大家如何做洗手液了。周然也在朋友圈曬自己製作的洗手液。

得知意大利的情況後，周然也開始戴口罩了，儘管不好意思，出門總被人偷看。

在西方人的習慣認知中，口罩是屬於病人的專用防護物品。目前任何人在法國買口罩必須有醫生開的處方，證明是感冒或者生病需要購買口罩。

在藥妝店工作的周然說，“法國其實並沒有足夠的口罩給人們戴了，必須要保證前線的醫生有口罩，然後是病人及病人家屬有口罩，這樣的政策在法國人看來比較科學，能夠控制病毒的蔓延。”

最開始，一盒50個醫用口罩，從12-13歐元慢慢漲到了25歐，甚至被炒到了50歐，更有賣到了100歐。“網上目前還能買到口罩，只是特別貴，並且買到的口罩可能是囤積了幾十年的舊貨，你並不知道這些口罩來源”。法國也有那種“發國難財”的人，周然看到朋友圈有人在賣口罩，發現是個華人，一個口罩賣5歐元，一盒賣100歐元，並且只收現金。她對此感到非常痛恨。

周然並不接受身邊朋友的悲觀情緒，她更傾向於調整好心態，順其自然地把生活繼續下去，很多朋友想回國，周然卻從來沒有這種念頭。”我把能做的都做了，喝維C，吃蜂王漿，增強免疫力，買了幾十個口罩。”

她覺得回國也是給國內添麻煩，還要進行14天隔離，”你不知道跟什麼人關一起，說不定就交叉感染上了。在這邊得了，撐死了就治一治嘛。”

她對《後廠村7號》記者說，法國懶懶散散、舒舒服服的生活環境更適宜她，她不願意像國內人那樣，爲了賺很多錢而拼搏。

“對我來講，我要求的生活是精神超過物質，我在這邊生活，心態上是更輕鬆的。法國人的生活理念就是活一天算一天，我要好好享受我的生活，在看待生死的問題上也和中國人不太一樣。”周然說。

意大利：

“中國來了，大家就吃了定心丸”

“意大利現在只能聽到兩種聲音，一種是救護車的聲音，一種是警車的聲音。”

張盛家窗外的兩條街都沒什麼人，旁邊的寫字樓也空了。

2月初，張盛從德國回到意大利之後，通過護士朋友買了一些口罩，那時候他猜測意大利人應該知道疫情正在發生，因爲口罩幾乎沒有了。

張盛是一名畫家，他生活在意大利的十年裡， “小政府大社會”是他對意大利社會最深刻的體驗。意大利個人主義盛行，人們更熱衷於玩樂。

和其他西方國家社會相似，他發現意大利人和華人羣體對疫情的關注度簡直是天壤之別。

最開始，大部分意大利人還在吃喝玩樂，他們並不怎麼關心疫情的消息。

公共場所循環播放的意大利新聞中，總有一些醫生和科學家給公衆講，“不需要戴口罩”。

張盛不敢公開戴口罩，他知道自己一旦戴了口罩必定遭受歧視。於是他戴了一層圍巾把口罩擋住。

賈磊在六個月前來到意大利進行短期的項目學習，他的學校位於意大利中部名叫佩魯賈的城市，這座城市是一座山城，相比於米蘭、羅馬這些城市並不大，但有着一樣的熱鬧。

就在三月初，在佩魯賈的城市廣場中心還有一場熱鬧的狂歡節，人們聚集在一起。

和賈磊一起來學習的幾名同學，在二月底看到意大利境內苗頭不對，就申請提前結束項目回國了。但賈磊決定繼續留在這座城市。

做這個決定，在他自己想來，可能是潛意識裡覺得在意大利沒有呆夠，想見識一下。“在哪都是宅着，爲什麼不看看這裡的政府和民衆是什麼反應呢。這樣想還是挺有意思的。”

目前，意大利境內所有的餐館、酒吧、咖啡廳和博物館都已經關閉，只剩下藥店和超市，貨架上的物資少了一些日常必需品，只剩下了昂貴的肉丸和肉餅。賈磊每週出去採購一次，他覺得雖然可買的東西不多，但是生活還是可以過得下去的。

他感覺現在這個城市太安靜了，完全不復以往的繁華熱鬧，車水馬龍。

一個月之前，賈磊的同學還沒離開意大利，進到超市裡，被超市員工稱呼爲“病毒”。賈磊說，意大利民間起初是對華人充滿歧視的。不過這只是個別素質比較低的人的行爲。現在又有所不同，意大利人相約歡唱歌曲，在感謝中國。

