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0元年終獎不夠，壓歲錢成年輕人老年人沉重負擔

過年走親訪友本該是一件喜慶的事，但對於湖南邵陽的趙蕾而言卻“壓力山大”——老家親戚多，她一共給16個孩子包了壓歲錢，每人500元，共計8000元。

“去年忙活一年，我的年終獎才7200元。春節給壓歲錢，就花光了我的年終獎。”2月18日，趙蕾在接受《法治日報》記者採訪時頗爲無奈地說，近些年，農村老家的壓歲錢水漲船高，少了拿不出手，多了又心疼，給壓歲錢成了過年的一大負擔。

和趙蕾有相同感受的人不在少數。今年春節假期，有關壓歲錢的討論持續升溫，不少年輕人發文感嘆“爲什麼壓歲錢越漲越高”“動輒上千，對於我這個年紀的人來說壓力很大”。還有人吐槽，逐年上漲的壓歲錢給農村老年人增加了很大的經濟壓力和煩惱，壓歲錢可能還沒發揮給孩子“壓歲”的作用，卻將老年人“壓”垮了。

多位受訪專家指出，作爲傳統年俗之一，過年時長輩給晚輩壓歲錢，本是一種“年味兒”，代表着期許和祝願，但近年來一些地方不斷上漲的壓歲錢成了年輕人、老年人沉重的經濟負擔。還有一部分人互相攀比，使得壓歲錢的寓意變了味兒，這種現象值得深思。各地應當積極採取舉措，引導羣衆樹立關於壓歲錢的正確觀念，杜絕壓歲錢攀比現象，讓壓歲錢不再“內卷”，迴歸聯絡感情、傳遞祝福的本意。

壓歲錢動輒幾百元

收發人羣壓力巨大

趙蕾今年31歲，老家在邵陽農村。她記得自己上大學時，長輩給小輩的壓歲錢大多在60元、80元、100元。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村裡的習俗變成一兩百元都拿不出手了，逐漸漲至300元、500元、600元，甚至1000元。

“我給500元都不算多的，包紅包時都在‘肉疼’，真想找個理由不回老家過年。”趙蕾半開玩笑道，自己還沒有孩子，壓歲錢只出不進，着實令人頭疼。

她甚至和父母商量能不能少給一點，比如給300元，但是被父母嚴厲制止，稱這樣一來會被人在背後指指點點，500元是最低標準了，如果她的錢不夠，父母可以補上，“我爸媽都是農民，根本沒啥收入來源，要負擔這筆錢更不容易，但老一輩特別注重面子和人情往來”。

安徽阜陽市民張程對此深有同感。他的父母生活在農村，每逢過年，不少老年人都會因爲壓歲錢而發愁。“我爸今年70多歲，過年的時候除了我們兄弟姐妹帶着孩子去給他拜年，還有他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也會帶着孩子去。一個孩子至少得100元壓歲錢，10多個小孩差不多就要2000元，如果平時沒有收入的話，確實壓力很大。”

今年62歲的王勵志在湖南懷化做泥水匠，每個月工資3200元。他告訴記者，每年過年發壓歲錢都讓他頭疼，“原來給孩子們壓歲錢，只要一二十元就行，大家都挺高興的，後來漲到五六十元、一二百元，現在動不動就要三四百元。來10個孩子，一個多月工資就沒了。”

當記者問及爲何不降低標準時，王勵志回覆道：“大家會比較的，鄰里之間也會聊這事，別人給那麼多，你拿少了，不但不好看，而且顯得你不重視別人。”

年過七旬的溫坤山也有同感。他給孫輩的壓歲錢，從20元一路上漲到現在的200元。“現在都沒人包50元的紅包了，100元也有點拿不出手。我主要靠種地掙錢，壓歲錢是一年最大的一筆開銷，孫子、外孫女、侄孫、侄孫女等加起來20多個。”

記者在採訪時注意到，除了發壓歲錢的人感覺負擔重外，一些收壓歲錢的人也倍感壓力。

在北京工作的謝琳今年帶着幾個月大的孩子回四川老家過年，幾乎每次親朋好友聚會，她都會收一沓紅包。有一次聚會時，一個親戚不知道她帶孩子來，到了飯店發現有孩子，連忙起身找服務員要紅包，然後去隔壁ATM機上取現金。儘管她一直喊着“不用不用”，最終也拗不過對方，只能收下。

