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人大重陽李珊珊：二十屆三中全會吹響新一輪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號角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鄭青亭 北京報道

日前，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圓滿完成各項議程後勝利閉幕。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緊扣中國式現代化這一主題，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全面部署，總共提出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進一步闡釋了中國主張和中國方案，向世界傳遞了中國理念和中國聲音。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於升級爬坡的關鍵時期，面臨‘三期疊加’和外部干擾的多重挑戰。在此背景下，這次全會是一次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會議。全會通過一系列重大決策和部署，吹響了中國新一輪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號角，爲中國未來的發展指明瞭方向。這不僅關係到未來5-10年中國自身的發展前景，也將對全球經濟和政治格局產生重要影響。”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李珊珊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

她指出，二十屆三中全會聚焦於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經濟體制改革和國家治理體系改革，涉及財稅體制改革、金融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以及創新驅動發展等多個方面，旨在提升經濟活力和競爭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些內容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闢中國式現代化廣闊前景的堅強決心，向國際社會釋放了堅定不移高舉改革開放旗幟的強烈信號。

“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頗受關注

全會提出的“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尤其受到市場的關注。

全會提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必須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要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

李珊珊認爲，第18條專門闡述“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決定》提到的多數要點，如完善中央銀行制度、五篇大文章、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納入監管和風險早期糾正硬約束制度等，沿襲了近年來金融改革、建設“金融強國”的重點推進方向。

她指出，《決定》首次提出“制定金融法”，雖然之前金融領域已經有不少細分領域的法律，如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金融穩定法，但更爲基礎性、體系化的“金融法”的概念還是首次提出。金融領域的法治化建設是金融監管和管理體系現代化的根基，而完備的金融法律體系是金融法治化建設的必由之路。

此外，《決定》還明確提出“推進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體系建設，強化開放條件下金融安全機制”。覆蓋面廣泛的跨境支付體系具有國際公共品屬性，順暢的跨境支付體系是保障現代國際經濟金融體系運行的命脈。在大國博弈持續升級的背景下，構建平行於美元主導體系的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體系是維護全球和中國經濟金融安全的必要之舉。

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

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擴大利用外資作出了重要部署。

7月19日，中央財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農辦主任韓文秀在中共中央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在擴大對外開放和吸引外資方面，中國將不斷完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願同廣大外資企業分享中國發展新質生產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蘊藏的巨大機遇，樂見外資企業同中國經濟共同成長。”

李珊珊表示，制度型開放不僅限於市場的開放和貿易自由化，還涉及通過優化和完善經濟、法律、制度建設、規則制定和治理能力等方面的體制和機制，強調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構建更加開放、透明、高效的制度體系，促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在此基礎上，還要針對現有國際規則的不足進行完善，提升國際規則制定的話語權。

“相對於具體的對外開放政策，制度型開放能夠形成更加可預期、可持續的制度保障，爲國際企業和人才、國際機構和金融資本帶來更加穩定的預期。”李珊珊說，“在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擡頭的背景下，中國推行制度型開放不僅有助於形成對外開放與內部改革的相互促進，推動自身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也將助力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經濟的穩定增長。”

李珊珊指出，近年來，中國在推進制度型開放方面採取了多項措施，包括法律法規的完善、自貿區的擴展、金融市場的開放以及跨境電商政策等方面，極大地提升了中國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201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正式實施，取代了之前的三部外商投資法律，加強了對外商投資的保護；逐年縮減了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全國版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從2017年的93項降到2022年的31項。截至2023年，中國已經在全國範圍內設立了22個自貿區，並不斷出臺支持措施，推動自貿區成爲制度創新高地，自貿區對外貿易額佔全國的比重也呈現上升趨勢。推動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建設，截至2023年，中國已設立了105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推動了國際貿易便利化。

“中國進一步放寬外資金融機構准入限制，擴大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國際金融機構的進入帶來了先進的金融服務和經營理念。中國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規則的制定和金融治理，借鑑了國際先進的金融監管、治理經驗，提升國內金融市場的競爭力，促進金融市場的穩定，推動經濟結構優化、科技創新。”李珊珊說道。

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

《決定》還提出，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中國企業“出海”有望迎來全新的發展機遇。

今年是共建“一帶一路”第二個黃金十年的起步之年。7月18日，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就共建“一帶一路”回答相關提問時表示，10多年來，中國與各方攜手，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成爲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合作平臺，願推動共建“一帶一路”朝着更高質量、更高水平發展。

林劍介紹，10多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成果亮點頻頻，不僅讓沿線國家人享其行、物暢其流，也爲當地民衆帶來看得見、摸得着的獲得感和幸福感。中國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去年，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貨物貿易額達19.5萬億元，增長2.8%，佔進出口總額比重達46.6%，規模和佔比均爲倡議提出以來的最高水平。

李珊珊表示，10多年來，“一帶一路”倡議爲中國企業“走出去”創造了許多重要機遇：

一是參與基礎設施建設。“一帶一路”倡議重點推動共建國家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包括鐵路、公路、港口、電力設施等項目。中國企業在這些大型工程項目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技術優勢。

二是金融合作。金融合作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支撐。“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中，許多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的轉型期，存在巨大的融資缺口。中國金融機構通過爲共建國家提供金融服務，擴展了發展版圖。

三是開拓國際市場。許多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對工業化和城市化有着巨大的需求，中國企業利用這些機遇，將產品和服務推廣到國際市場。

四是技術升級與創新。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倡議中不僅是資金和資源的輸出者，更是技術和創新的傳播者。中國企業可以將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帶到共建國家，推動當地的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同時也在更廣闊的國際市場中鍛鍊自我，促進了自身的技術創新和國際競爭力的提升。

在李珊珊看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第一個十年，對外投資以國有大型企業和大型政策銀行、開發性銀行爲主。近年來，共建“一帶一路”更加綠色，更加市場化，拓展了發展空間，提升了可持續性。

李珊珊指出，格里菲斯大學亞洲研究所（Griffith Asia Institute）2024年2月發佈的《2023年中國“一帶一路”倡議（BRI）投資報告》顯示，2023年中國通過金融投資和合同合作與共建“一帶一路”149 個國家初步共達成交易價值924億美元，同比大幅增長18%，而當年全球對新興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大幅下降。不僅如此，平均投資規模也再次回升，從 2020年的3.54億美元增至2023年的7.72 億美元，僅次於2018年的單筆規模。

此外，李珊珊表示，投資主體和投資方向均呈現多元化趨勢。“從投資主體看，對外投資的主要參與者不僅包括中國國有企業，還包括民營企業，其中投資領域以民營企業爲主，建設合同領域以國有企業爲主。從投資方向看，一個重要的增長點是技術領域，特別是電池、汽車零部件、電動汽車製造以及電信等領域，更爲多元化和前沿的投資方向提升了未來資金融通的可持續性和發展潛能。”