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中國正再次進入「核心」時代

圖、文／多維新聞

在四天的閉門會議後，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簡稱六中全會）於10月27日閉幕，併發佈會議公報。這是中共首次以公報的形式確立習近平的「核心」地位。他在第一個任期將屆滿時，以雷厲風行的執政風格，爲中國設計了一條清晰的改革發展路線。這鞏固了習近平在中國這時代的核心政治領袖地位。

四年之前，誰都沒有想到習近平能用雷霆手段整飭中國社會的腐敗毒瘤，包括中國民衆，也沒預料到習近平要用如此的勇氣與細緻的規劃來推動中國更大一輪的改革。中共體系內已有相當的共識，對新一輪的改革所涉及領域的深度和力度，都將超越三十多年前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

在今天的中國，有越來越多的民衆公開談論習近平，也正在形成更廣泛的改革共識。四年前，外界並未意識到中國需要大改革的迫切性，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一些人，不停抱怨官員的貪腐與亂作爲、經濟發展失衡以及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直到習近平上任後，通過中共黨內的幾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梳理中國未來的發展路線，以及堅定的反腐和改革實際推進，讓越來越多的民衆清晰地感受到，中國大陸再次迎來政治領袖與核心領導者的歷史時期。

很多人在拿習近平與毛澤東與鄧小平縱向比較，也會拿俄羅斯的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作橫向比對。當然，無論中國國內外，也有不少人並不完全認可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認爲習近平的「強硬」不僅會得罪內部掌管各類權力的官僚體系，會讓中國的發展更危險，他們甚至認爲這將會影響中國的「民主」進程。但是持這種觀點的人絕大都不願意正視西方國家正在發生的系統性問題，包括持續的經濟危機、民主政治蛻變爲政客表演舞臺以及由此帶來的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混亂。

對中共政權體系運作依然認識模糊的人，可能無法理解六中全會的主題爲何以「黨內生活」「黨內監督」等爲主。但觀察習近平執政後召開的三中、四中及五中全會，就會明白，六中全會的黨內改革議題，是習近平改革路線圖中一塊非常重要的拼板。

當然，六中全會之後，習近平的深遠見識也將伴隨着他設計並且推行的改革，清晰地展現。在特別強調「統一思想，齊心協力」的中共來看，六中全會是其執政重心調整方向的重點，即轉向加速推進三年前所確定的改革路線圖。在此時間點上，中共「核心」的概念自然被清晰確認。

習近平的「遵義會議」

即便在一兩年前，中共體制內依舊有許多人質疑中國爲什麼需要再次大改革？爲什麼要折騰自己？其中既有迴避問題的人，也有確實不理解的人，這些人都認爲中國的改革已經獲得很大成就，的確存在着因改革出現的問題，但不至於調整甚至否定原來的工作和路線。如今，觀察國際與中國國內的兩個不同環境，質疑「中國大陸需要再次大改革」的聲音，已走入窘途。

中國期盼復興，首先要承認今天所面臨相當嚴重的危機與發展環境。國際上，全球格局毫無疑問地正進行深刻調整，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逐漸成爲新一輪全球權力轉移的中心。而另一方面，世界局勢再次陷入不確定當中，地緣政治、經濟、文化與意識形態博弈日趨緊張，恐怖主義陰雲不散。而美國遏制甚或敵視中國的態勢越加顯露。中國將不得不面臨一個更具挑戰的國際環境。在內部，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發展，既讓改革遺留問題日益變得不可忍受，又積累一系列新的問題，還有新疆、西藏分裂問題，香港和臺灣問題也變得空前嚴峻。整個國家進入了矛盾顯現期，亦決定這個國家迫切需要強有力的領導者來整合力量。

習近平在2012年接班後所面臨的困境，不比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前，和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時的嚴峻政治形勢好多少，危機的來源幾乎都在黨內。這就不難理解，習近平爲何在上任四年內先提出改革路線圖，再涉及影響執政與社會穩定的依法治國，又確立以供給面爲基調的經濟調整新方向，直至六中全會「全面從嚴治黨」的確認。如果這四年沒有進行反腐和深化改革，今天的中國大陸是否會比之前更好？可以想像，中國可能艱難地維持發展勢頭，但中共與人民的關係，肯定會遭遇更危險的挑戰。