“我們這邊的壓歲錢金額不小，通常是500元起步。親友們賺錢不容易，我真不想過年相聚變成他們的負擔。但孩子太小，我又不能不帶着。所以每次飯局我都頭大，壓歲錢推搡不過只能收下。”謝琳說，而且壓歲錢終究是要還的，將來還要找各種時機和理由將這筆錢還回去，“想起這些也很頭疼，作爲一年回不了幾次老家的人，還要一直惦記這事，也是一種精神負擔。”

一些地方攀比嚴重

影響金錢觀價值觀

過年時長輩給晚輩的壓歲錢，傳說用它可以壓住邪祟，保證晚輩平安度過新的一年。傳統壓歲錢，必須由家中最年長者給予，因爲他們生活經驗更多，“壓歲”的力度更大。

隨着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特別是近幾年，一些地方給孩子的紅包，因爲互相攀比等心理而快速上漲。記者梳理公開報道發現，在個別地區，給小朋友的紅包都要1000元起步，有網友感嘆，一個春節發掉1.7萬元紅包。

有分析人士指出，壓歲錢標準不斷上漲，是受到某種奢靡“時風”衝擊的結果。這一“時風”既由網絡上的浮躁風氣所催生，也從城市地帶吹拂而來，加上農村傳統社會結構的重構引發“人情投資”觀念的變化，綜合導致攀比的風氣越來越濃厚，壓歲錢的數額似乎成了衡量親情和友情的標準。“不給不行，給少了又怕被議論”成了許多人內心矛盾的真實寫照。

“對於經濟條件好的年輕人來說，每年支出幾千元甚至上萬元的壓歲錢可能無所謂，但對於普通打工人員或只靠幾畝地收入的老年人來說，給小輩大額壓歲錢就會成爲新年的煩惱。”趙蕾在老家待了一段時間後發現，很多農村老人主要靠務農爲生，隨着年齡的增長，他們種不動地了，身體狀況也大不如從前，平日裡省吃儉用，目的就是爲了過年期間能給得起壓歲錢。

“對於一些年邁且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而言，壓歲錢的來源主要是子女給他們的贍養費。所謂壓歲錢，只是經過了孩子的手轉了一下而已。”趙蕾說。

山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忠武說，壓歲錢的本意是表達對孩子健康、幸福的一種祝願和期待，初衷是好的。但在一些地方，壓歲錢水漲船高，甚至給一些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經濟負擔；也有一部分人互相攀比，使得壓歲錢的寓意“變了味”，這種現象值得深思和檢討。

老家位於江蘇宿遷農村的程成對於因攀比導致農村壓歲錢大幅上漲的現象頗有感觸。按照當地風俗，老人慣常給小孩的壓歲錢爲一兩百元，且多年不變，但這一慣例在近幾年時常遭遇“城市標準”的衝擊。

“有城裡孩子回村裡過年，收到紅包後抱怨太少，老人聽到後心裡很不是滋味；有人已搬到城裡住，回老家過年時給小輩的紅包動輒五六百元，收紅包的一方回禮時也得五六百元甚至更高，‘標準’慢慢就上來了。”程成說。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教授何慧麗指出，畸形的攀比現象，造成壓歲錢和收入不均衡，給老年人特別是農村老年人增加了很大的經濟壓力和煩惱，也直接影響了孩子們的金錢觀、價值觀，需要進行治理。壓歲錢的寓意是好的，表示對孩子的祝福，只要達到這個功能就行了。長輩愛孩子，錢越給越多，相互攀比，這違背了壓歲錢的寓意，甚至可能引發矛盾。

專家認爲，壓歲錢的涵義豐富、寓意美好，承載着長輩對年幼一代的關心關愛和殷殷期待。在壓歲錢的良性互動中，家庭的溫暖和親情的濃郁得到彰顯，傳統的民俗文化得到傳承。壓歲錢若變成炫耀財富的工具，不僅影響孩子的價值觀和金錢觀，將壓歲錢的多少等同於長輩對他們愛的多寡與分量，繼而對親情形成一種認知誤區，將親情物質化或貨幣化；還容易催生“紅包越大越有面子”的錯誤觀念和過度消費等不良行爲，與其祝福的寓意、年味的溫馨背道而馳。

