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走出來的文藝青年，如今在哪裡？
（圖/《愛情萬歲》）
“城市是很多年輕人選擇去打工、打拼的地方，農村、縣城相對穩定，機會沒那麼多，但壓力沒那麼大。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合川也屬於農村，它應該不屬於第三個地方。但可能本來就沒有第三個地方。人生就是一個不斷掙扎的過程，沒有一個解法，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不斷解決小的問題，又會有新的問題出來。但我們的教育，讓我們好像有點不太能接受沒有答案這件事情。”
✎作者| 夏阿怪✎編輯| 譚山山
有不少讀者是通過《寫作十四年，我賺了十萬塊》這篇文章知道作家遠子這個人的。
遠子是湖北紅安人，2010年從蘇州大學哲學系畢業後，他去了北京。《寫作十四年，我賺了十萬塊》講述的就是他這些年來的工作及寫作情況。
被演員任泉轉發過的那篇講述他在書店工作經歷的《商場的地下王國》，間接推動他出版了第一本書《十七個遠方》。“當時有不少媒體和記者找我採訪，但他們大多隻是想要聽聽一個‘蝸居’‘蟻族’——當年的流行詞——的奮鬥史，我卻總是跟他們談論魯迅、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十七個遠方》 遠子著 九州出版社，2013-12
“兩年後，我再也受不了這種在工作與寫作之間反覆撕扯的生活，我對同代人的中庸與怯弱也越來越不滿，便決定像波拉尼奧所說的那樣，‘離開這幫人，去做一個真正的作家’。2018年年底，我和妻子一起，帶着幾十箱書，逃回了我的湖北老家……不過，我的選擇正好切合了當時‘逃離北上廣’的熱門話題，所以前後有三家雜誌跑去我的老家採訪我。”
我就是被“逃離北上廣”敘事吸引的人之一。2019年12月，我在紅安第一次見到遠子和他的家人。那時候，他和妻子、剛出生的孩子住在距離紅安縣城中心5公里的一個小區，房子是廉租房，年租金1800元。在這裡，他翻譯、寫作，一家三口經歷了疫情初期。
再後來，在朋友圈裡，看到遠子去了重慶。他在合川一所民辦高校教創意寫作，有了第二個孩子。今年年初，他出版了新書《光從哪裡來》，所收錄的四篇短篇小說，創作於他在紅安的日子。
正如遠子把小說集《白日漫遊》視爲“北漂生涯的總結與告別之作”，《光從哪裡來》是他對紅安生活的一場告別。幾篇小說以“黃安”（即紅安的原名）爲牽引，一個個從小鎮走出去的文學青年，在城市裡遊走一圈後回到老家，重新思考教育、愛情、婚姻、文學和階級。在送給我的這本書的扉頁上，遠子寫了這樣一句話——“警惕所有勸我們留在原地的人”。
《光從哪裡來》 遠子著 重光relire/藝文志eons∣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2
01“你去過江邊嗎？”
遠子沒有留在原地——雖然他筆下的人物設定和獨白讓人總以爲那就是他。從蝸居北上廣到逃離北上廣，他恰恰好地，又被捲入新的敘事熱潮。他在新書裡寫道：“可問題是河又沒有第三條岸，在城市和鄉村都待不下去的我，到底還能去哪。”
這幾年，有人去鶴崗買房，有人去大理做數字遊民，有人去景德鎮學手藝，有人乾脆宣佈退休了。自媒體在尋找“宜居城市”，小鎮青年要的不過是一個落腳點。
遠子來到了合川，他用了“定居”這個詞。我帶着一肚子的疑問來見他：爲什麼是合川？未來，還會離開這裡嗎？
我在他任教的學校門口和他碰面。他穿着黑色外套，揹着黑色的雙肩包，和三年前一樣瘦。
在合川家裡的遠子。（圖/夏阿怪 攝）
上午10點的創意寫作課，講文學中的“合理”。遠子從書包裡掏出了一個馬歇爾音箱，上課前，他給學生們放B站上“重塑雕像的權利”樂隊的演出視頻，但好像沒有什麼學生被吸引。遠子讓學生根據馬克·夏加爾的《小鎮之上》這幅畫創作一個合理的故事，大多數學生的故事範本被“英雄救美”的敘事框住了。但能感受到，在課堂上想象力偶爾起舞，那是普通卻依然充滿魅力的時刻。
這所學校很大，學生也多。那個週五的下午6點，學校門口交叉的兩條路直直地往外長，上面長滿了餐廳和小攤，學生們同時出現，密密麻麻佔領了這個片區。每次看到這種場景，遠子都會想到一個詞——“人力資源”。“我發現，其實很多人並不活在我們在網上看到的那個世界裡，比如這裡的10萬個學生，對於互聯網來說，他們就不存在。但是這個地方，就是有這麼多人這樣活着。”
