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位觀察 | 孟曉蘇迴應“讓居民拿出1/3新增存款買房”：“我是建議有錢居民拿出錢來買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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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許媛媛 主編|楊澤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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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28 對話中房集團公司原董事長、匯力基金董事長孟曉蘇

60S要點速讀：

1.2022年全年，中國居民存款金額增加了17.8億元，到今年1月份又存到了24萬億元。有錢居民不買房，大量存在銀行裡。如果能讓有錢居民從新增存款中拿出三分之一購房，再加上裝修和其他購買，中國經濟就能順利恢復。

2. 我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實行了城鄉戶籍制度，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在當時整個國家資源緊缺情況下，國家通過“剪刀差”獲得了城市資本積累，這是不得已的辦法。但是現在，城市經濟與工業經濟都已經發展起來了，而城鄉差別還比較大。中央早已提出要求，到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時候了。

3.現在“商改住”在北京空置4000多萬平米，平均價格2萬元/平方米，是北京商品房平均價格的1/3。北京“商改住”佔壓資金8000億元，是一個不小的數目。這些房屋特別適合年輕人創業，“商改住”可以註冊公司，又可以居住，而且價格還不高。爲什麼不能對這些房屋取消限購呢？

4.如果開徵房產稅，我主張“見房就徵、見證就退”。“見房就徵”就是所有城鎮房屋都要交房產稅；“見證就退”就是每個居民可以憑身份證退一套房的稅，單身可退一套，夫妻就可退兩套，也不用離婚避稅了。如果還贍養着老人，那就可以再多退稅。一般居民家庭也就兩三套房吧，房子過多的居民，當然就不能都退稅了。

正文：

“對農民房子每年徵稅10萬連徵15年”？孟曉蘇本人闢謠

有人在網上造謠，說孟曉蘇說，現在農民的生活都比較富裕，家家都有存款，所以要從農村的農民房來徵房產稅。這可不是我說的話。我知道農村並不富裕，農民生活水平低於城鎮居民很多。在現行城鄉二元結構制度下，農民的房產不能轉讓，也就是值幾萬塊錢、甚至僅是幾千元，當然不可能對農民房子徵稅。

孟曉蘇建議對農民房子每年徵稅10萬連徵15年？本人闢謠（來源：C位觀察）

我曾舉例說“如果小產權房價值500萬，按照房產價格的2%來徵收年稅，就是每年10萬的稅，徵收10-15年之後，把土地出讓金補足，就可以和其他房屋的稅率並軌”。有人把我說的“小產權房”有意混同於“農民房”。請問哪有農民房子值500萬的？除非把它變成賣給城鎮居民的“小產權房”。“小產權房”是城鎮居民私自購買的農民房，在現行法律制度下是“違法行爲”。它享受着城市發展帶來的房價增值，但是卻沒有繳納土地出讓金。有的地方政府對此坐視不管，但堅持不承認它合法；有的是讓它交納土地出讓金後變成合法；還有一些地方政府，以“小產權房違法”爲由，強行拆除這些房屋。

如果將來能夠修改法律，“小產權房”就可能變爲“合法”。但是法律修改是要有內容的，要麼把應當繳納的土地出讓金交上來，要麼就通過稅收方式徵收相當於土地出讓金的稅款。我認爲通過稅收方式解決問題更好，可以年復一年地慢慢交齊。這個歷史遺留問題總要解決，通過徵收房產稅的方式解決，“小產權房”納稅之後就變爲“合法”，會得到“違法”買賣房屋的農民與城鎮居民的贊同，也會讓沒有購買“小產權房”的居民感到公平，又讓政府得到了管理城市與維護這些房產的財政資金。對各方都公平合理。

農民房在現行城鄉二元結構下不需要爲住房交稅，不僅有法理依據，而且它本身不值錢。我希望今後的農民房也可以值錢，能夠跟城裡的房屋“同權同價”纔好。近年來我一直在推動着農宅與城市房屋“同權同價”，這是已寫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的，但到現在還沒有落實。要爲實現這個目標而奮鬥。房產稅的問題本來是可以討論的，有人贊成，有人反對，有人質疑。但是通過造謠的方式來挑動農民羣衆的不滿，手段很卑劣。不管這些人造什麼謠言，我都會堅定不移地爲城市低收入羣體服務、爲農民羣衆服務。

有些不良自媒體爲了蹭熱度、賺流量，用造謠手段給我胡編亂造，一再發動對我的“網暴”。製造謠言的人挺可笑，他們選錯了人。很多人都知道，我是八十年代農村承包制改革的參與者，是當年最早幾個“一號文件”起草參與人。正是當年的農村承包制改革，讓農民羣衆擺脫了貧困，走上了小康道路。我是與農民羣衆最親近的人，是與農民羣衆心連心的人。

