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業正在掌控一切：爲什麼美國和市場經濟漸行漸遠？

如果我居住在美國東海岸，在距離差不多的美國西海岸和歐洲大陸之間做出選擇，作爲度假的目的地，選哪一個路費更爲便宜？

就在寫作本文的2024年9月底，筆者查詢了美國東海岸城市波士頓飛往法國巴黎的往返航班價格。假定我這一天購買於今年12月1日出發，一週後 （12月8日） 返回的航班，法國航空和達美航空給我的經濟艙報價都是366美元。如果同一時間，我們從波士頓飛往飛行距離甚至還近了1000多公里的舊金山，達美、藍捷、美聯航等航空公司給出的票價卻都在710美元以上。這種高達一倍價格的差異讓人十分詫異。出國旅行，而且是去另一個同屬發達國家的地方旅行，竟然更便宜？航空公司的成本難道不是與飛行目的地的距離大致相關的嗎？

同樣富裕的西歐和美國，哪一個地區的民衆爲移動通訊付出的花費更多？如果以單位數據量作爲比較標準，美國用戶在2020年爲每個GB付出的價格是3.62美元，而西歐只有1.59美元。每個月，美國用戶平均花費34美元，西歐民衆付出的花費是10美元。

以“物價便宜”聞名的美國，爲什麼在這樣的花費上，反而超過了人們印象中“昂貴”的歐洲？這種趨勢是否是上面提到的兩個行業裡才存在的特殊現象，而不具有代表性？

答案是否定的。

根據《大逆轉：美國市場經濟的深層困境》 （下稱《大逆轉》） 一書的作者托馬斯·菲利龐的研究，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年，考慮到匯率、購買力平價等換算因素之後，美國的物價漲幅超過了歐洲約15%。而同期，工資漲幅卻只有7%——這還是不考慮分配差距之後得到的結果。也就是說，美國中產家庭中流傳的、近些年“日子更爲艱難”的說法，是真實的。而且，這種情況對收入較低的人來說更嚴重。

爲什麼？人們心目中富裕的美國，出了什麼問題？經濟學家托馬斯·菲利龐的新書《大逆轉》，就試圖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

菲利龐是美國法裔經濟學家，是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的麥克斯·海恩講席金融學教授。他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評爲25位最傑出的45歲以下經濟學家之一，並榮獲包括貝納塞爾獎 （Bernácer Prize，旨在表彰年度最佳歐洲青年經濟學家） 在內的許多獎項。菲利龐有許多社會兼職，目前擔任金融穩定委員會 （FSB） 和香港金融研究中心的學術顧問。曾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貨幣政策顧問小組成員，以及法國財政部長高級經濟顧問。2020年，他當選著名的計量經濟學會會士 （fellow） ，可以說是一位頂級的經濟學專家。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菲利龐教授系統地從美國工資收入的停滯，大企業的遊說，特殊利益集團，大型基金的治理，政治與金錢的合流，自由貿易，技術創新等等角度審視這一問題。由於從如此多的角度進行討論，《大逆轉》這本書實際上是一本深度瞭解現代經濟如何運作的讀本。

我們先揭曉問題的答案：菲利龐博士認爲，美國消費者承擔着高昂的物價，以及伴隨而來的低工資率、低投資率、低生產率、低經濟增長率和更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等問題。而出現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美國經濟中大部分產業的市場競爭性出現了下降。而這一問題之所以出現，則源於被遊說和競選獻金影響的政策選擇。

撰文｜邵鵬

《大逆轉：美國市場經濟的深層困境》，作者: [法]托馬斯 ·菲利龐，譯者: 蒙長玉 / 段小力，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1月。

市場集中度和市場勢力的上升

在美國的大部分產業中，市場集中度都在上升——也就是說，主導市場的大企業所佔據的市場份額變得越來越集中。與二十年前相比，產業的領頭羊的地位越來越難以撼動。同時，這些企業的利潤也在提高。

如果把某個行業排名靠前的最大廠商、前五家廠商和前八家廠商的市場份額標記爲CR1, CR5和CR8，那麼在製造業中，從1980年代到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CR8從50%上升到了59%。在非製造業，這個數字從15%上升到了25%。經濟學家們發現，美國四分之三的行業都存在始終集中度上升的問題。而且使用不同的指標，例如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erfindale-Hirshchman index, HHI，其數值是市場上所有廠家市場份額的平方和，是市場集中度的衡量數值），都會得到相同的結論。

