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美麗與哀愁：一個崛起大國的背影

“活在當下”是巴西人生活的第一法則。而足球、狂歡節、烤肉、混血美女，是提起巴西，最容易首先讓人想到的四大景緻。

我第一次離開巴西，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事實上，這句話不是我說的，是我演繹的。它的真實版本是，“我最後一次離開巴西，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語出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的經典著作《憂鬱的熱帶》一書的開篇。

巴西之於斯特勞斯是一個獨特並深深爲之癡迷的研究客體，於我亦如是。只是在斯特勞斯那裡，鍾情於斯，癡情於斯，可以刺激他深入亞馬孫密林、融入印第安人社羣長達4年之久，從而也無意間開啓了他獨特的人類學研究樣本。而在我這裡，雖涉足巴西社會和文化研究亦有經年，但和研究對象親密接觸還是第一次：儘管所見浮光掠影，但所感卻透徹入骨……

上帝是巴西人

11月中旬的一天，在歷經長達近26個小時的長途飛行之後，飛機落在了聖保羅國際機場。事實上，甚至不下飛機都能明顯地感覺到，這裡的天比北京的天藍多了，也透亮多了——儘管旅居當地多年的老華僑說，聖保羅是巴西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我們的觀感差距如此之大，或許是兩地評價污染的標準不一致吧。

不過，最衝擊我的視覺感受、最讓我甘心做出哪怕是草率的結論的是：巴西可真是一塊風水寶地。這也難怪巴西人常把“上帝是巴西人”這句話掛在嘴邊，總統亦概莫能外。2007年，巴西政府宣佈發現預計儲量高達80億桶的圖皮深海油田之後，前總統盧拉驕傲地聲稱，“這一發現證明，上帝是巴西人”，連英國《經濟學家》雜誌都不無豔羨地說，“上帝可能真是巴西人”。甚至在阿根廷人成了教皇之後，這種油然而生的自豪感，都不曾發生任何的改變。巴西總統迪爾瑪·盧塞夫2013年3月在梵蒂岡會見新教皇方濟各後，對阿根廷記者說，“我想你們阿根廷人很幸運，出了一位偉大的教皇。阿根廷人值得祝賀——不過回到家，我們總說，‘儘管教皇是阿根廷人，但上帝可是巴西人’。”話雖戲言，但透射出巴西人骨子裡的自矜和對生活的自珍，認爲老天給了巴西過分的關照和垂青。

事實的確如此。1940年剛到巴西的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便被這個國家深深地吸引了，“巴西就像那些漂亮女人，讓人不知爲何便動了情，甚至那些毫無關係的人。”是啊，遊客如是，上帝亦如是。他是如此眷戀這片流光溢彩、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在地球上，你甚至很難再找到這樣一個國家。那裡氣候宜人，冬無嚴寒，夏無酷暑，秋無霜——有什麼？唯有春。不僅如此，巴西還是真正的地大物博。這裡聳立着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高原——巴西高原，奔騰着世界上流量和流域最大的河流——亞馬孫河，呼嘯着世界上最寬闊的瀑布——伊瓜蘇瀑布羣，蘊藏着世界上最豐富的彩色寶石礦，全世界都呼吸着有“地球之肺”稱號的亞馬孫熱帶雨林供養的鮮活的氧氣。一句話，在巴西，你會發現我們對曾經受到的“中國地大物博”的教育有一種多麼痛的領悟！因爲巴西的地大和物博，不僅僅是其博大，更重要的是，巴西還有70%的土地和大量的資源沒有得到開發。

上帝的眷顧和寵愛很容易讓巴西人生於安樂。事實上，巴西人也滿足於此，“活在當下”是他們生活的第一法則。陽光、沙灘、美女、足球和美酒，這些罪惡的資本主義情調，似乎就是他們人生價值的全部所在。當華人的店鋪連週六、日都捨不得休息而照常營業時，巴西人早早就關了門。他們是決計不想“像中國人一樣工作”的（這句在西班牙語世界通行的俗語早已傳播至巴葡世界，意思多含貶義，“沒有假期、不會享受生活，只會一門心思牛馬一樣地工作、工作”）。或許，正是這種從不杞人憂天的生活理念讓巴西人自我感覺良好，甚至身處殺機四伏的公共安全環境，依然不改樂觀精神。根據2012年蓋洛普發佈的全球幸福指數調查報告，巴西名列全球第18位，得分69.3%，位居金磚國家之首，而中國則名列全球第76位，得分只有50.9%。