可以看出，習近平的第一個任期，無論是反腐整黨，調整經濟發展策略，還是引發外界爭議的各類治理與管控等，其目的是清理中國最迫切與明顯的發展矛盾。前人有言：「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爲？」不把自家屋內的污穢和影響改革的壁壘清理掉，不能有效地統籌改革的輿論，又如何更好地推動改革？這種改革邏輯一直是中國政治歷史的一部分。

經過四年嚴厲的反腐，習近平和擔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的王岐山已經掌握了主導權，持續不斷的黨內整風也讓近9,000萬中共黨員中產生初步效果。六中全會不單單是爲了清除身體裡的「病毒」，更是黨內自身重構的開始。按照中共的邏輯，大病之後要開始有系統地養好身子，有方法地強身健體，以防舊病復發。當然，六中全會也是習近平在第一個任期與第二個任期至爲關鍵的承接。

習與毛鄧的不同之處

習近平與毛澤東、鄧小平一樣，都處在一個國際大變局和中國大變革的時代之中。但與毛鄧相比，習近平所承受的內部危機截然不同，但也賦予他復興中國的莫大機遇。更爲顯著的是，毛鄧時代都是在探索與試驗中尋找中國發展的路線，習近平應該相當清楚中國應該走向哪裡，以及通過怎樣的方式和路徑。不必再度進行可能帶來沉重代價的試驗。

打天下易，治天下難是中國政治經驗的總結。在如今和平發展與財富快速增加的年代，中共卻遭遇「打天下」時都未曾有的黨內危局。貪婪與腐化正吞噬着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精神與物質成果，整個人心黨心軍心在巨大的利益面前都已潰不成軍，極度渙散。就軍隊而言，因腐敗而被撤的將軍比戰爭時期多近百倍；被審判與調查的省部級高官甚至是三十年前的總和。

習近平上任後，以強硬的，積極有爲的執政風格來應對貪腐問題。他曾在內部會議上強調，「與腐敗作鬥爭，個人生死，個人譭譽，無所謂。既然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交給我們，就要擔當起這個責任」。王岐山則多次公開回應，反腐敗是關係中國共產黨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問題。

但這不是爲了反腐而反腐。反腐只是手段，目的是深化改革，民族復興。在習近平看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也正是通過這場前所未有的反腐鬥爭，更加堅定自己的政治原則。

在2013年正式推出大改革策略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前期，習近平清晰地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繫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

他的這番表態，被中共黨內冠之以「兩個不能否定」。但人們或許沒有意識到，習近平講述這番話的另一個重要訊息是在告訴外界，他區別於毛鄧所代表的前兩個歷史時期的是，不再需要大膽地探索與嘗試中國該實行怎樣的政治體制，又該採取何種發展模式。

直到今天，可能更多人才會突然明確，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所公佈的中國改革路線圖並不是政治表態，而是全面的實踐。路線圖中最核心的改革目標，即建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相較於中共之前一直強調的四個現代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即第五個現代化，無疑是更進一步、更高層級的規劃，也是其他現代化的保證與基礎。當然，也解決了中共執政合法性爭議的關鍵。

作爲中共元老習仲勳的兒子，習近平從小就在中共核心政權所在地的中南海大院中長大，耳濡目染，也親身經歷不少重大歷史時刻。習近平在中共官場30多年的完整履歷，又歷經中國近幾十年來各個重要變革時期。因此他能吸取並總結毛澤東與鄧小平兩個時代的探索，也因此有許多評論他的執政風格既像毛又像鄧。如果習近平不清楚中國的道路在哪裡，該怎麼走？那無疑對他和中國而言都是失敗的，也就不會成就他的歷史地位。

習近平對中西方文化的瞭解，讓他明白中國的方向。在很多公開的報導與講話中可看出他致力挖掘和尋回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這說明他能夠主導一場革新中共執政理論與法理基礎的大變革。只是，習近平所推動的改革，還未到給予歷史評價的時刻，或許未來外界才能理解習近平所帶來的巨大價值。