遠子也會接觸到更爲具體的學生。一名學生曠課兩次被遠子提醒，來上課後生氣地跑來跟遠子說：“老師你怎麼不懂得換位思考呢？你讀大學時就沒有翹過課嗎？睡覺、打遊戲這些是我的剛需，你的文學根本不是我的剛需。”
也有學生積極地和遠子討論文學，看完他寫的《有福之人》後發來長長的筆記：“這種自我妥協真的算是一種有福嗎?如果所有人都變成這樣，那簡直是太諷刺。不過遠子老師我希望你可以永遠保持自己內心的想法。我從沒覺得遠子老師只是教人寫作的老師，我更希望的是你是一個作家。”
遠子的創意寫作課課件。（圖/夏阿怪 攝）
在合川，我還見到了遠子的同事。遠子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讓人有一種奇妙的遊離感。他完美地嵌進了這個系統中，在散發着濃烈麻辣火鍋味的包間裡，讓人嗅不到“作家遠子”的味道。那天吃完火鍋，我們又去旁邊的酒吧裡喝酒。酒吧裡有點吵鬧，一位老師從包裡掏出了她的擴音話筒，大家笑着衝話筒講話。後來實在太吵了，遠子提議，不如去他家喝酒聊天。
遠子的家在涪江邊上，離學校不過幾百米。“你去過江邊嗎？”遠子問一位老師。“附近有江嗎？”那位老師反問。
遠子跟我說，很多學生在這裡4年，都不知道有條涪江，有的人還將“涪（fu）”唸作“陪”。他順帶說起餘秀華那首《我愛你》，裡面有一句“告訴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膽的/春天”，他說：“學生都不知道稗子是什麼，該如何理解這首詩？”
“你知道稗子是什麼嗎？”
“……我也不知道。”
“那咱們不是一個階級的。”
流過合川城區的涪江。（圖/遠子 攝）
02無法成爲中產的小鎮青年
遠子的妻子瓶子對他說過：“我希望你這輩子不要在我面前再聊‘階級’這兩個字。”
這次沒有見到瓶子。寒假過後，她決定帶着兩個孩子在紅安再住一陣子。但家裡處處能看到女主人的痕跡。這套100多平方米的住宅，所有的裝修都是瓶子操持的。
除了客廳一整面牆的書架，遠子的書房裡還有兩面牆的書。他白色的書桌靠着窗，可以看到外面的綠樹。書房裡擺着一把吉他、畫冊和畫，書桌底下有一尊小小的魯迅塑像。“放在臺面上，魯迅會讓我感覺有點壓力，所以放到了角落裡。”
這些書大部分是從紅安寄過來的。遠子笑稱，它們跟着他一路遷徙的運費，早就超過書本身的價值了。同合川的這套電梯房相比，紅安的那間小房子顯得擁擠而逼仄。那間房子裡也有高高的書牆，但不知爲何，它們和我記憶中的遠子一樣，是緊張的、嚴肅的、沒有笑容的，像他小說裡那些困惑、痛苦的年輕人一樣。但這一次，我看見遠子總是輕鬆地笑，淡定自若地從校園走到江邊，從廚房走到客廳。
書桌下的魯迅塑像。（圖/夏阿怪 攝）
大學老師，作家，一套房子，一家四口，日常上課，偶爾去其他城市參加活動、接受採訪——如果用這種方式去形容遠子當下的生活，他就是一個成功的作家，過上了中產般的生活。有時候他和瓶子都會產生某種自我懷疑——“我真的配過這樣的生活嗎？”
相比於北京，合川足夠穩定；相比於紅安，合川又沒那麼封閉——這一切，像是某種理想的小城生活樣本。
“但我不會買車的。”遠子試圖以此反抗標準的中產生活結構。這種穩定生活所帶來的安全感，在遠子這裡顯得輕飄飄的。“我可能一直活得比較抽象，好像不會把這種安全感當一回事。我總覺得外部環境有一種巨大的不安全感，它橫亙在我們所有人頭上。雖然我的生活境況是變好了一點，但這種好是不堪一擊的，外面如果再風吹草動一下，生活隨時會一地雞毛。”
“最近有一本書叫《我們從未中產過》，書裡說，中產是一種意識形態，沒有人能真正達到標準。因爲中產作爲一個階層，應該有能力去保衛自己的財產和社會地位，但在真實社會中，他們很難保衛自己。”
《我們從未中產過》 ［以色列］豪道斯·魏斯著，蔡一能譯 藝文志eons∣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1
就像遠子在書裡探討的愛情那樣，無論是在北京、在紅安還是在合川，他始終保持對於外部和自己身上所揹負的那種“城鄉經驗”的敏感。