身處幸福指數如此之高的社會，我一下子被裹挾其中，決意要“從明天起，做個幸福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只是後來令人極其失望地發現，那片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白色建築羣竟然是氣死百萬富翁的貧民窟！11月份的里約熱內盧，正值春末夏初，晨起雖有一絲涼，卻毫無衣單袖冷，空氣中到處飄蕩着海風的味道。6點時分，太陽躍出海平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剎那之間，你會發現，你對這句話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理解障礙。有資深同事在我分享到微信朋友圈的圖片後留言：在這裡，做研究、寫文章一定會效率更高！我呵呵一笑：面對此情此景此山此水此人此物，還研究作甚？我也會告訴亞歷山大大帝說，別擋住我的陽光。

是的，別擋住我的陽光。巴西人的閒適皆緣於此。午後開始，特別是傍晚時分，到處都是悠閒的巴西人。人字拖，比基尼（或者和比基尼一樣儘可能少的衣服），幾乎是美女們的絕配，似乎做出一種隨時下海的準備。令人難以想象的是，穿着這種“最少的裝備”竟也登得了酒店大堂、入得了超市商場，甚至衆目睽睽的公交車上。咖啡色、白色、黑色、棕色，各種膚色的漂亮姑娘在大街上、在沙灘上，走來走去，晃來晃去，直直地閃亮你的眼睛。是時，你的耳邊可能油然而起那首著名的《伊帕內瑪的姑娘》：“高挑、年輕、可愛、古銅色的伊帕內瑪姑娘，輕輕地走過……她步調如桑巴，輕搖又慢擺……”這首柔軟得像伊帕內瑪沙灘的波薩諾瓦（Bossa Nova）挑逗着懵懂少年的如詩情懷，抑或勾起被時光滌盪的老男人的傷感回憶……“當她走過，我報以微笑，而她卻沒有看見。”

當然，沙灘上晃眼的不只是如詩如歌的入夢姑娘，還有另一大特色：足球。足球堪與狂歡節、烤肉、混血美女並列巴西四大“國粹”，也是提起巴西，最容易首先讓人想到的四大景緻。在巴西，足球作爲一項大衆運動，已經滲入巴西人的骨髓，融入其日常生活，並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足球文化。在一個全民巷談足球、擡腳皆足球的國家，沙灘自然逃脫不了和足球的交融。在巴西，沙灘是一種天然的公共產品，體現了純粹的人民性，它既不像墨西哥坎昆那樣在林立的濱海酒店外只留出數處供公衆免費使用，更不像中國這般幾乎所有的海灘都被“跑馬圈地”、各有收費的主兒。里約的海灘幾乎全部位於道路一側，而另一側纔是樓堂館所，由此海灘就不可能成爲這些商業設施自然延伸的屬地。或許，正因爲此，沙灘也成爲足球愛好者的天下。午後，或傍晚，沙灘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竭力一展其球技和英姿，特別是當夕陽西下，餘暉鋪滿沙灘，海天一色，天人合一，更添一種別樣的景緻。事實上，在巴西，足球，而不是教育，還成爲窮人一個最重要的社會地位提升機，也是“窮跳龍門”的不二捷徑。許多巴西球員，儘管出身貧窮，而一朝成名，財富則源源而來。在從馬德里飛聖保羅的航班上，鄰座就坐着一位西班牙的律師，他此行是替一名巴西球員辦事，因爲那名球員不識字。

