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之眼】大法官是上帝還是死神？求生可能 求死不得

憲法法庭判決刑法殺人罪處死刑規定合憲，但設下嚴格的八道關卡。圖爲審議民主公民會議日前發佈民調，八成民衆反對廢死。(本報資料照片)

最近司法院大法官憲法法庭判決死刑合憲，但對於判死的過程要求嚴謹，例如在判決死刑的最高法院必需有「強制辯護」，法官們必需「一致決」。據此，立法院將修正刑法及其它相關法律。

判死合憲與否的釋憲，不僅再次引動長期以來，臺灣社會「廢死」的爭議；再加上這次判死的合憲性，是由37名死刑犯聯名聲請解釋，從邏輯上推，當然是這37名死刑犯想「求生」，不想被執行死刑，才希望透過釋憲，希冀透過「判死違憲」，求得「死裡逃生」的機會；這種想透過憲法解釋推翻現行法律的作法，是否合適？這次已引起各界的質疑及討論。一般的釋憲是就現行法律是否違背憲法的意旨，而做出合憲與否的解釋。死刑的合憲與否事涉生命權的價值，存廢是價值的認定，是否宜由極少數人的大法官認定，而非由代表多數的「國會立法」，基於「法律保留原則」來認定呢？

廢死的憲法判決雖認定死刑合憲，但判死的程序必需符合「強制辯護」及「法官一致性」，因此判死雖不違憲，但現下這37名死刑犯在判死程序上，若有違大法官判決文中的嚴謹條件，仍有可能「翻案」避開死刑。而且，一般認爲即使最後補足程序後仍有可能判死，但廢死是當前執政黨訂的黨綱，在民進黨執政下，進行處決的可能性很低，所以外界對大法官廢死判決，雖認定合憲，但已有「實質廢死」之譏。37名死刑犯可能達成死裡逃生「求生可能」的結果，這也是被害人家屬公開表示痛心疾首的悲憤的原因。

大法官認爲判死要補正嚴謹程序，也被認爲是「少數」在強制（立法院）多數去修正法律條文，有無侵犯「立法權」？如果大法官可以以「廢死判決」這樣的方式「擴張憲法解釋權到立法權」，那另一個案例如「安樂死」也和生命權有關，是否也可以聲請釋憲呢？

所謂的安樂死是個人因身心疾病，而自願結束自己的生命；因爲有「身心疾病」爲前提，而要「求死」，但在過去除了瑞士允許外，大部分國家都不同意安樂死，認爲有違生命倫理，生命權即使自己在不堪病痛或精神痛苦的折磨下，仍不被允許。特別是醫生如果以藥物協助有需要的人終結生命，目前除了在極少數的國家，一如瑞士「立法」允許而「合法」外，都會被認爲是「協助自殺」而被起訴。這些痛苦的病犯因爲「求死不得」，是否也可以透過大法官釋憲，認定臺灣當前的病人自主權利法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是否違憲呢？

有關安樂死和廢死的生命權本質其實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尋求安樂死的人認爲自己纔是決定自己生死的人，而死刑犯即使是如大法官廢死判決所說的最嚴重的犯罪類型者，法官才能剝奪他的生命權；同理，比照之下，那在「最嚴重的身心疾病類型」之下，醫療團隊加上病患個人是否可以決定給予及要求藥物，剝奪自己的生命權呢？

以臺灣爲例，病人自主條例只是允許放棄治療，及積極維持生命必需的醫療手段而已；否則給予藥物結束生命，就有協助自殺罪，甚至在無法確定病人意願下，有可能涉及殺人的罪行。

英國到目前爲止在安樂死上是採用立法方式予以規範，但「協助死亡法案」（assisted dying bill)仍躺在國會中，不知何時會通過。根據英國「皇家檢察院」（CPS）的資料，2009年4月到2024年3月，共有187案涉及協助自殺，其中127案不被受理，36起案件在向警方報案後直接就不受理，而只有4個案件包括鼓勵及協助自殺被起訴。看來「求死不得」的情況在法律上越來越可能被允許，也許用不着搞到憲法解釋的層次去解決。

是不是有關生命權的「生死關頭」，透過法律立法或修法就能解決呢？不是像廢死者所標榜的死刑犯的判死，是那麼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