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文學紀念冊】張力／陌地生書簡──懷念瘂弦老師

瘂弦（中）和妻子張橋橋（左）、張力合影於西安機場。（圖／張力提供）

▋郵簡幾乎都寫得滿滿的

最早知道瘂弦老師，是在1970年一個臺視由姜文主持的《藝文夜談》晚間節目裡，受邀作家暢談主編文學期刊的經驗，也朗誦自己的作品。如隱地介紹《青溪雜誌》，瘂弦介紹《幼獅文藝》，而瘂弦朗誦〈紅玉米〉一詩，使我留下深刻印象。之後，我參加過高雄澄清湖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舉辦的一次文藝座談會，終於有機會見到瘂弦，但隔得很遠，也記不得座談內容。這都是我高中時的回憶。

就讀政大時，瘂弦曾應文藝研究社邀請，連續兩週在新聞館禮堂演講中國新詩發展，十分精采，尤其是他朗誦何其芳的〈羅衫〉、〈預言〉、〈花環〉，還有綠原的〈小時候〉，抒情的詩，好聽的聲音，讓我耳目一新。可能因爲何其芳仍在大陸任要職，因此瘂弦並未多談其背景，倒是指出〈羅衫〉里名字「眉眉」，竟被共產黨改成了「紅紅」，顯然是政治壓力使然。

1976年七月楊牧找我去洪範書店工作，先介紹我認識其他三位負責人：瘂弦、葉步榮、沈燕士。瘂弦隨即要我找幼獅的黃力智先生，由黃先生指導我編輯即將出版的洪範文學叢書工作。自那時起，我就跟着幼獅的朋友叫瘂弦「王老師」。

1976年八月底，洪範第一批叢書出版，九月中旬，王老師前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陌地生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東亞系攻讀碩士，隔年5月20日通過論文考試。他在陌地生時常寫信給我，交辦一些事務，有公事也有私事。我手邊留存的來信總共有三十封，另外有一封橋橋師母來自新加坡的長信。老師來函中有廿八封寄自陌地生，就是他獨自在異鄉埋頭苦讀的那段日子所寫的。

老師的陌地生書簡中有十封是一般的航空信件，另外的十八封爲郵資較便宜的航空郵簡。所謂郵簡其實就是一張A4大小的淺藍色信紙，兼作信封用，一面空白，另一面有印刷的郵票，寫完信後隨手將信紙摺疊成三等分後黏妥，大小有如一般信封，然後在郵票那一面寫上收件人姓名地址。郵簡不能另加任何附件，因此重量是固定的一張紙的重量，郵資也是固定的。老師的郵簡幾乎都寫得滿滿的，總是意猶未盡地延伸到信封那一面的另外兩折空白處，淋漓盡致地發揮「物盡其用」的原則。

▋老師的收藏癖

陌地生書簡的第一封寫於9月29日，老師在信中關切他出國前趕工的《瘂弦自選集》（黎明出版），提醒我注意書中的「作品年表」。同一信中也告知，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系即將舉辦他的詩作朗誦會，他想提供三首詩〈鹽〉、〈上校〉、〈深淵〉的不同英譯版本，但資料都放於家中，需要我跑一趟永和找出來影印，以航空寄過去。老師不忘提醒我影印後註明譯者，以及原載何書何刊。信中還強調此次朗誦會對他甚爲重要，要我轉告師母，請她大力「支持」，因爲「橋橋平日最討厭我影印」。其實師母只是認爲老師的收藏癖有點超過，什麼東西都要影印收藏，有時還會重複印。老師喜歡收藏資料，家裡的收藏一箱一箱堆疊，非常可觀。今年年初，老師的大女兒小米從溫哥華回臺時，我們聊到老師的影印癖，她說有回開車經過家裡附近的影印店，赫然看到老爸就在裡面影印，旁邊站着載他過去的教會朋友。她說老師的收藏癖一如往昔，依舊習慣將他認爲應該保存的資料影印下來，裝在牛皮紙袋裡，然後在封袋上面工工整整地寫幾個字註明內容，依照他自己的分類邏輯擺放，這個流程數十年如一日。