在巴西，這種天地之諧，天之人合併不止於自然和社會，也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我的一個同事曾在其博客中寫道，“這地兒不錯，天兒真好，就是人太雜。”他說的“人太雜”指的正是巴西民族的最大特色：混血。這一特性打着深深的殖民烙印。歷史上的葡萄牙殖民和奴隸貿易徹底地改變了巴西土著民的顏色，歐洲白人、非洲黑人、美洲印第安人和亞洲人之間的通婚造就了巴西民族充分的“多彩性”，巴西也因而成了世界的“人種大熔爐”。

儘管種族如此多元，但近百年來，巴西從未出現過嚴重的種族衝突，既沒有美國那樣盛行的種族主義，也沒有南非那樣的種族隔離。種族間的這種和諧關係被巴西著名 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吉爾貝託·弗雷雷譽爲“種族民主”，巴西由此變成了種族“共和”國。和美國曆史上採用的“滴血法則”相反，巴西主要依據人的生物特徵，即膚色之深淺進行種族劃分。在一個家庭裡面，甚至同父同母，兄弟姐妹的膚色也有可能出現很大的不同，因而屬於不同的人種。

事實上，如今巴西的種族劃分更強調人的後天特徵，特別是其社會特徵（諸如經濟地位、教育水平等），巴西人之間不用種族的眼光相互審視，也少有種族偏見。相反，倒是我這個臨時客居於此的外來戶，卻常有些許種族歧視的潛意識，比如在機場或酒店某些重要崗位上看到膚色較深的人，內心就突生一種疑問：黑人也可以幹這個？種族意識的相對弱化，也使得巴西的社會分層很少涉及種族元素，而主要是根據其職業類別和社會經濟地位決定的。巴西種族間的水乳交融曾被逃難於此的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大加稱讚，指巴西是《未來之國》。這裡的“未來”常被片面地解讀爲經濟發展，事實上，它“更是指一種人道主義精神，是一種自由、平等、博愛的現實版本”，因爲在茨威格的眼裡，歐洲已成《昨日的世界》，而巴西纔是“明日的世界”。

守護上帝的家園

巴西有着天和地，地和海洋的顏色。國旗上鋪滿了綠色，那是巴西的森林和廣闊的綠色資源；菱形的黃色橫亙其間，那是巴西豐富的礦業寶藏；而在那寶藏之上飄蕩着舊都里約熱內盧湛藍的天空和那天空之下碧藍的海洋。

或許正是爲了成就茨威格期待的“明日的世界”，巴西對於天賜的富饒和美麗倍加珍惜和愛護，在制定國家發展戰略中竭力奉行“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可持續發展理念。而歷史上，巴西曾有過慘痛的教訓。20世紀60-70年代，巴西的年均增速超過10%，創下了“巴西速度”的神話，但與經濟急速發展相伴而生的卻是環境的嚴重破壞。巴西政府痛定思痛，着手建立了體系完整、規範縝密的環保法律體系，1988年新憲法中有整整一章是關於環境保護，並出臺了一項全世界都罕見的重罪——破壞大自然罪。可以說，在巴西的所有法律中，只有“種族歧視罪”能與之並論，其威懾力在於，可以“先斬後奏”——先收監後審判，且入刑時間從宣判之日起算。根據憲法於1991年成立的環境保護部也是一個強權部門，在內閣中具有一票否決權，任何一個工程上馬，都必須先期取得環保部門審批和頒發的三證：先期許可證、動工許可證和運營許可證。

如此嚴格的法律保護和執行力度，使得任何外國企業投資巴西都不得不首先面對環保關的考驗。這一點尤爲中國企業感觸最深，因爲中國在巴西的大型投資多爲礦業和電力，也正是最容易引發環境問題、環境評估最嚴格的領域。鋼鐵兩巨頭寶鋼和武鋼在這方面都頗有痛感，兩家企業在巴合資建廠並不太成功，主要原因就是環境成本太高。事實上，我們在里約與之座談過的多家中國駐巴企業均對此有切膚之感。弔詭的是，他們一方面認爲巴西的環保政策過於苛刻，但另一方面又盛讚巴西環境執法的嚴格。不過，在此方面，吃盡苦頭的當屬德國巨頭蒂森克虜伯集團。2005年，該集團與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聯合投資82億美元建設亞特蘭大鋼鐵公司，因爲苛嚴的環保要求，結果竟耗時5年才投入運營，比原計劃整整晚了兩年，而且建設成本超支嚴重，以致蒂森克虜伯集團在鋼廠經營兩年之後就萌生退意。巴西前環境部部長，現任里約州環保局局長的明克就此曾表示：“里約需要鋼鐵廠所創造的（2萬個）就業崗位與收入，但我們會不惜任何代價抵制污染。我們需要就業，但我們更需要健康！”

