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財政學的研究目的應當學以致用

本報記者 杜麗娟 北京報道

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到黨的二十大全面闡釋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內涵，財政正在深入參與國家治理的全過程和各領域，這爲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發揮了重要的職責作用。

在這樣的背景下，激發更多青年學者的創新活力，也成爲新一代中國財政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工作。“財政學的收支不僅關係到百姓的福祉，也關係到國計民生，因此不能有絲毫馬虎，這是財政學的一個基本要求，對於青年學者來說，實踐中要立足於用，不斷凸顯其致用性質，這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首屆中國財政學青年學者論壇上，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原副院長高培勇對此解釋。

相比其他學科，財政學是一門什麼樣的學問？高培勇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如果你是一名經濟學家，那你不一定是財政學家。反過來說，如果你是一名財政學家，那麼你肯定是一名經濟學家。在經濟學大家庭中，財政學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門致用之學。”

在他看來，學者做研究的最高目標就是把自己的思想能夠付諸實踐。對於青年學者，高培勇有四方面的建議。

第一是以問題爲導向。對於財政學領域的學者而言，所有的研究都要因問題而生，那麼問題是什麼？那就是需求。這意味着，財政的研究要以滿足需求而展開，但這不是簡單地爲研究而研究，而是以需求爲導向進行的探索。

第二是以調研爲基礎。學術研究是建立在充分而深入地調研基礎之上，這裡的調研不是指通過查閱統計年鑑找資料，也不是去查閱多少文獻，而是強調實地去參與，只有充分的調研，青年學者才能從實踐中獲得對學術研究的感知能力，這是財政學研究的基礎。

第三是以專注爲核心。一個學者要想成爲某個領域的專家，那必須在這個領域能夠長期蹲守，持續跟蹤。對學者來說，當一件事情發生，他不僅需要知道這件事的前因後果，還要具備對其未來發展趨勢有一定預測的能力。從時間維度看，這是一個非常長的歷史區間，但這是財政學研究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基本邏輯。

第四是做職業化產品。作爲學者，無論是寫論文還是編教材，這些成果都是職業化產品，而並非個人愛好，因此學者需要對從事的研究，以及發表的學科見解有高度的敬畏之心。

高培勇以消費券話題來舉例說明，根據調研，自疫情以來市場上一直有人提議發放消費券，然而拋開發放消費券究竟有沒有用的問題，單就中國基本國情看，中國現在面臨的消費不足問題，依靠發放消費券是否就能解決呢？

高培勇認爲，答案似乎並不肯定。“首先中國有14億人口，假設每個人發放1000元的消費券，連續發放一個月，是不是能刺激消費？我覺得不一定。有人說可以延長髮放時間，假設可以發放一年，粗略計算，中國14億人口，那發放的消費券就超過了14萬億元，在當前的財政收入背景下，中國是否有這個財力空間去支持這一想法，也值得考慮。”

衆所周知，我們的預算共有“四本賬”。根據新《預算法》規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應當納入預算，並實行全口徑預算管理。那這四本預算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

根據財政部的統計數據，2022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爲20.36萬億元，與此同時，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模爲26.06萬億元，以這樣的規模去應對這14萬億元的消費券支出，國家是否允許呢？再進一步看，假設消費券正常發放了，那最後能不能刺激消費，也是一個問題。

此外，高培勇還表示，假設可以發放消費券，那這些消費券又通過什麼渠道來發放同樣值得關注。此前輿論對發放消費券的態度普遍歡迎，有些人還對此進行了投票，但作爲財政專業學者，我們提出的建議應該更多體現職業化特色，否則可能就會出現問題。

“綜合這些因素，對青年財政學者來說，對重大問題的研究首先要立足職業，努力成爲行業專家，與此同時儘量不做非專家領域的事情，這是財政研究的一個基本底線。”高培勇說。

（編輯：孟慶偉 校對：翟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