經濟學上有所謂市場勢力的概念，它衡量一家企業西方消費者利益，以提高價格和增加利潤的能力。當產業中市場集中度明顯上升時，企業的市場勢力也就上升。消費者的議價能力下降，佔據主導地位的企業的利潤也就上升。

美國工作裝品牌卡哈特的宣傳短片截圖。

如果考察美國企業的年齡結構，會有兩個這些年來非常有趣的觀察：一是新企業市場進入率下降，也就是佔據穩固地位的企業所面臨的新的競爭對手比以前少了很多。二是監管機構和法官准許大企業間進行併購交易，也導致了大企業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大。作者認爲，這兩者一起可以解釋產業集中的問題。新企業的自由進入，作爲一種最爲直接的市場再平衡機制，是市場經濟的關鍵所在。作者認爲美國初創企業的數量在減少，而且進入穩定高盈利的企業數量也在減少。

《大逆轉》書中提到，按照人口比例計算，美國從1970年代起的四十年間，少了一半的上市公司：每百萬人的上市公司數量，從23家減少到了11家。

研究發現，自二戰結束後到20世紀末，企業利潤佔GDP的比例穩定在6%-7%附近。但是過去二十年間，稅後利潤份額攀升到了10%。經濟學家還從另外一個角度：折舊後（稅前）營業利潤與銷售額的比例考察企業的盈利能力，得到了相同的趨勢：這個數字從1970年代的10%，上升到了12%。如果將利潤與資產進行比較，我們依然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

同時期的歐洲：航空業的故事

同時期的歐洲並沒有出現美國所出現的利潤率增長、產業集中度上升和勞動收入下降的情況。爲了解釋這一差異，作者認爲將目光集中在了兩地的政策差異上。作者在書中列舉了幾個案例用來作爲上述論述的論據，其中航空業的故事最爲富有戲劇性。

1978年，美國國會通過《航空業放松管制法》，標誌着美國對於航空業管制的鬆動。此後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航空業競爭十分激烈。但是從2008年以後開始，這個領域的產業集中度以及利潤率都在直線上升。這與表面現象背後一系列具有爭議性的併購案有關聯。熟悉這個行業的朋友可能對這些事件有所瞭解：達美航空與西北航空併購案（2008），聯合航空與大陸航空併購（2010），西南航空與穿越航空併購案（2011），以及美國航空和全美航空併購案（2014）。另外，美國至今不允許國外航空公司經營其本國境內的航線。瞭解了這些，一切就都理所當然了。讀者也就不難理解本文開頭提到的，美國東西海岸間的航班比與之航程差不多的跨國航班價格昂貴一倍的原因了。

那麼歐洲一邊的故事又是什麼樣的？

歐洲的航空管制鬆動，比美國晚約十年。二戰後，歐洲各國都對各自的航空公司進行嚴格的控制、監管和保護。上世紀的80年代，整個歐洲只有不到15%的航線由兩個以上的航空股公司運營。利潤率相當高的巴黎至倫敦的航線，由兩邊的法航和英國航空共同壟斷，票價創下紀錄。1997年，歐洲航空業開始放松管制。理論上講任何一家歐洲的公司都可以經營歐洲範圍內的航線。新的航空公司開始進入市場。具有類似 “廉價航空公司”聲譽的西南航空，其成本結構與其他美國主要航空公司幾乎一樣。美國出現的衆多廉價航空幾乎都消失在了歷史的記憶中。但歐洲則出現了兩家勢力頗爲雄厚的廉價航空公司，在市場掀起了爭奪份額的風暴，迫使其他主要航空公司做了調整。今天廉價航空佔據了法國國內幾乎三分之一的市場份額，以及一半國際航班的份額。巴黎兩大機場的奧利國際機場，法航外的公司佔據着一半的機位。但美國機場的機位則被主要國內航空公司固若金湯地佔據着。而且，如前面所敘述，美國至今仍不允許國外的公司經營國內航班。