“我們之間的矛盾歸根結底來自城鄉之間，這是許多和我們情形類似的戀人所不願意承認的。我和所有進城的農村人一樣，每天穿着乾淨的衣服，去星巴克談文學和電影，在回憶中一點點漂白自己的出身。時間一長，就真的以爲自己已經脫胎換骨。卻沒想到，我們的祖先早就把我們的一切烙上了農民印。
“農民的繁衍更像是細胞分裂，除非基因突變，否則是沒有傳承和進化可言的。雅玲從前總是抱怨我不夠愛她，我一直找不到問題的癥結所在，回村後我終於明白，我只是不能像一個城裡人那樣愛她。我現在甚至認爲愛情本身就是城裡人的消遣，農村的夫妻根本就消受不了愛情的刺激，他們必須用情感的淡漠維持家庭的穩定。對農村人而言，婚姻只是一種最小單位的衆籌方式。”在《光從哪裡來》中，遠子寫道。
遠子的書桌。（圖/夏阿怪 攝）
事實上，來到合川像是沒有選擇的選擇。2020年，遠子翻譯的兩本書因爲某些原因沒能出版，沒有收入，在老家又要裝修房子，存款快花完了，又到了一個不得不找工作的狀態。這時候，有朋友告訴他，合川有所民辦學校招創意寫作的老師，問他要不要試試。遠子沒有多想，就跑來合川面試。
遠子的試講，講了“文學對我的影響”。當時，他以爲自己過不了面試——“我是一個比較自卑的人”，但後來還是過了，“可能當時坐在下面的老師中是有文學理想的，所以被我打動了。”他這樣解釋。
在合川，談論文學是一件困難的事。在北京，各種各樣的活動和分享會上，聚滿了文藝青年；但在合川，人際關係的建立，除了職場就是育兒話題。起初，遠子感受到失落和不適應，“過去十幾年習慣用非常書面的語言去交流，現在可能要用更多口語的方式去交流”。
那些宏大的、抽象的詞語飄在合川的上空，最終消失在霧裡。“但這種改變，是有利於自己去認識這個社會的，也可以打開我寫作的思路。我的很多小說都在寫自己或者和自己相似的人，一直沒怎麼寫他者。但更多時候，還是經由他者才能成爲自己、認識自己。如果只通過自己去認識自己，自己可能是非常膨脹或者狹隘的。”
遠子不是沒有努力過。他做過合川讀書會，組織了三次線下讀書活動，來了一些學生、網友和朋友。但讀書會最終沒做下去，“讓大家去讀某本書，可是很多人也沒讀完，見面的時候甚至有人在聊考公務員的事”。
在遠子任教的高校裡，有一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書店。（圖/夏阿怪 攝）
03“人是適合生活在一個小地方的”
關於“回到老家的小鎮青年”的敘事，無論是對於遠子還是他書裡的作家，好像都已經“完成”。合川的生活，不同於北京、紅安，甚至不同於年輕時候遠子所想象的那種蓋茨比的生活，它微小、平靜、看似穩定，被具體的學校工作和家庭生活包裹。
“我後來發現，人是適合生活在一個小地方的。人的大腦和心靈結構並不適合去認識很多人、去很多地方。幾千年來，人類就是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生活。在一個相對安全、封閉和確定的環境中，沒有那麼多心理問題。而我們今天這種非常不確定的環境，只會讓我們越來越痛苦。”
“《迴歸故里》這本書，主人公講述自己爲什麼要逃離故鄉，有一句話特別觸動我。他說，後來才發現，其實逃離是一種暴力，不僅是對自己家人的一種暴力，也是對自己的一種暴力。也就是說，當你逃離的時候，你已經把這種與家人的關係、與自己的關係撕裂了，你就會一直處在這種痛苦之中。”
“所以，我現在真的很少會想過一種特別理想的生活，而是更多思考怎麼解決眼前的問題，避免更壞的未來，一步一步讓家人和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
《迴歸故里》 ［法］迪迪埃·埃裡蓬著，王獻譯 後浪∣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7
在合川的生活，給了遠子新的刺激和思考。這所學校的老師和學生，或許是他下一部小說創作的方向；他成爲兩個孩子的父親，看到妻子成爲母親後的勞動，遛娃時接觸到其他寶媽，他會重新思考女權主義，思考男性和女性。
“在分擔一些家務之後，我覺得做家務真的很累——換尿不溼、洗澡、遛娃，這些都要付出極大的耐心，而很多男性是缺乏耐心的。我發現，很多革命家都期待在一代人的時間裡重塑這個世界、立馬走到一個烏托邦裡去，但這就是一種缺乏耐心的表現。人類一次次的嘗試表明，這種不耐心的舉動帶來的就是巨大的災難。但女性不會從這個角度去想，很多女性可能也看到社會問題，但她們不會想立刻改變，而是更有耐心。”