除了推動農村承包制改革，我還是最早提議把“農民工”稱謂改成“新市民”的人。2000年我對當時《中國農民報》總編輯提出：不應當用“農民工”稱謂，更不應當把他們的子女稱爲“農民工子女”，他們一輩子就離不開“農民”這個稱謂了？這些人已進入城市，就應該叫“新市民”。這位總編輯後來見到我時說：改稱謂的建議是您在2000年最早提出的，現在全國都把“農民工”改稱爲“新市民”。

孟曉蘇迴應“讓老百姓拿出1/3新增存款買房”：我是建議有錢居民拿出錢來買房

2022年樓市銷售額從2021年18.2萬億元跌到13.3萬億元，捅下失去5萬億的大窟窿。這5萬億窟窿有多大呢？我國新車市場年銷售額4.6萬億元，全國投資基礎設施投資年均4萬億元，全年引進外資總額1.2萬億元人民幣。從中可以看出，樓市銷售丟掉的5萬億是其它產業堵不上的。

這5萬億去哪兒了？並沒有去股市或其它投資領域，而是進入到居民新增儲蓄裡。我年初就講到，如果能讓有錢居民從新增存款中拿出三分之一購房，再加上裝修和其他購買，中國的經濟不就順利恢復了嗎？2022年全年居民新增存款額17.8億元，“三分之一”就是5萬多億元，恰是商品房市場上流失掉的數額。我是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的要求，提出支持購買住房的。

有錢居民只存錢不消費，新增天量存款就說明並不是沒有錢。如果通過啓動有錢居民買房，讓經濟加快恢復，企業不至於裁員關閉、員工也不至於降薪，生活會得到改善，這是對恢復經濟合情合理的建議。結果被人斷章取義，說我是要讓低收入羣體去買房，是“何不食肉糜”。我什麼時候說過讓低收入羣體去買商品房？我一直主張要讓低收入羣體享受保障房優惠。我提倡多年的“住房雙軌制”，就是不要讓低收入羣體只面對商品房市場，他們有享受保障房的資格。

面對樓市持續低迷毫無起色，今年可能再丟掉“5萬億”銷售額的前景，不少專家主張發行“特種國債”，甚至說到“5萬億”之多。這又是一個“5萬億”。1998年以來我國發行過五次“特種國債”，一共是4.7萬億元，它們不計入財政赤字，都是爲了應對特殊情況。我對“發行5萬億國債”說法很不認同，不應當發這麼多，分期發也不應當。當然如果實在是有人存錢沒人借錢，那隻能由國家借債把它用了。這當然不如啓動居民消費的效果好。

如果要發行“特種國債”，這些錢拿來做什麼用？再去投基礎設施嗎？效益好的基礎設施都基本上都投完了，再投效益就不如原先。有人建議全社會普遍發錢，這個主意聽起來不錯，但是細想想，給低收入家庭發錢是應當的，美國就給年收入6萬美元以下的家庭發了好幾次生活補貼了，他們不存錢，拿了錢就消費。而高收入羣體本身就有錢，現在正在往銀行裡存錢，發錢給他們轉手又存銀行了，仍然拉動不了消費。所以我認爲真是要發錢的話，只需要給低收入羣體發錢，不要普遍發錢。對於全社會來說可以補貼消費，消費就有補貼，不消費就沒有補貼。

既然要推動消費，甚至要補貼消費，那爲什麼還在消費領域設置這麼多限制性措施呢？應當把包括房屋限購這些政策都取消。現在一方面用各種手段給經濟“輸氧”，卻有一隻手還掐着病人的脖子，這是滑稽救市。我從來不提“救樓市”的話，我認爲只要把掐脖子的手放開，病人就能慢慢緩過來，不用救。

孟曉蘇：建議先取消商改住的房子限購（來源：C位觀察）

北京、上海這些城市有不少“商改住”的房子，價格僅爲平均房價的三分之一，北京商品房價格平均6萬塊錢/平方米，“商改住”平均2萬塊錢/平方米。“商改住”是應對過去商業供地過多做出的調整。但是在2017年銷售被叫停。現在“商改住”在北京空置了4000多萬平米，佔壓資金8000多億元，其中很多是銀行資金。這些房子適合年輕人創業，可以辦公司，又可以居住，而且價格不高，爲什麼不能對這些房屋取消限購呢？它不僅不會造成北京房價上漲，還會拉低北京的平均房價。我認爲北上廣深取消限購就應該從“商改住”開始。