西班牙電影《空乘情人》劇照。

歐洲爲什麼情況更好？

在人們頭腦中的固有印象裡，歐洲國家的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更多，導致經濟活力低於美國。而自由市場這個概念在美國是民主、共和兩個黨派都不遺餘力地宣稱誓死捍衛的理念。那上述的這些與人們的印象相悖的情況爲什麼會發生？

作者指出了兩個原因。

首先，歐洲的市場監管機構事實上更爲獨立。歐洲深厚的傳統導致權力對市場的干預的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是比美國更甚的。歐洲也的確在反壟斷等方面學習了美國的經驗。但這不妨礙今天歐洲的監管機構更爲獨立。這並不是由於歐洲人對於自由市場的理論學習更到家，而是由於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各個主權國家的博弈客觀上帶來的正面效應。道理很簡單：比如當兩個國家試圖建立一個共同的監管機構時，比兩個國家各自設立的監管機構獨立性要好。政客們顯然不喜歡別的國家對這個機構施加政治影響，因此會盡可能地讓它具有最大的獨立性。而作者也通過研究印證了，事前監管較弱的國家，會從超國家監管中獲益。歐盟委員會競爭總司就是這樣的一個官僚機構。

BBC紀錄片《德國人、英國人和他們的汽車工業》劇照。

其次，在擁有了初始制度和機構之後，歐盟在執法和具體實施監管方面，也交出了一份不錯的成績單。而同時，美國的反壟斷法執法力度在減弱。作者提到，美國司法部自1990年代以來只提起了10起反壟斷訴訟。過去二十年間，甚至僅僅只有1起案件。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歐盟委員會競爭總司審理的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案件數量則穩中有升。2000-2004年的四年間，歐盟每年平均調查264起反壟斷案件、284起併購交易案和1075起國家補貼案件。人們還會注意到，歐盟做出了幾個有爭議的裁定。比如阻止通用電氣和霍尼韋爾的合併案，而此前該案被停止之前，已經獲得美國批准。學者們研究後發現，類似的案件並不是由於歐洲對於外國企業的偏見或者區別對待。

2017年，德國西門子和法國阿爾斯通兩家公司決定合併其列車業務。一時間，歐盟面臨着來自樂見其成的德法兩個大國的政治壓力。但歐洲競爭事務專員絲毫沒有讓步。其團隊研究後認爲這項合併會大大地降低鐵路信號設備和高鐵列車市場的競爭。最終，歐盟委員會中止了這項交易。

通過分析數據，研究者們發現，歐洲的產業集中度與美國形成了鮮明對比：在2000年以後，甚至出現了下降。作者還考察了另一個經濟指標：成本加成率。它可以定義爲價格與單位勞動成本之間的差異，用以衡量商品價格是否過高。結論與本書的觀點一致：更高的產業集中度，也預示着更高的成本加成率。美國的產業集中度，顯著高於歐洲，而且歐洲在進入本世紀以後這個數值一直在下降。

當然，歐洲各國之間因爲傳統和國情等等原因，也存在着差異。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意大利，這是歐洲唯一一個沒有出現成本加成率下降的國家。巧合的是， 這個中等發達國家的經濟表現一直不佳。這或許印證了這樣的簡單推論：改善商品和服務市場的競爭環境，對經濟運行的質量非常重要。

托馬斯 ·菲利龐，《大逆轉》作者，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 Max L. Heine 講席金融學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他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評爲25位最傑出的45歲以下經濟學家之一，並榮獲貝納塞爾獎（Bernácer Prize），該獎項旨在表彰年度最佳歐洲青年經濟學家。目前擔任金融穩定委員會（FSB）和香港金融研究中心的學術顧問。曾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貨幣政策顧問小組成員、法國審慎監管局科學委員會主任與董事會成員，以及法國財政部長高級經濟顧問。

遊說和金錢政治

是什麼原因導致上述美國經濟中的問題？如果說歐洲在執法力度和減少針對競爭的監管壁壘方面做得比較好。那麼美國一定在這兩個方面做的有所欠缺。菲利龐認爲，是美國製度中某些極具特色的因素，導致了這樣的原因出現。最爲直接的制度原因，就是其獨特的政治遊說和所謂的金錢政治。

