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外國人看到,對中國人很重要!
所謂表揚與批評，不過一個硬幣的兩面，每一次“中國希望被外國友人表揚”的背後是否都隱藏着“中國人希望被外國人看到”的辛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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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在北京召開前後，北京實施了諸如放假、單雙號限行、周邊地區限產、暖氣暫緩供應、停止施工、醫院減少門診等措施來保障空氣質量。雖然良好的空氣質量是大家所需，但客觀說，因爲APEC會議而實施的這些措施，對於經濟環境、社會生產、人民生活是一個硬着陸，代價極大。
比如，根據外媒的報道，北京周邊的鋼鐵企業很早就接到APEC會議期間停產的通知，但爲了維持經濟增長，鋼鐵企業又不能減產，所以，它們只能“調整產能”，在10月加班生產，然後，往年秋高氣爽的金秋十月，今年十月卻頻頻出現霧霾。
這一切是因爲“外國友人的表揚對中國很重要”。不過，對中國老百姓而言，重要的卻是被外國人看到。
記得小時候，大約是1980年代初期，我家住在“重慶賓館”附近，那是重慶的一家涉外賓館。改革開放初期的城市公用事業，仍然跟不上居民需求，停水停電是家常便飯，可我家卻很少停水。我媽媽告訴我，那是因爲對面的重慶賓館裡面住了很多外國人，一旦這附近停水，居民紛紛提着水桶上街打水，被住在重慶賓館裡的外國人看到，“國際影響不好”，所以，我們這裡屬於重點保障地區，很少停水。
或許，我媽媽的這個解釋無法找到確鑿證據，但是，這個解釋符合大多數中國人樸素的政治常識。實際上，老百姓這種樸素政治智慧僅僅是結果，順着時間回溯，在那些更大的歷史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策略的源頭。從當下的霧霾，到1960年代的糧食供給，自不同的例子，不同的時期，相同的一點卻都是“被外國人看到，有了國際影響”。爲了避免國際影響，政府提供了更好的供水保障；爲了減小國際影響，政府保持克制；爲了避免國際影響，政府向城市調糧；爲了避免國際影響，政府全力保障空氣質量。
那麼，被外國人看到，到底意味着什麼？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房源)蒂亞·森（Amartya Sen）對這個現象進行了精確地總結。他通過對多國饑荒的研究認爲：法律、經濟、政治等特徵決定的社會中的不同羣體的權利關係，最終決定了不同階層的人對糧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例如，1943年，孟加拉政府爲了保證工業地區加爾各答的糧食供應，從農業地區調糧，造成了饑荒。
在“三年自然災害”的例子中，實際上，“被外國人看到，有了國際影響”中“影響”二字背後意味着城市居民有了更大的言說權利——雖然在當時的中國，這種言說的方式是默默地被外國人觀察到，但無論如何，當他們的境遇能被外界所知，他們實際上就在無聲地發言，城市居民就比農民具有更大言說權利。最終，正如阿馬蒂亞·森的結論：“不同的權利導致了不種糧食的城市居民有了糧食，而種糧食的農民卻不能果腹。”
這個結論在中國也同樣成立，林毅夫和楊濤運用阿瑪(房源)蒂亞·森的理論，研究了“三年自然災害”後發現：在中國中央計劃體系中，食物獲取權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過定量配給系統獲得食物，而農民卻需強制性上繳（按：詳見《食物供應量、食物獲取權與中國1959-1961年的饑荒》）。這不但和當年農民政治權利低於城市居民相吻合，也能很好地闡釋今天的諸多公共現象：校車、教育等準公共品的供給，在國庫充盈的今天，不是“供給不足”，而是“權利不足”造成的資源在不同階層、地區、戶籍的人羣間分配不均。
實際上，在現代社會中，糧食、空氣與水，這些人類賴以生存的東西，都不再是自然之物，而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與出行、門診、暖氣一樣，本質上是政府提供的一種公共品，要依靠政府所掌握的公共資源與治理能量的投放多寡。從這個角度看，APEC期間的措施，就是政府在提供公共品時出現了偏好。
與通常意義的因爲人羣權利不等，造成公共品在人羣間的分配不均不同，這一次，是對同一人羣，不同種類的公共品的分配出現了強烈偏移。不過，權利多寡決定公共品的數量與質量的原則仍然沒變，悲哀的是，中國人仍然沒有逃過“被外國人看到”這個權利增加模式——能被外國人看到的被極力提升，而那些不能被外國人看到的，則被人爲壓低。
所以，網上有人希望APEC期間出現霧霾，不但是對“中國希望被外國友人表揚”的調侃，更是出於“中國人希望被外國人看到”的樸素政治智慧，希望通過“被外國人看到”，帶來更長遠的解決。
其實，所謂表揚與批評，不過一個硬幣的兩面，每一次“中國希望被外國友人表揚”的背後是否都隱藏着“中國人希望被外國人看到”的辛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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