“小說也是這樣。爲什麼很多男人會寫自殺、暴力，寫和死亡相關的東西？其實就是因爲他們不做家務，也不帶孩子。和男性相比，女性思考問題，會更多考慮生育、生長、發展這樣的角度，她們的邏輯起點是出生。很多女性就是被家務毀了。她們年輕的時候也有天賦、抱負，但一旦有了孩子，帶孩子這麼幾年下來，真是身心俱疲。”
遠子的書架下，是孩子的小牀。（圖/夏阿怪 攝）
曾經也被“27歲俱樂部”概念影響的遠子，似乎也在慢慢習得他所說的用“生長的、發展的”眼光去看個體、去看世界。雖然現實的教育體驗讓他喪氣，但他還是帶着某種英雄主義般的心態對待學生，“我一直覺得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如果我們可以讓年輕人變得更好，就意味着我們會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他也試圖通過階層去分析一個人的心理和行爲模式，以此理解人。 他並不完全贊同“不婚不育是一種抵抗”——“很多人覺得這個觀念很好，彰顯了個體的高度自由。但我有時候會想，這似乎更像是一種消極的退讓。婚育是一種珍貴的生命體驗，一種藉由他者來打破自我執念的積極途徑，也許不該那麼輕易地選擇放棄。”
04第三個地方真的存在嗎？
曾經一個憤怒的、痛苦的、充滿懷疑和革命精神的文學青年，在三十來歲時來到合川，過上這樣平靜的生活。遠子感慨“文藝青年”這個羣體的消失，以及“文藝青年”屬性在自己身上的消失——在紅安的時候，他買了一個望遠鏡，看鳥。來到合川后，卻發現舉起望遠鏡再看時，竟然有點暈。“我也看不了婁燁了，晃得太厲害。上了年紀之後，連文藝青年都做不了。”
讓文藝青年改變的，可能更多的是時間本身。來合川這幾年，他沒有寫新的小說，上課和孩子分散了他幾乎所有的精力，但新的身份——無論是作爲老師還是父親，抑或是身份證上印着的屬地合川——都帶給他嶄新的感受。從2020年的那場面試，他講述文學對自己的影響，再到最近那篇被熱議的公衆號文章，以及他給《光從哪裡來》所寫的《但我相信文學》，沒有變的，是他對文學本身的信念感。
遠子家一角。（圖/夏阿怪 攝）
在我們試圖討論“北上廣”和老家之外是否存在第三個城市、尋找河的第三條岸時，從紅安出發，東南西北遷徙了1000公里並定居的遠子覺得，無論走到哪裡，他都能隨時隨地從生活中抽離，以一種觀察、審視的第三者視角去看待周邊的一切。“好處就是，你今天的那種煩惱和痛苦，可能就有了一層審美或者思考的維度。你會重新去衡量它，不用每天完全沉浸在和它肉搏的廝殺中。壞處就是，很多時候，你對這個地方沒有很強的進入感。”
遠子熟悉涪江邊隱秘的小路，喜歡釣魚城——本地最有名的景點——的風景，他看起來比很多普通人都要更瞭解合川及其歷史。可是，來到這裡的第四年，他真正進入這裡了嗎？本地方言時刻提醒他，他是一個外來者；對食物並不感興趣的他也不理解火鍋爲何會受歡迎；和其他本地家庭接觸時，他會感受到那種微妙的疏離；路過桌球店，他心裡癢癢的，想玩一把卻找不到一個能一起打桌球的朋友。
遠子穿着黑色外套在廚房裡燒水時，他的同事評價道：“遠子好像不是這個漂亮房子的主人，而像是一個來住民宿的旅客。”
河流的第三條岸，或者說小鎮青年的第三個地方，真的存在嗎？
正在打桌球的遠子。（圖/夏阿怪 攝）·END· 作者丨夏阿怪 編輯丨譚山山 校對丨遇見
“城市是很多年輕人選擇去打工、打拼的地方，農村、縣城相對穩定，機會沒那麼多，但壓力沒那麼大。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合川也屬於農村，它應該不屬於第三個地方。但可能本來就沒有第三個地方，人生就是一個不斷掙扎的過程，沒有一個解法，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不斷解決小的問題，又會有新的問題出來。但我們的教育，讓我們好像有點不太能接受沒有答案這件事情。”遠子說。
如果真的抱着“尋找河流的第三條岸”的念頭去生活，恐怕我們又要被新的枷鎖所束縛。合川從來不是遠子的答案，鶴崗、大理、景德鎮、安吉……也從來不是他們的答案。小鎮青年只是揹負着自身的烙印，在自由而又危險的曠野上，尋找一個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