戶籍制度已經過時了，土地也不應再區分是城市還是農村

我國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實施，自此中國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二元結構”的戶籍管理體制形成。當年在整個國家資源緊缺的情況下，把有限保障能力用於城市，將農村大量財富轉移到城市，這是不得已的辦法。當年通過“剪刀差”廉價收購農作物、高價出售農用物資，主要農業產品價格低於其價值50%～73%，主要工業產品價格高於其價值60%～200%，用農民羣衆的犧牲與貢獻加快進行城市與工業資本積累。

孟曉蘇：戶籍制度已經過時了，土地不應區分是城市還是農村（來源：C位觀察）

現在城市經濟與工業經濟都已經發展起來了，而城鄉差別還比較大。中央早已提出：現在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時候了。但是實際上反哺不力，反而通過徵用農村土地獲取“土地差價”，低價徵地高價賣地，讓“土地財政”佔到地方財政的很大比例。據統計我國“土地差價”累計已達81萬億元，返給農民的僅2萬億元多，不到3%。這就更不應該了。

現在國家實行鄉村振興戰略，推動城鄉一體化，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旦啓動讓農民家庭財產和生活水平進入追平市民的進程，就能釋放出巨大的內需潛力。它所產生的巨大的經濟拉動力，將會推動中國經濟恢復到每年8%以上的增幅，持續增長20年以上。

孟曉蘇解讀：爲什麼要搞戶籍制度 區分城市和農村戶口（來源：C位觀察）

請問現在全世界還有哪些國家堅守“城鄉二元結構”？我國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嚴格區分城鄉的土地制度，都是過時的制度，必須加以改革。可以預期，“今後15年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的窗口期”。

現在我國不徵收房產稅，但城市建設與維護費用並不是沒有收，而是通過“廉價徵地高價賣地”把出資轉移給農民；再把高價地轉化爲高價房，賣給了城市裡最後買房的人，主要是年輕人與“新市民”家庭。這兩個弱勢羣體本來應是政策照顧的羣體，反而要他們主要承擔城市建設與管理費用，有房居民卻不用爲自己的房屋財產繳納財產稅。這公平嗎？明顯是對弱勢羣體的不公平。應當通過開徵“房產稅”，通過合理稅賦實現社會公平。

如果開徵房產稅，我主張“見房就徵、見證就退”。“見房就徵”就是所有城鎮房屋都要交房產稅；“見證就退”就是每個居民可以憑身份證退一套房的稅，單身可退一套，夫妻就可退兩套，也不用離婚避稅了。如果還贍養着老人，那就可以再多退稅。一般居民家庭也就兩三套房吧，房子過多的居民，當然就不能都退稅了。

保障房還遠沒有蓋夠，建得“適度過量”房價房租才更合理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2019年10月的調查，中國城鎮居民家庭有房產的佔了96%，平均每戶1.5套；就連城市低收入的20%的家庭，住房自有率也達到了89.1%。這個數據是真實可信的。

有人說我國人均居住面積已經50平方米，達到歐洲國家的水平了，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根據國家統計局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中國城鄉居民人均居住面積爲41.76平方米，城鎮居民人均僅爲36.52平方米。這都是用“建築面積”計算的，若把它摺合成歐洲國家的“使用面積”，那就變成人均29平米多，北上廣深人均25-26平方米。這就是中國城鎮居民的居住現狀，而房屋質量不少比不上歐洲。

更不要說這只是全國城鎮居民的平均水平，其中低收入羣體和不少年輕人家庭是“被平均”的，他們的居住條件急需改善。居住是人類社會的永恆追求。我認爲商品房需要繼續建設，保障房更需要擴大建設規模。要讓保障房建得“適度過量”，讓低收入居民有選擇空間。擺脫房屋緊缺狀態，房價和租金就漲不起來，有利於形成合理的消費價格。

保障房可租可購，也可以先租後購。如果讓更多享受保障房待遇的家庭能擁有房產權，不僅可減輕房屋產權單位的資金壓力，更可以讓更多居民持有房產成爲有產者。隨着未來經濟運行與房價增長，這些家庭也有條件跟上共同富裕的步伐。

按照當年房改設計，我國應有50%城鎮家庭能享受到保障房待遇。如果能達到這個保障目標，就會有效改善低收入家庭、新市民與年輕人家庭的居住狀況與財產水平，社會上的戾氣就會明顯消退。雖然我已多年不做房地產開發業務，但我畢竟是當年房改方案的設計者之一，自感對房改方案的貫徹落實負有責任。我會不斷爲完善住房雙軌制，特別是爲低收入家庭改善居住條件而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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