在加大對建廠環境評估和執法力度的同時，巴西還大力促進可再生能源和綠色資源產品的推廣和使用。1979年，巴西在全球率先使用了利用甘蔗提煉的乙醇動力汽車，目前全巴西有一半的車輛使用乙醇燃料。在此基礎上，巴西還進一步深挖技術，利用乙醇生產出具有環境污染少和可持續發展特性的“綠色塑料”，這種可再生塑料和以石油爲原料的傳統塑料具有相同的化學成分和屬性。在電力領域，巴西主要利用可再生資源發電，全國90%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資源。水力發電量約佔巴西發電總量的四分之三，並仍有巨大的挖掘潛力，因爲巴西仍有73%的水力發電能力尚待開發。

上帝的貧困

或許是研究社會問題的緣故，我常常於完美中看到缺憾，於美麗中看到哀愁。作家出身的茨威格則有明顯的不同，有《未來之國》的評論稱——他喜歡戴上康德的紅色眼鏡，“於貧窮中看見美好，於傷感中看到富饒，於苦痛中望見快樂”，甚至在獨裁統治下，他都能看到一個玫瑰色的巴西。

我看到了巴西的陰面，一個發展分裂的巴西。這裡有廣闊的土地資源和超強競爭力的農業，但解決五分之一人口的溫飽仍是一個理想。這裡高樓林立的現代化建築同低矮破舊的貧民窟比鄰而居，美麗的海灘和髒亂的貧民窟一樣惹遊人爭睹。這裡富人“自我禁閉”而窮人卻天地無邊。這是一個優雅與病態並存，富裕和貧窮齊名，失序比秩序更堪當“國訓”的理想國。這裡有最美的景緻，這裡有最醜的不堪；這裡鋪擺着令人絕望的現實，這裡舒展着充滿希望的未來；這裡什麼都有，這裡什麼都沒有。這裡——不只是這裡——是一個悖論法則統治的世界。

每一個漂亮的光環下面都隱藏着醜和惡的東西。巴西的悖論讓上帝都無奈轉身，承認自己能力的貧困。英國劇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就質疑說，“我想上帝在造人的時候，多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是的，在巴西的三座問題大山——貧民窟、公共不安全和收入不平等——面前，上帝都一聲嘆息。

貧民窟是巴西社會的一道傷疤，儘管其歷史並不悠久，但名聲在外早已許多年。早在聖保羅，團裡就有多人要求當地華僑帶我們去看看聖保羅的貧民窟。老華僑一聽就樂不可支，說這是每個中國人，當然不只是中國人，每一個到達巴西的外國人通常都會提出的要求。聽着這話好像貧民窟比美女、烤肉、足球和狂歡節都更堪當巴西的國粹。我們的要求最終還是沒有得到應允，因爲那裡太不安全了，生命遠比“景緻”更重要。不過，老華僑提出了一個更具誘惑力的招牌：里約的貧民窟比聖保羅更有名氣、更有看頭。一時間，剛剛萎縮的慾望再度鼓脹起來。