遊說對公共政策和經濟活動產生重要的影響。遊說並不是美國獨有，而活躍的遊說活動是美國獨有的一種現象。美國近些年的遊說支出增長迅速，絕大部分由企業承擔。作者認爲這可能是美國與歐盟市場相比競爭弱化的一個深層次的原因。

遊說是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明確保護的權利之一，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該法律保護民衆“向政府請願伸冤”的權利。這個權利所衍生的一個結果就是，促進由個人、企業和其他機構形成的組織化利益集團的創立和發展。這些利益集團可以用各種方法影響政府政策——這涉及到競選捐款、信譽背書、媒體宣傳和遊說等等。

但是遊說活動在近些年出現了一些新的狀況。美國遊說支出的本身就十分驚人，但近年來的增長又十分迅速。還有一點就是，美國遊說最爲活躍的企業，具有非常高的產業集中度。研究發現，積極捐贈競選資金或者增加遊說支出的企業，從2000年到2015年，在標準普爾1500指數企業中從33%上升到了42%。互聯網經濟的五大巨頭谷歌、蘋果、臉書、亞馬遜和微軟都在持續增加遊說的支出。企業遊說的目的在經濟學家看來相當簡單：保護自己的“經濟租金”。那些存在問題，或者即將被針對的企業才更有動力去積極遊說。他們一旦左右了政策，則讓問題得不到解決，而持續存在下去。美國特朗普行政當局在2018年對鋼鐵和鋁徵收關稅，和大型鋼鐵企業在2017-2018年遊說支出約20%的增加恐怕難以撇清瓜葛。

紀錄片《重返太空》劇照。

歐洲與美國不同的是，首先遊說的支出就比美國低了一大截。

一談論起金錢政治，人們恐怕最先想到的也是美國。而金錢政治最爲直接地體現在競選活動的籌款活動中。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美國專欄作家、評論家威爾·羅傑斯曾經說：“政治已經變得如此燒錢，以至於現今連當個失敗者都要耗費巨資。”羅傑斯生活的時代，政治耗費的金錢如果放到今天，就顯得微不足道了。

2016年總統大選時的失敗者希拉里·克林頓獲得的選舉捐贈有多少？11.9億美元，這包括由選舉人籌集的部分和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籌集的部分。

金錢在美國政治生活中佔有多大的重要性？美國衆議院議員的工作內容中，每週會花30個小時在籌款上。這是一份全職工作的3/4的時間！2013年，民主黨爲衆議院新議員準備了一份備忘錄，建議他們每天拿出4個小時給潛在的捐贈者撥打電話，這是一份全職工作一天工作時間的50%！過去數十年來，獲得國會議席的成本一直在攀升。1986年，獲得參議院席位的競選成本爲400萬美元，而這個數字在2014年是1200萬美元（已去除通貨膨脹因素）。衆議院席位要稍微便宜一點，但過去三十年裡也翻了一番，達到160萬美元。

在這些增長的背後，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那就是2010年以來政治行動委員會、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和政治非盈利組織這些機構在金錢政治活動中的佔比越來越明顯。這背後當然是企業、勞工及意識形態的利益。研究者們通過數據可以發現，大多數捐贈者，集中在大企業（如AT&T）、受監管影響嚴重的行業（銀行和信貸）、以及嚴重依賴政府採購合同的公司（洛克希德·馬丁等軍火商等）。但是，作者在提到了大量的研究結論之後也承認，金錢政治究竟給企業帶來了哪些具體益處很難得到確定性的答案。

《紙牌屋》第一季劇照。

危機與希望

雖然美國是一個號稱“主權在州”的聯邦制國家，但市場的監管則由聯邦層面的監管機構完成。與美國不同的是，歐洲那些本來對英美式實用主義毫不在意的政客們，則無心插柳一般的，在聯盟層面上，爲了種種原因，成爲事實上自由市場的擁躉。

在評價這本書時，《金融時報》副主編拉娜·福魯哈爾說 “菲利龐告訴我們，美國不再是自由市場的家園，老歐洲也比我們想象的更具有競爭力。”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路易吉·津加萊斯在2017年的一篇論文中，憂心地表示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存在一種惡性循環——企業可以利用自己的經濟權力攫取政治權力，然後利用它建立市場壁壘、損害競爭。

