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講當下，自然是官大聲音大；長遠看，則不一定是這個樣子

陳平原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本文爲2021年6月24日演講實錄

畢業典禮上致辭，除了祝福，就是勵志。而這年頭，社會上各種莫名其妙的“勵志名言”，正高歌猛進大學校園。

有比官大的，體現在校慶時之按職位高低排列校友；有比錢多的，宣稱畢業十年沒有四千萬別說是我的學生。弄得我們這些既非高官、也未暴富的校友們灰頭土臉的，整天覺得對不起母校，也對不起這 “ 偉大的時代 ”。

因擔任中山大學北京校友會會長，我不時接觸北上工作的學弟學妹們。

前兩年一位後學看錯了門道，跑來找我，希望舉薦。

我一聽他精確的人生規劃，真的目瞪口呆：30正處，35副廳，40正廳，45“進部”———京城裡官多，副部級以上纔有點意思，故有此專有名詞。

我問：萬一做不到呢？

老兄一跺腳，說那就歸隱山林，學陶淵明，“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

我笑了，說恐怕那時空氣污染，南山已經不見了。

他愣了一下，不太明白我的意思。

我反問：你真的是中山大學畢業的？

爲什麼這麼追問，因這種“雄心壯志”，跟我心目中的中大教育宗旨不太吻合。

記得是1923年12月，孫中山在嶺南大學懷士堂發表演說，鼓勵青年學生“ 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1952年院系調整，中山大學遷入康樂園，懷士堂上鐫刻的這段話，因而也就成了不少中大人的座右銘。

十多年前，我在《讀書》雜誌（1996年3期）發表《最後一個“王者師 ”》，從晚清康有爲說起，辨析近代中國的政、學分途。

西方教育制度的引進，以及科舉制度的退出歷史舞臺，使得中國讀書人的觀念開始轉變。“ 讀書 ”不是爲了 “ 做官 ”，這是晚清不少有識之士的共同見解，起碼章太炎、蔡元培、嚴復、梁啓超、吳稚暉等都有過明確的表述。而懷士堂上鐫刻着的孫中山題詞，便是此思潮的巨大回響。

我在文中提及：“ 今年春天回母校訪問，發現題詞沒了，大概是爲了恢復那座小禮堂原先的風韻吧？我有點悵然。” 文章發表後，承朋友告知，此題詞乃中大精魂，不可能被取消，只是因重修而暫時遮蔽。於是，趕緊撰文更正。

孫中山所說的 “ 大事 ”，乃利國利民，驚天動地，屬於今人眼中的 “ 正能量 ”，而不是折騰得全國人民死去活來的 “ 好大喜功 ”，或日常口語中的 “ 兄弟你可攤上大事了 ”。

依照中山先生的思路，我略作延伸：

第一，不做 “ 大官 ” 的，也可以做成 “大事 ”；

第二，當了 “ 大官 ” 的，不見得就能成就 “ 大事 ”；

第三，本校對於畢業生的期待，將做成 “ 大事 ” 看得比當上 “ 大官 ” 還重要。

唯一沒談妥的是，有些 “ 大事 ”，確實非 “ 大官 ”做不了。

怎麼辦？這裡暫不深究。

我很推崇孫中山、蔡元培等人的教育理念———像中大、北大這樣的綜合性大學，不同於黃埔軍校或中央黨校，確實應以研究高深學問、培養專業人才爲中心。日後有人成爲政治家，當了大官，不管做得好壞，都與大學教育基本無關，是他自己努力的結果。大學硬要認領這份光榮，還想總結經驗，然後依樣畫葫蘆，製造出衆多高官來，我以爲是自作多情；更重要的是，此舉扭曲了大學精神。

有人引拿破崙的名言，說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我們不能說不想當大官的學生就不是好學生。因爲，大學不是 “ 官僚養成所 ” ——如今報考公務員成了大學生們的首選，那是因整個社會被官場邏輯所籠罩，絕非佳音。

大學畢業生中，有做工的，有務農的，有經商的，有舞文弄墨的，有從事慈善的，更有獻身於科學探索的。對於一所大學來說，能出大官很好，能出巨賈也不錯，但最理想的，還是培養出衆多頂天立地、出類拔萃的大寫的 “ 人 ”。若都摺合成科級、處級、廳級、部級、部級以上，以官帽大小定高低，這社會必定停滯不前，甚至可以說是 “ 狂瀾既倒 ”。

好幾次應邀回廣州參加中大的紀念活動，我注意到一個細節，校長、書記在介紹嘉賓時，故意把我們這些沒有行政級別的學者放在前面，這讓我很感動。我當然明白，對學校的實際運作更有幫助的，是後面出臺的各級官員。學校以 “ 遠道而來 ” 作爲幌子，優先介紹學者，實際上是想傳達一種 “ 尊重學問 ” 的信念。

這麼多年，走遍大江南北諸多名校，發現各校介紹來賓時，一般都按官職大小從上往下，像我這樣沒有行政級別的教授，要不屬於 “ 在場的還有某某某 ”，要不就是 “ 因時間關係恕不一一列舉 ”。

我雖反感此不成文的規矩，卻也熟視無睹，且佩服主辦單位調查精細，從不出錯。反而是在中大，被校長、書記重點介紹時，有點不太適應，趕緊挺直腰桿，打起精神，免得貽笑大方。

事後想想，中大之尊重學者，或者真的是淵源有自。

官員的心思不好亂猜，我只能說，好學者大都是有自信的。古語說：士不可以不弘毅。當下中國的人文學者，本就應挺起脊樑，大聲說出我們的抱負、我們的志向以及我們的貢獻。大凡學術研究以及精神探索，其意義及影響力，要放長視線才能看得清楚。

講當下，自然是官大聲音大；長遠看，則不一定是這個樣子。以中大爲例，歷史系教授陳寅恪在思想史、學術史、文化史乃至一般讀書人心目中的地位，就遠大於當年保護他的高官、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

今天已然這樣，五十年或一百年後更是如此。

各位即將走出中大校門，萬一將來當了大官，請記得孫中山先生的教誨，或套用《七品芝麻官》中的說法：“ 當官不爲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更大的可能性是，你們中的很多人，都將像我一樣，“ 碌碌 ” 而 “ 有爲 ”，只是無心或無望於仕途。若真的這樣，請記得，只要把眼下的工作做好、做精、做透、做到 “ 登峰造極 ”，管他是什麼級別，母校都會歡迎你，替你驕傲，爲你喝彩。因爲，這是一所把 “ 做大事 ” 看得比 “ 做大官 ” 還重要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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