里約下機後，中巴車剛剛駛出機場十多分鐘，就有人喊了起來：貧民窟！那一聲喊就像是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卡布拉爾發現了巴西、你發現了美女。但在疾馳的汽車上看不清她的模樣，這不是因爲速度，而是她還蒙着“面紗”。機場的道路一側是現代化的商業建築羣，另一側聳立着高高的板牆，透過板牆依稀可見她的模樣：一層或兩層的房屋沒有裝修、沒有裝飾，甚至沒有屋頂，私搭亂拉的電線和其他管線密密麻麻地攪在一起，過着它們的密度生活。據說，那堵牆是里約市政府迎接2014年足球世界盃的一項建築工程！我不敢再想，因爲再想就會想起創衛遮醜牆、“塗綠造林”工程和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城市的臨街外牆的面牆工程！

但，即使那板牆密不透風，也是徒勞的，奢望用一堵牆遮羞遮醜，不知道是愚蠢還是愚蠢透頂。遮羞布永遠不是用來遮羞的，而是廣而告之醜在何處。事實上，在里約城的任何一個角落，你都可以輕易地窺見斜坡上的貧民窟。我和同事曾沿着下榻的酒店去附近超市，前行不過七八分鐘，就震驚地發現我們竟已誤入貧民窟邊處。熙熙攘攘的人羣中，笑容雖依舊燦爛，但髒亂差的環境還是讓我們心驚和後怕。你很難想象得到，落後和進步、失序和秩序、貧窮和富裕、失望和希望竟然如此之近。那是一道有形的牆，那是一道無形的牆，它輕薄如紙，它堅不可摧。一板牆兩世界。牆的另一端，不只是窮人，更是一座“無主之城”、法外之地，甚至警察都不敢與之爭鋒的黑幫堡壘。在那裡，有時候，生活距離終點是如此之近——曾有人不小心開車誤入而被視作爭地盤而被一槍斃命。即使她面朝大海，即使有春暖花開，那也是病，不是風景。

在里約，儘管我們也多次提出要求，但最終我們像渴望沙灘一樣渴望的貧民窟之旅還是未能成行，因爲沒有多少人希望生活距離終點太近。代表團領導擔心、當地嚮導更擔心的都是安全：如若沒有貧民窟的人接應和帶領，是絕不可以進入的，因爲任何陌生人的進入都可能被視爲一種侵略和侵犯：地盤的侵略，“主權”的侵犯。巴西那部風靡世界、反映最著名的貧民窟的同名電影《上帝之城》正是這種小割據的真實寫照，貧民窟簡直成了國中之國、城中之城。

貧民窟是巴西社會的一面鏡子，它映照的不僅僅是巴西社會落後的一面，更映照出巴西社會和國家治理的失範。在那天藍、地綠、金黃的國旗之上，赫然寫着巴西人的國家發展哲學：秩序和進步，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連巴西人都自嘲說，這裡既無秩序，亦無進步。拉美最大的民意調查機構“拉美晴雨表”公司的調查顯示，連續五年來，公共安全都超過失業成爲巴西人最擔心的社會問題。事實上，這種安全失範並不止於貧民窟內部，甚至在貧民窟之外的旅遊區，公共安全都不容小覷。在里約的沙灘上，我曾拿着相機拍照而被晨練的巴西人幾番善意地提醒要注意安全，防止搶劫，要知道那裡距離酒店不過五十米之遙。而在里約的二戰紀念碑廣場，儘管下午時分尚有不少遊人，且附近既有警察又有軍人，但還是再度被善意地提醒，小心揹包和相機。由此可見，巴西的公共安全就像北京的霧霾一樣，潛入人的神經，提醒着你要時時警惕地上、時時關注天上的動態。嚴峻的公共安全形勢給巴西政府帶來了極大的壓力，特別是隨着2014年足球世界盃和2016年夏季奧運會的日益臨近，國際社會普遍擔心巴西政府的安全保障能力。爲重建巴西形象，贏回政府顏面，巴西政府自2008年起開始對貧民窟實施清剿行動。過去五年間，巴西軍警陸續佔領了20多個貧民窟，其中包括里約最大的貧民窟——羅西尼亞。但這對於里約上千個貧民窟而言，不過九牛之一毛。因此，里約熱內盧的公共不安全問題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充其量只是有所緩解。