經過四年的執政，外界對習近平從不解，再到觀望與驚訝。西方很多國家的政要甚至被習近平的領導風格所吸引，稱他爲「像毛澤東或是鄧小平」「領導力前所未有」「繼鄧小平之後最具轉型色彩的中國領導人」「將成爲中國第一位真正的全球領袖」。在近期披露的維基解密中，有望成爲下一屆美國總統的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私下稱讚習近平優秀、老練，深諳世事，明白自己在國內和國外需要解決的不同問題。希拉蕊並認爲習近平能在中共黨內和軍中迅速鞏固權力，推行一系列改革，這是一件好事。

重新認識「核心」真義

2016年初，在一個由20多名高層官員組成的會議上，提出中共全黨必須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核心」一詞，正式重回中共政治話語體系。此後，媒體掀起一股「習核心」旋風，諸多地方大員表態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這個核心，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慄戰書還以政治局委員身份號召中央直屬機關幹部，要「堅決維護以習近平同志爲總書記的黨中央這個核心，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這一核心」。

然而，部分外媒與中國知識分子對此表達不解，甚至不滿，質疑中國在這個時代是否還需要核心，核心是否代表集權等。他們的擔心是可以理解的，更何況中共體系當時並沒有正式迴應此事，更加沒有系統的闡述。除去中國發展的客觀現實外，外界對中共核心概念的真正認識，以及今天的「核心」與毛鄧時代所截然不同的政治含義等，或許都未充分了解。

在研究政治比較學的學者看來，作爲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的開發中國家，中國大陸正在經歷着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中國爲什麼要一邊集中國家權力維持一黨執政，一邊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進而更好地保障民衆權利？在他們看來，中國發展模式最基本的特點就是保障民衆權利與集中國家權力的「對衝模式」。這也是處於工業化階段的許多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成功實現快速工業化的通行模式。相反，許多開發中國家依照西方理念和西方發達國家模式，在工業化階段同時開放國民和國家權力，結果導致政治混亂，甚至一再上演因民主選舉而引發大規模社會衝突和動亂的政治危機。

對另外一些歷史政治學者來說，毛澤東、鄧小平成爲「核心」的歷史說明，核心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欽定的，是在一次次嚴峻的考驗和淬鍊中形成的。在中共歷史上，任何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核心」產生，都與當時複雜、艱難的政治環境和嚴峻挑戰密不可分。也只有這樣的政治領袖才能掌控好中國的局勢，進而推動國家的發展。這四年來，習近平也遵循這樣的軌跡，去挑戰和平時期的巨大危機，並試圖抓住復興國家的機會。

同時，習近平所處的時代，核心的含義也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在西方政治的認知體系裡，對「核心」一直存在意識形態化的偏執，一聽到類似「核心」的說法，就意味着某個「皇帝」即將誕生。然而核心論對中國來說，它和皇帝完全是兩回事。「核心」的概念，在中共政治邏輯裡，是要去除帝王式的權力意義，爲現代民主體制提供前提；核心既強調集體領導，更強調集中統一，拒絕任何形式的絕對權力；甚至代表一種共識政治，是民主與集中的結合體，確保集體的團結與向心力。

對此，加拿大籍政治哲學教授貝淡寧（Daniel A. Bell）即認爲，中國的中央政府或在探討實施「賢能政治」。賢能政治的含義是設計一種政治制度，挑選能力超過平均水平的政治領袖作出知情的、道德上站得住腳的政治決斷。也就是說，賢能政治有兩個關鍵因素，第一是政治領袖有超過平均水平的才能和品德；第二是設計用來選拔這種領袖的機制。

習近平曾多次公開表達自己的權力觀，如「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敬畏權力」，權力的頂層設計，以及如何監督掌權者等。這應該是在告知外界，今天中國的最高層級領導人，並非追求絕對權力。在習近平看來，絕對權力會導致絕對腐敗，他所需要的是權力集中統一的有效性、高效性，以此達到改革政令的暢通性，資源的集中性。

無論外界如何解讀中國以核心的概念來推動大改革，今天中國的確正因應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積極有爲」的參與全球治理，並努力成爲世界的核心力量。

中國在上世紀改革開放確立之後，沒有黨內最高職務的鄧小平更多是充當「總設計師」的角色，改革開放的具體執行則落在前後幾任中共領導人身上。目前的習近平，身兼改革設計者與具體執行人，他所擔負的重重責任，在中共歷史上也前所未有。習近平能否成就一番大作爲，還有待不斷展現自己的領導能力，才能得到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