這其實也是本書的作者菲利龐所憂心的。

作者認爲歐盟大多數國家的市場都比美國更加自由。這是由於客觀的現實導致的結果：歐盟不僅實施反壟斷政策，而且對一個國家爲企業可以提供多少補貼進行管制，同時對成員國政府對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干預採取其他形式的監督。

那麼，歐洲能否避免金錢對政治的影響？

菲利龐寫道，目前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樂觀的觀點認爲歐洲人是幸運的，他們的監管機構的獨立性會一直保持下去。而悲觀的一方則擔憂，腐敗的發生需要時間。今天美國陳腐的監管機制，或許就是歐洲的必由之路。

《製造貧困：一個美國問題》，[美]馬修·德斯蒙德著，董孟渝譯，中信出版社，2024年5月。

菲利龐討論的問題核心，其本質是美國經濟領域的“權力失衡”問題。在美國經濟活動中，大企業越來越佔據優勢，而小企業、消費者和普通勞動者處於劣勢地位。菲利龐並不是唯一一個得到類似結論的學者。比如社會學家馬修·戴斯蒙德就在他的新書《製造貧困：一個美國問題》中提到了美國佔據了經濟權力主導地位的大企業對於普通勞動者的“剝削”，是號稱頭號發達國家美國貧困問題長期無法得到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出現的危機，已經是衆多不同領域的學者們討論的話題。無論是中產階級切身體會的生活成本的上升，或是社會議題上羣體的撕裂，都成爲今天美國社會現實的一部分。

但遭遇危機，是否就意味着美國喪失競爭地位和創新能力，從此一蹶不振？

用一句人們熟悉的話說：歷史不會重複，但總有驚人的相似。其實類似的危機早就被歷史學家詳細記錄在案了。歷史學家皮特·圖沁在2023年出版的《末世：精英，反精英以及政治解體的路徑》（End Times: Elites, Counter-Elites, and the Path of Political）一書中，記錄了美國上一次度過類似危機的過程。

《末世：精英，反精英以及政治解體的路徑》（End Times: Elites, Counter-Elites, and the Path of Political）書封。

美國在建國之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130多年，保持了高達年均3.5%的經濟長期發展，至今沒有國家能打破這個記錄。有不少學者認爲，第二次工業革命對於美國的塑造，比建國還要深遠。但是時間來到19世紀後半葉，社會變得極度不穩定。除了內戰這樣的重大事件之外，無論是公共安全、公共衛生，還是貧富差距，都可以說是危機重重。到了1920年代，更是出現了至今令人心有餘悸的 “大蕭條”。統治階層的精英們，出於各種原因——包括對政治領域裡暴力水平的恐懼，推出了一攬子改革，終止了混亂。

改革的內容中最爲重要的一項內容，是商業部門、政府和工薪階層之間形成的社會契約：允許勞工階層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參與到經濟增長的紅利分配中來。這個契約不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它事實上是社會的各個部分——國家、普通人民與精英——之間達成的一種社會合作的默契，或者說約定。這些改革開始於美國曆史上的“激進時代”，終止於1930年代的“新政”時期。在1935年，民主黨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簽署了《社會福利法案》，正式稱爲法律，奠定了美國的“福利國家”的基礎。雖然在執行的過程中，這些舉措受到了許多這樣或者那樣的阻力，但是它在處理大蕭條帶來的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的重大問題上所取得的成果，說服了社會成員中的大多數人。僅有極少數人堅持對它的敵視態度。

可以說，美國人用了很短的時間，利用反壟斷、稅收等手段，將富人階層的規模大大縮小，也讓貧富差距迅速得以改善。同時，聯邦政府開始着手市場監管、公共福利制度的建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上上下下已經形成了新的“社會契約”，讓國家得以重生。

美國能否像上一次一樣，化解今天的危機？這個問題只能留給歷史來解答了，這取決於美國生活中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中，是否能達到某種新的生活共識。

本文爲獨家原創內容。 撰文：邵鵬；編輯：李永博 朱天元；校對：王心。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寫童書的人》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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