老師給我的第二封陌地生書簡於10月6日寄出，他將在班上報告「共匪批判杜甫的情形」，需要我幫忙找郭沫若批判杜甫和李白的文章，他提示可能是汪學文或王章陵寫過相關文章。幸好當時我在政大念研究所，對於查找文獻資料略有經驗，很快就找到蔡丹冶的《共匪文藝問題論集》，以及王章陵的《郭沫若着「李白與杜甫」索隱》，影印後迅速寄到美國。

11月9日的來函中老師告知，他需要完成三篇論文，其中兩篇是碩士論文，他決定將論文鎖定在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事實上，1973年時老師曾經在《創世紀》詩刊上陸續介紹過幾位名家，他計劃以這幾篇文章作基礎，發展成完整的論文，於是我銜命到老師家尋找。

老師的記憶力很好，對於家中滿牆滿室的藏書和資料收放的位置瞭然於心，總是能精準指示。例如他需要家裡那套當時很流行的英語學習書籍：「我家書房一進門左手從裡面向外面數第二格下方（從地面往上數第二），有一套《英語九百句型》的書，請幫我以水運寄來，大概不全了，有幾本寄幾本好了，不必補齊。」又如：「在我書房的左手那排書架靠唱片櫥那一部分，有一套《創世紀》詩刊，其中有一本最厚的，封面是丁雄泉所設計，非常豔麗，其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從象徵到現代：論戴望舒〉，請速將此文找出影印，以航空寄我。」有了王老師清晰的座標導引，還有各種細節輔助，我的「尋寶撈寶」經驗很愉快，總能迅速掌握目標。之後老師陸陸續續要我寄去有關劉半農、李金髮、綠原、劉大白、康白情等人的文章。到了1977年2月15日，老師收到所有論文相關資料，來信說：「我手頭寫論文的資料已全部齊了，以後的半年，可能沒有什麼別的再麻煩你寄。」5月24日，老師來信說他已經通過碩士考試。他在6月17日的信說：「這個學位，對我的意義並不大。當然，不管它的『實用』，把它當作一種『意志的完成』還好些。」

▋編輯中國新詩書目

除了拚學位論文，老師還掛心洪範的出書事宜，當時老師負責編選一本朱湘的散文集，他與楊牧、葉步榮先生反覆討論，從收錄的散文和評論的比例調整，到評論朱湘的幾篇文章如何取捨，請什麼人寫序，幾位老闆來來回回討論，鉅細靡遺。光是取一個讓大家都滿意的書名就琢磨許久，老師最初的建議是《朱湘遺稿》，經過幾度修改，考慮以《朱湘散文集》爲書名時，老師在信中提醒我：「書名如確定改爲《朱湘散文集》，我贊成，沒有異議，但葉珊的書名一定也請叫《葉珊散文集》……現在不知道葉珊的書是叫《葉珊散文》呢？還是叫《葉珊散文集》？有沒有『集』?」老師從整體的角度考量，認爲一致性很重要。又經過一陣討論，最後決定的書名是《朱湘文選》。

朱湘個性沉鬱，工作上頗不得志，只活到廿九歲。老師在5月1日的信中感嘆：「這本書實在太好，校訂工作不得，也不忍（對投江的詩人朱湘）不慎重。因此在大考的前夕，放下一切功課，將此書又通校一遍。」老師在焦頭爛額準備考試之際將書稿又看了一遍，列出幾點修正和提示：「朱湘作品四十年來第一次重印，我何能不慎重。辛苦你了。」老師對於文字十分尊重，一絲不苟的態度實在讓人佩服。

那段時間老師在信中頗常提到二殘，就是在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系任教的劉紹銘教授，他答應將其《二殘遊記》第二集以及另一本《小說與戲劇》交給洪範出版。《二殘遊記》被稱爲現代章回體諷諭小說，連載時很受歡迎，編輯方面問題不大，但《小說與戲劇》討論到的戲劇家是曹禺，當時出版書刊有《出版法》規定的審查制度，如何才能避免惹上麻煩，老師下了很多功夫纔想出解方。其實《朱湘文選》的序文也提到多位留在大陸的學者作家，如魯迅、聞一多、巴金、茅盾等人，王老師要我改用周樹人、聞家驊、李沛甘、沈雁冰，簡單改用他們的本名、字號，熟識者不多，就能避免麻煩。