實際上，在過去30多年間，巴西軍警曾多次攻入貧民窟，試圖徹底解決這一問題，但最終都無果而終，因爲軍警可以佔領貧民窟，掃除販毒黑幫，但無法消除它滋生的土壤——貧窮。“窮山惡水出刁民”。貧民窟的居民無法獲得充分的教育和就業機會，就沒有生活保障，也就無法根除他們掙取“快錢”的誘惑。欣慰的是，藉着“兩會”（世界盃和奧運會）的東風，巴西政府近年來開始重視面向貧民窟的社會發展計劃，以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從2008年至2012年，里約市政府在被收復的貧民窟累計投資5.5億美元，主要爲年輕的窮人提供教育和就業培訓機會，爲貧困家庭提供醫療衛生和電力供應等社會服務。

這種善政是一種很好的趨向，但面對嚴重的貧富分化，巴西政府要解決這一問題仍任重而道遠。在巴西，貧富差距不僅是一個現實問題，更是一個歷史問題。1960年到1990年，巴西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其擴張速度位居拉美國家前列，從而使巴西成爲全世界收入不平等程度僅次於南非的國家。事實上，縮小收入差距從未走出巴西的社會議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巴西政府有意識地在經濟增長中注入社會政策要素，設立了“家庭補助金”計劃，深化了農村養老金制度，強化了最低工資制度。也正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特別是2002年盧拉當選總統以來，巴西政府大幅提升這種有條件的現金轉移計劃——“家庭津貼”，加大了對窮人的社會政策傾斜度，有效地縮小了貧富差距，基尼係數從1990年高峰時期的0.63持續穩定地下降到2011年的0.53。儘管成就斐然，但差距水平依然偏高，仍遠超國際警戒線，也沒有走出處於全球收入不平等最嚴重的國家行列。由此觀之，儘管巴西曆史上沒有種族隔離，但始終存在着一種“貧富隔離”，而且形成了一種制度慣性，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到顯著的改觀。巴西也因其高度的收入不平等而被命名爲“Belindia”，即“比利印度”，意指巴西的有錢人像比利時人口一樣少，而窮人則像印度人口一樣多。誠哉斯言！

理想國：中巴共和

在巴西，感受同樣深刻的是，巴西人對中國的瞭解如此之少，而渴望瞭解中國的慾望又如此之強。在我們造訪的聖保羅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瑪利亞教授就一度表示，“我們對中國幾乎什麼都不知道，很多人對中國的認知就是學院的兩名中國留學生。”事實上，中國人對巴西的認識同樣極其有限，而且多停留在“印象”和新聞裡。這或許是因爲距離的遙遠。巴西位於南半球，兩個最大的城市——聖保羅和里約熱內盧——同北京時差10個小時，亦可謂“白天不懂夜的黑”。不過，2001年，高盛集團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臆造了“BRICs”（金磚四國）這個詞之後，中國和巴西的“距離”明顯近了許多，這是因爲兩國都是本地區崛起中的最大新興經濟體，兼具力爭世界大國的抱負和潛力。而在這一進程中，中巴的經濟增長模式儘管迥異，但目前似乎都遇到了相似的問題和挑戰，且集中表現在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和社會的融合發展方面。這也是我所供職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同拉美第一大智庫、巴西瓦加斯基金會就此議題開展聯合研究和國際討論的動力所在。

在同該基金會旗下的巴西經濟研究所（IBRE-FGV）舉行的《中國和巴西發展模式比較》專題研討會上，出現了一個奇怪現象，巴西的經濟學家豔羨中國的高投資，特別是基礎建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而中國的學者則讚賞巴西社會政策的成效。雖然2007年巴西盧拉政府也曾出臺大規模投資的“加速增長計劃”（PAC），但到2009年時只完成了原計劃的不足三分之一，總預算即使在追加之後也僅接近中國4萬億元增長刺激計劃的二分之一。巴西經濟學家因而認爲，要保持長期的經濟增長，就必須有像中國那樣的大手筆、大氣魄、大投資。