引導納入村規民約

倡導適度適可而止

記者注意到，針對愈演愈烈的壓歲錢攀比現象，多地近年來通過各種方式引導民衆合理送壓歲錢，將壓歲錢不變味納入村規民約是目前最主要的方式。

安徽省阜陽市文明辦近日在回覆網友反映的相關問題時表示，將加大宣傳教育力度，通過文明實踐、新聞媒體等各類陣地，引導農村羣衆樹立關於壓歲錢的正確觀念；引導基層將壓歲錢的合理發放納入村規民約，倡導農村羣衆樹立勤儉持家的家風家訓；借鑑推廣外地有效做法，提倡理性節約，堅決反對攀比和浪費。

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政府網站公佈的《河下街道2023年村規民約（居民公約）》中，螺螄街村規民約、鎮海村村規民約規定：壓歲錢不變味，不慣孩子。江蘇蘇州相城區黃橋街道胡灣村召集協商議事會成員，圍繞“完善村規民約，樹立文明新風”開會，主要討論“壓歲錢不變味，不慣孩子”。

雲南省紀委監委於2018年2月印發《關於規範農村操辦婚喪喜慶事宜的通知》，要求切實減輕農村羣衆人情和經濟負擔，參加農村婚事喪事宴請，贈送禮金或禮品價值不超過100元。同時，防止和糾正以給壓歲錢的方式變相送禮，除近親屬外不贈送壓歲錢。

還有多地通過發倡議書、舉辦相關主題活動等方式，引導羣衆合理送壓歲錢，強調壓歲錢不變味。

何慧麗認爲，此外還需要積極倡導好的家風、家教、家文化。有良好的家風，家長們自然就知道給壓歲錢的度。不能就壓歲錢問題說這個問題，應該倡導弘揚家庭的建設，功夫用到平時。

記者採訪發現，現實生活中，儘管身邊有攀比之風，但仍然有不少人堅持根據自身經濟情況給壓歲錢，不攀比、不跟風、不過度。

來自貴州貴陽的王偉今年和兄弟姐妹約定只給孩子發小額紅包，統一爲80元，“大家圖個熱鬧喜慶就好”。此前，按照他所在地方的習俗，壓歲錢通常以200元居多，每年春節，他都要爲此花費數千元。

“家族中有10多個孩子，有的可能一年才見一次面甚至幾年都見不上面，即使如此也不能不給壓歲錢，而且還不能給少了，給少了怕被議論。今年我就直接在家族羣裡說了，親戚們都同意，這樣一來大人們的壓力沒有那麼大，孩子們收到紅包也都高高興興。”王偉說。

在廣東不少地方，“派利是（紅包）”只講“意頭”不比金錢，5元、10元，多少隨意心到即可。在廣西河池一個村，小孩挨家挨戶拜年，大人提前準備好2元“利是”。

“過年的快樂，就是收到壓歲錢那一刻的驚喜，錢多錢少都沒關係。”家住廣東江門的12歲小朋友張俊今年收到了80多個紅包，大多是10元、20元金額，他對此很是開心。

社交平臺上，也有不少人希望過年回家發壓歲錢量力而行，大家都和和氣氣、開開心心，而不是被攀比、跟風的風氣所“綁架”，“不要打腫臉充胖子”“不要內耗”。

受訪專家認爲，打破壓歲錢困局的希望，既要通過合理機制對這股非理性的風氣說“不”，也要從文化心理上實現社會羣體之間的互諒。比如，城裡的孩子下鄉時，監護人應該事先說清楚鄉俗特點和老人的“壓歲觀”，並引導孩子體驗村落語境中的民生憂歡，從而避免帶有偏見地評價一個紅包的厚薄。再將心比心，作爲收壓歲錢一方的小輩及其父母，必須考慮紅包是否“收之有愧”，平時是否對老人有足夠的物質和精神關愛。

在王忠武看來，需要適當給壓歲錢水漲船高的風氣潑盆冷水，降降溫。又送又還，還的時候通常還要多給一些，容易形成惡性循環，如果不加以遏制，壓歲錢額度就會持續上漲。他建議相關部門出臺倡導性規範，參照治理紅白喜事大操大辦的方法，形成軟約束。輿論、社會對不合理的行爲加以勸導，倡導適度、適可而止。

“給壓歲錢討個吉利，大家量力而行，要給，不能讓孩子們沒有壓歲錢的快樂，但紅包金額可以少一些。既沒壓力又喜慶，何樂而不爲呢？”趙蕾說。

（文中部分受訪者爲化名）

（來源：法治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