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者人權1】國家能逼性侵案被害人出庭對質？法官：國家機器二度強姦被害人！
新聞節目中心／綜合報導
性侵害案被害人的警詢筆錄，可否作爲判決被告有罪的證據？被害人有無必要到法庭上接受被告對質詰問？資深司法記者蘇位榮主持的《行動法庭》，昨（30）日邀請律師尤伯祥、臺灣高等法院法官邱忠義，以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臨牀心理師周庭筠，重現大法官釋字789號解釋現場，深度探討性侵案被害人不能到庭對質的原因，以及國家若此例一開，對司法會帶來什麼隱憂？
大法官在今年2月27日公佈釋字第789號【性侵害犯罪被害人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案】，爲《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做出合憲性宣告，沒有違反《憲法》第8條正當法律程序及第16條訴訟權保障。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7條第1款規定，若被害人於審判中「因性侵害致身心創傷無法陳述」，其在調查中所爲的陳述，「經證明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爲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爲證據」。
本號解釋對被告的影響，未來性侵案被害人不需要出庭接受對質詰問，法官可選擇採納被害人在審判外的警詢筆錄，作爲判決被告有罪的證據。
▲ 律師尤伯祥。（圖／行動法庭提供）
「（被告的）對質詰問權是一個公平審判，最基本、最核心的條件。」尤伯祥律師指出，被告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跟被害人在法庭程序要求正義的權利不相上下，主要是爲了避免法院冤枉人。
尤伯祥律師引述大法官第582號解釋指出，若要公平審判被告，必須照「證據裁判原則」走，就是「所有的犯罪事實必須是經過嚴格證明」。而嚴格證明之證據需要符合兩要件：
第一是證據本身需具備「證據能力」，即證據是合法取得，程序合法。第二是經過法庭「合法調查」，而被害人作爲人證，也必須到庭具結，讓被告有機會對質詰問，指出被害人陳述裡有哪些瑕疵和弱點。被害人的陳述必須走過這兩個最基本的程序，才能拿來作爲定罪的證據。
尤伯祥解釋，釋字789號解釋的聲請人曾宏逸，就是因爲「從起訴到定罪爲止」，他完全沒機會詰問指控他的被害人，法院就直接用被害人的警詢筆錄定他罪，剝奪他的「對質詰問權」，所以曾宏逸才聲請釋憲。
當被害者人權與被告詰問權發生衝突時，法院在實務上會如何處理呢？臺灣高等法院法官邱忠義表示，其實大部分的性侵被害人會到法庭，因爲他心裡沒有創傷，但只有少部分特例，有心理狀況不能到庭。
邱忠義形容，把被害人拘提到庭是「人性尊嚴的踐踏」！他反問，如果國家沒有辦法保護被害人的人性尊嚴，強行把人押過來交互詰問，不覺得這樣的法官是國家機器，第二度強姦被害人嗎？
▲ 臺灣高等法院法官邱忠義。（圖／行動法庭提供）
邱忠義認爲，法律其實缺乏被害者保護這塊，因此當被害人「客觀不能受詰問」的時候，例如當被害人出現會自殺、離家出走的狀況，或有醫生診斷證明、臨牀心理師鑑定報告、社工觀察等客觀基礎，且這類狀況有「相當程度的持續性」。法院會評估，若強制被害人到庭，會加深擴大心理創傷，這時候會考慮被告的詰問權是否要稍微受到限制？
但法官判被告有罪，不會只憑警詢筆錄。雖然法律並未明言禁止拿被害人陳述當做定罪的唯一證據，但實務操作不會這樣操作。反之，會尋找其他補強證據。
「那個補強證據，可能就是被告覺得最不公平的地方！」尤伯祥律師反駁說，以本案的釋憲聲請書內容爲例，DNA鑑定結果只能證明被告的DNA在被害人的身體裡，但無法證明性關係是合意或強迫？
被告本身是性關係相當複雜的人，事件也發生已久，被告無法記得是在什麼情況下跟被害人發生性關係，然而性交合意與否，卻全靠被害人陳述，令被告覺得「補強證據只到這裡，其他全靠被害人自己說了算！」
尤伯祥律師更以性侵害案件實務運作爲例，被害人姓名因全部都是代號，對性生活複雜的人來說，「他連到最後審判確定的時候爲止，他都不知道這個被害人姓名叫什麼名字？那就更難防禦了。」