在意大利的華人有幾十萬，張盛明顯感受得到最初意大利人對華人的歧視，不過隨着疫情的發展，意大利人在歐洲也受到了歧視。所以他們對華人的態度也發生改觀。

從2月初回到米蘭後，到目前爲止張盛總共出了4次門，均是採購食物和日常用品。前三次他出門時發現意大利人幾乎都不重視，外面的人和往常一樣多。最近一次，他發現，街上的人明顯少了，戴口罩的人多了，街上警察也變多了。

這幾天，意大利每天確診人數均超過5000人，張盛說：“我不敢出門了。”

“之前有一個新聞，意大利有人賣口罩，一個普通醫用口罩賣到了五百歐元。” “目前沒有口罩了，有口罩普通人也買不起。現在意大利境內已經完全買不到消毒水和口罩了。”

賈磊比較幸運地是買了幾十個口罩，而這裡的其他居民，還是很少有人戴口罩上街。或許，他們也已經買不到了，賈磊這樣判斷。

最開始囤積物資的是亞裔羣體：囤口罩，囤食物，囤水，那時超市還沒有那麼空蕩蕩，到後來，意大利確診人數到一百人左右，超市就開始空了，“大家都在搶，主要搶大米、意大利麪和食用油這些基礎性食物”。

不過後面疫情愈加嚴重，超市的貨架上反而比較充足，因爲意大利超市開始分流，一次性讓二三十個人進去。張盛去採購一次要排半小時以上的長隊，並且人和人保持一米到一米五的距離。

其實意大利也可以在網上預訂，通過外賣來採購。超市將商品放在家門外，每個超市都有這樣的服務。“只是買的人太多，排單已經排到了四月份。”

和美國或法國的採訪華人一樣，張盛也提到對於社會動盪擔憂，他和身邊的華人也一起討論過這方面的問題：如果出現了暴動，該怎麼辦。

張盛說，他們制定了 A 方案和 B 方案，A 方案是政府可以控制的暴亂情況下，大家自己備着各種棒球棍子、盾牌和頭盔等器械來進行自衛；B 方案則是出現無政府狀態，暴亂升級的情況下，華人會集中在一起生活，集體面對暴亂。

張盛本來想買3月15日的機票回中國，但是3月9日出現了大批華人被卡在米蘭的狀況，只有公務人員、特殊原因還有放棄意大利國籍回國這三種狀況才能回國，更爲可怕的是，他擔心飛機上有感染者，在意大利的機場也沒有相應的測溫等管控措施。

張盛一方面覺得回國也有風險，另一方面，他很明確：“我們在國外時間長了，很多人脈關係，工作相關事務，都在國外。其實大多數的華人是不太可能要回國的，他們有家有業，上有老下有小，回不去的。”

過去的十天，中國陸續向意大利派出兩批醫療專家組，帶去了大量醫療物資，羅馬的住宅區裡甚至還響起了《義勇軍進行曲》。這多少讓張盛這樣的當地華人感到安慰，“中國來了，大家就吃了定心丸。我在意大利這麼多年，在外面一聽到中國的歌曲，就非常非常激動。”

眼下意大利封城封國，出臺了最嚴格的管理政策：想要出門的人，必須攜帶一份政府開的自我聲明，表格上必須填寫清楚年齡、住址、出門做什麼，當在街上遇到警察的時候需要出示，如果沒有這份表格，那麼就會面臨206歐元的罰款或者三個月的坐牢。

此前，網絡上流傳米蘭封城前，大批意大利人外逃，張盛說，大部分人其實不是逃走，而是回老家。4月3日是意大利的復活節，在封城之下，基於米蘭過高的生活成本，很多人都選擇回到南方的老家，並且只有兩趟火車出米蘭，所以大家都要搶這個火車。

截至3月20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經超過4萬人，張盛認爲意大利的峰值可能很快到來。

但他們也發現，雖然確診病例數一直居高，但意大利人並不是那麼的悲觀。

比如在囤貨行爲上，張盛看到的情形是，意大利人囤的是新鮮蔬菜，只能放五六天的東西，華人則囤的是罐頭之類。

“對意大利人來說，他們認爲這是一個難得的假期。所以，遛彎的，鍛鍊的，吃燒烤的，每天出門的人依然很多。”張盛吐槽自己的鄰居，每天凌晨一點到三點，正是他們吃飯聊天看電影，興致最高的時間。

賈磊也注意到，身邊很多意大利朋友，在封城令之前還要進行各種聚會，後來他們意識到事情有點麻煩了，又開始互相鼓勵。

很多意大利人都參與了社交媒體發起的倡議：每天晚上六點大家一起打開窗，唱歌、演樂。

“意大利人整體情緒是樂觀活潑向上的，慢慢也有了國內那種萬衆一心、齊心協力的情緒。”賈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