老師來函屢屢提到另一件他掛心的事就是中國新詩書目的編輯，這是他念茲在茲的一個大計劃，而且已經花了十年收集不少資料。他在11月5日的信中提到楊牧告訴他，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對這個新詩書目有興趣，引發王老師的「急迫感」，覺得此事刻不容緩，急着想把放在臺灣的資料拿到手，開始工作。他在信中說「很後悔當時帶那麼多衣服而沒有把那些書目帶出來」，要我到家裡找出兩三箱有「新詩書目」字樣的紙箱，以水運寄去。可是心思細密的王老師擔心運寄過程中若有什麼閃失的話，會讓他「無語問蒼天」，於是他要我分一小包一小包寄，「這樣萬一丟了，也不會全丟」，他同時吩咐我不要同時寄，也不要在同一個郵局寄，真是想得很周全。最後說：「這事很繁瑣，但除了勞動你沒有別的法子。」其實我對包書捆書寄書之事頗熟練，並不以爲苦。倒是在那個時代沒有網路可以搜尋，1949年之前的諸多詩人身在「匪區」，相關資料在臺灣不容易找到，老師手邊資料如何覈對、修正、更新，在當時大環境的種種限制下困難重重。當然最主要還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加上研究所課程不算輕鬆，洪範的編輯校對也花去不少時間，實在沒有太多餘力可以編新詩書目，因此一直沒有積極執行，很愧對老師。

▋放心不下那些書

老師在4月20日的信中提到師母帶着女兒到新加坡，可能會在她姊姊家住幾個月。如此一來永和家裡沒人住，問我能否幫忙「看家」，他擔心屋子沒人住，久了會招賊，「我放心不下那些書」。我答應之後，老師來了一封長信，叮嚀一些小事情，例如大雨或颱風來時，需要將裝資料的紙箱用磚頭墊高，又如晚上不在時可以開個小燈，防止小偷入侵。老師說我可以自由取閱他所有的書，但提醒我不要借給別人，也不要告訴別人他有多少書，「我在這方面，十分自私，世上有『守財奴』，他自己的錢包，連他自己的女兒都不知道放在何處，我不守財，我守書，我是守書奴，一笑。」老師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他一點一滴建立起來的書的城堡，他癡心不悔地守着文字守著書，那是一個守書奴最簡單的幸福。

我從洪範辭職之後，就很少有機會見到老師，倒是1990年九月在西安機場的一次巧遇，至今記憶猶新。那一天我在西安準備搭清晨班機到香港，在機場門口竟然看到一羣人簇擁着老師和師母。我上前叫了一聲：王老師！師母。他倆也很訝異我也在此，但是異地重逢，我們都很高興。到了候機室後，師母抱怨：「瘂弦一直抽菸，不停地抽。」之後又嘀咕：「人家給他什麼，他都拿，行李箱都裝不下了。」老師則無奈地說：「都是鄉親送的，他們拿的都是自認爲最好的東西，我推不掉呀。」他們的隨身行李大包小包，老師手上還捧着一個大提籃，裡面裝了一些食品之類的東西，旁邊還有一個很搶眼的大蘋果。師母遞給我一些小糕餅和兩袋黑米，然後幾乎是以命令的口氣要我拿走大蘋果。我苦笑着把蘋果拿過來，努力在登機前吃完。在機上我和老師的位子正好隔着走道，於是就聽他講述返鄉之行，及從河南到陝西的行程，不勝唏噓。當他提到「老家的牆上掛着紅玉米」，我即低誦「宣統那年的風吹着，吹着那串紅玉米」。彷彿我跟着他一齊望見那串紅玉米。

最近幾年，我只見過老師兩次，一次是多人聚會，老師興高采烈地說着他曾經參加過國民黨特種黨部會議，竟然和「新疆王」盛世才睡上下鋪，很是得意。同時交代我查找幾份資料，他寫回憶錄會用到。一、兩年後老師回臺，着急地從下榻的旅館打來電話，詢問資料查找情況，我趕忙親自送去幾份影印的文件，完成了最後一次老師交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