相反，在社會政策領域，比如瓦加斯基金會的經濟學家費爾南多·德奧蘭達博士，就認爲巴西政府對社會領域的投入過多，以致限制了對經濟領域的投入，進而限制了增長。對此，我在回答提問時指出，巴西曆史上曾盛行一時的“滴漏理論”，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並不特別考慮對貧困階層、弱勢羣體或貧困地區施以特別優待而主要是通過經濟增長增加總財富使窮人受益，但帶來的結果是收入差距的急速擴大，由此帶來的種種問題反過來限制了經濟增長的速度。同樣，中國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後富”政策與該理論可謂殊途同歸，一部分確實先富起來了，但先富並沒有帶動後富，收入差距反而從1980年以來一路攀升。“滴漏理論”的“只漏（給富人）不滴”從卡多佐政府時期就開始着力矯正，並在盧拉和現政府時期得到持續加強，即在經濟增長中有意識地潛入社會政策要素，實現一種包容性的可持續發展。同樣，中國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在理論和現實上都遭遇重大挑戰。

不妨先看看“巴西模式”，一種效率和公平兼顧的模式。2001-2012年間，巴西的收入差距態勢改善明顯，顯示出一種驚人的“正發展”。巴西應用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發現，不同收入十等分羣體的實際人均收入累計增長率，呈現穩定的遞減態勢，即越是低收入羣體，其人均收入累計增長率越高。收入最高的10%羣體的累計增長率最低，只有26.4%，而收入最低的10%羣體累計增長率最高，達到120.2%，接近後者的五分之一。基尼係數從1981年的0.58下降到2012年的0.52，其峰值是1989年的0.64，年降幅達到5.3%。而同期中國的收入差距則持續惡化，基尼係數從0.32持續、穩定地上升到了0.47，峰值是2008年的0.49，年增幅約4%。這種變化在社會階層分佈上的反映顯示，下層階級（Classe DE）從2003年的9620萬減少到2011年的6360萬，2014年預計進一步降至4890萬人；中間階層（Classe C）同期則從6580萬增加到1.054億，9年間增加了3960萬，增長率高達60%。這一期間，社會上層也達到了相似的增長速度。研究還發現，收入增長對減少極端貧困人口的貢獻達到50.5%，而縮小收入差距對減少極端貧困人口的貢獻是49.5%。這說明，經濟增長和社會政策幾乎發揮了同等的效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良好的社會政策也是經濟增長。因此，就德奧蘭達博士提出的巴西關於社會投入過多的質疑，我最後告訴他，2008年在中國的兩會記者招待會上，時任總理溫家寶曾表示，“一個艦隊決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個航行最快的船隻，而是那個最慢的船隻。”而決定巴西這艘航母速度的，就是那些住在巴西全國大大小小數千個貧民窟（favela）的人。巴西的行動實踐和中國的認識迴歸相互印證了，對社會的投入並不過分。

事實上，巴西的經濟學家們對其社會政策領域的成績還是比較驕傲的。第二天在瓦加斯基金會總部舉行的《中等收入陷阱：巴西和中國的視角》研討會上，巴西戰略事務部部長兼應用經濟研究所所長馬塞羅·耐裡（Marcelo Neri）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自豪地說，巴西在社會領域取得的成就堪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成就相媲美，因此真正的“理想國”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同巴西的社會發展有機結合，即Chisil（葡萄牙語china和brasil的合成）。馬塞羅·耐裡還稱，巴西有許多值得中國人學習之處，比如縮小貧富差距，提高窮人的收入等方面的社會政策。

馬塞羅的話的確不錯，一如他在開幕式致辭中所說，包容性的可持續發展是巴西經濟增長的使命，它包含四大目標，即繁榮（增長）、平等、可持續性和幸福度。馬塞羅說的可持續性，不僅僅是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更指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比如一個兩極嚴重分化的斷裂狀社會是不可持續的。在他那裡，經濟的可持續性和社會的可持續性是相互增強、相互促進的一個有機整體。我想，包容性的可持續發展不僅應當是巴西的目標，更應是中國的根本目標，一種綠色發展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