「被害人指認錯誤的可能性也蠻高的」，尤伯祥律師提到美國曾發生的真實案例，美國有個性侵案被害人指認一個被告，講得斬釘截鐵，導致這位黑人被告坐牢坐了十幾年。後來有團體救援這個被告，用DNA鑑定發現真兇不是這個黑人，最後警方抓到真兇，發現是因爲被告跟真兇長得很像，所以指認錯誤。最後這位被害人非常後悔，她跟這位黑人到全世界旅行，講他們發生的故事。
尤伯祥律師總結說到，對質、詰問是揪出指認錯誤最好的方法，這就是爲何交互詰問對被告非常重要，在法律上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所以你不給被告這樣的武器，事實上等於剝奪被告最重要的防禦武器，對他來講可能不公平！」
被害人：律師不停質疑我講的話 我錯了嗎？
但若保全了被告的防禦武器，在被害人這方，又會發生什麼事呢？
臨牀心理師周庭筠從被害人角度出發，被害人被性侵後，進入司法程序，在過程中她「要跟好多好多的人，述說她整個創傷的過程」，對創傷過程做細節上的描述，對被害的少女、少男、成年人來說，述說被害過程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原因出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羣」（PTSD），周庭筠在跟性侵被害人互動過程中，發現他們會反覆不斷出現跟創傷事件相關的記憶，無法控制的不停出現，晚上會不斷做惡夢，不停回想創傷相關細節。另外，還有很多受害者對於自我和生活，會產生許多負面想法和情緒，許多自卑、罪惡感、羞恥感會不停浮現，甚至有部分受害者產生自殺的想法和行爲。
▲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臨牀心理師周庭筠。（圖／行動法庭提供）
周庭筠補充說到，雖然並不是所有性侵受害者會在性侵後，立即發生前述狀況，但在臨牀上有許多個案「兩年之內」開始發展，演變爲嚴重的疾病，影響到工作、家庭和人際關係。
而「到庭陳述」意味被害人要對創傷事件做再次的澄清和說明。周庭筠提到，曾有受害人跟她說，對造律師是「代表侵犯我的人來做詢問，我在講的過程中，他不停的質疑我所講的內容，會讓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真的有做錯事情？」
而當受害人在法庭上面對「過度詢問」，那些細節詢問會勾起受害人在創傷事件的害怕和擔憂，影響到她們的生活和人際關係，造成二度傷害。
「創傷後壓力症」可剝奪被告詰問權？律師：恐掏空公平審判基礎！
尤伯祥律師憂心，若「創傷後壓力症候羣」能作爲剝奪被告的對質詰問權，讓被害人拒絕到庭對質的理由，造成的影響將非常嚴重，「公平審判原則很可能被掏空掉！」
因爲不只性侵案，其他人身傷害，甚至非人身傷害，都有可能造成「創傷後壓力症候羣」。
尤伯祥律師以他投入救援的太陽花324佔領行政院案爲例，許多被暴力驅離的當事人跟他說，直到如今晚上還會做惡夢，夢見警察拿警棍打他、拿警盾剁他，畫面在白天和晚上不斷出現。
尤伯祥接着話鋒一轉，指出歐美國家面對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羣」的被害人，不會用剝奪被告詰問權的方式處理。他們會在詰問上加上條件，例如用屏蔽的措施，用熒幕擋着，或把被害人放到另外一個房間，或讓被告出去，讓他的辯護人在場等。
而在美國，愛荷華州曾有個案子，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爲用屏蔽的方式未必合憲。因爲被害人可能有復原能力，雖然被害人一時之間創傷嚴重，但經過國家和醫療系統支援後，或許會復原。法院可以等被害人復原後，再請她到法庭指認被告。
各國的作法雖然未必細節完全相當，但共通的法理是不能無限上綱剝奪被告的對質詰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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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害者人權2】性侵案被害人因「創傷後壓力症」拒出庭 律師：恐掏空公平審判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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